市政厅|造乡⑦怎样营造好一个村子?看乡建者孙君的工作笔记

王睿

2015-02-06 21: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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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椅村,位于湖南沅水上游,雪峰山南麓,是一个侗、苗、汉混居的古村落。
       要解决城乡发展的困境,回顾“乡土中国”的真实脉络,以及华夏农耕文明绵延四五千年的持续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摆脱城乡二元观、汇通和重塑传统文化,是不少人对此达成的一项共识。面对乡村凋敝现状,从这一认识中,也同样生出多元的“乡村建设模式”。
       NGO组织“北京绿十字”的负责人孙君,就是诸多探索者中的一员。与城市的规划设计不同,长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孙君有着自己的一套乡建办法,也有常年记录的习惯。他的乡建日记,非常生动地记载了一个乡村项目开展的全过程。孙君强调人缘、地缘,强调保护、再生,他认为,乡村的规划更像古人所说的“营造”,是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最近,孙君的团队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宛如一把高高的太师椅”的村庄进行调研。该村名叫高椅村,位于湖南沅水上游,雪峰山南麓,是一个侗、苗、汉混居的古村落。目前共有农户618户,人口2413人,其中常住人口1800人,以侗族杨姓人为最大姓氏。村落以五通庙为中心,呈梅花状分成5个群落,至今仍保存着明清时期连续500年修建的古民居104栋。“穿越500年静候”的高椅村,让孙君和他的团队深感意义重大。
       一个积淀深厚的古村落,究竟如何保护?不妨随着孙君的日记,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方式。
初见高椅村
       “高椅村只来过一次,负责与我对接的是会同县委常委、副县长,姓兰,性别女。兰副县长第一次与我通话时就说过,她有点私心,因为她是高椅村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儿时的记忆,她不但希望我们能帮助她,也帮助会同县。”
       “我笑了,并没有答应,因为我听说此项目点,离长沙约五个小时车程,坐飞机到长沙再到莲江,我一听感觉不适,对此项目信心不大。”
       这是乡村建设工作者孙君第一次去过高椅村后,在日记中写下的第一段话。他是北京绿十字的负责人,也是中国乡建院的合伙人,做乡村建设工作十余年,经年的摸索,让他和团队终于完成了几个相当成功的村庄再生项目。这两年,慕名而来的县长、乡长、村长也越来越多。
       “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基本是碎片化的乡建,这些碎片化的工作状态目前越来越严重,尤其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部门资源分散,专家与学科分离,缺少协作精神的专家与学者,让中国乡村建设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心。我们在思考碎片化的乡建,我们希望开始着手构建百年的乡村系统性建设。”在日记中,孙君并不掩饰自己一直实践与思考的方向。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每次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乡村,孙君都怀着忐忑。这种忐忑对他来说,有时更像与村庄谈恋爱,碰“缘分”。比如高椅村,他第一次去,完全是碍于朋友的情面。
       不过,来到高椅村之后,他发现:“村远离县城,坐北向南,杨姓为主,以侗族为主。村前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河的上面有一条船,船边有一条连接两岸的绳索,当地人叫泼泼船,在泼船的地方是村民码头,这里曾经是通往洪江省(小南京)的重要通道。全村两千人,村内90%是传统的百年建筑,因为交通不便保留下来,后来路通了,又因为贫困还是建不了房子,再往后又因评上中国传统村落,又不许拆建,就这样,这个村经历九死一生,与我们相遇。建筑基本是属于川西建筑与皖南建筑的结合体,建筑一层基本保持川西建筑与侗族山寨风格的结合,尤其是烤火与熏肉空间要比中原地方更为讲究,有唐宋遗风,今天在日本与韩国仍然能感觉到。建筑以木料为主,属于农耕之家,不是富家也不是大官,这些我们从木结构的工艺水平能够判断。这些隐士在建筑时,吸取了多种风格,建造手段也是灵活多变,村中的建筑多样,水系复杂,规划严谨,户户联通,官(盐)道、街道、水道划分明确。”
       “村民感觉是习武为主,这应该是可能的,因为在村的后面有一条马路,就是马走的道,以驮麻、盐、侗油为主。高椅村应该是重要陆路与水运的中转站,现在村内还有一户在厨房藏有水缸,用来听取马帮的距离,驮的货物,速度多块。过去的官中,文武双全的官员最为重用。这个村高寿的人很普遍,我们在村内转悠,就遇到一位103岁的老太太在纳鞋底,眼不瞎、耳不聋、手不颤,这样的人很多。村的文化味道也很浓,在一个村民家看到一个录取通知书,有部分字还能看出‘苦读诗书勤有益,千人头上显高节。世间万物皆下品,天下贤义诗书明’。我们来到村码头,看到村中一块黑板,经常村民出上联,求下联。村民爱下一种运子棋,没见过。村内有中医,村中很难得的是保留着不少原种蔬菜,这很有价值。见一块砖,砖上留下了洪武十五字样,也就是说这栋房子至今有近500年,类似这样的房子,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这么一个五百年的古村,规模如此之大的侗村建筑群竟没有被破坏,不易。”
       也许是这500年的相遇,还有朋友团队的共同价值观、县委领导的支持,让孙君感到缘分,“是缘就不能放过,放过就是罪过。”他在日记中写道。
双向工作法
       凭着经年乡村建设经验,孙君意识到:“做好高椅村项目,有三个层面要下功夫,这是乡村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村组、乡镇、县委县政府,其中还包含一个执行(政府)团队。这三个层面表面与规划与建设无关,实际上是规划与古村落保护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在中国,要想做好高椅村项目,要学会‘双向工作法’。一向是自上而下,就是从县委县政府入手,这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工作模式。另一向是从村干部向上做,这叫自下而上。再普通的事,只要村干部不用心,什么事也做不好。而在上与下之间,还要找到联系人,这个人上能接县委领导,下能握住村干部,在高椅这个人就是兰副县长。乡村建设只要能把握好这三道关,就基本能做好。
       孙君说,承上启下的人要有一个共同的性格,“他们对困境从不说不!只说想办法,敢于对领导说不!有较好的人文情怀,有一定的江湖风范,更加重要的就是对我们的理念坚定的认同,这就是我们项目为何能成功的关键所在。”
       于是在第二次进驻高椅村调查时,了解投资方、县委、乡镇、村组的真正想法,就成为主要任务。对于投资方的支持,孙君说:“乡村项目一直是动态的,变化莫测,我也没想过他们能下决心投资——毕竟是商业,只有我做好了,他们才会下决心。”
       对于和村组、乡镇、县委的沟通,孙君的记录可谓详细:
       村组:下午与村书记、族长和村干部交流。交流时,特意把村干部打散,感觉是无意识的,村干部坐在我们对面,我与族长(也是村老书记)紧挨着,这种坐法能很好的与村长们融在一起,去掉对峙与对立的心态。与村干部交流,千万不要安排像谈判一样的坐阵。
       这种座谈更多的是双向交流,像谈恋爱,互相找感觉,要绝对地听话听音。中国农民说话极为含蓄,话又不多,在这种场合下,声音很小,这时候还要看村干部的自信心,回答问题的肯定性,这些都是乡村工作中望闻听切的主要手段。
       高椅村本身是完整的,村落的老房、祠堂、老街、码头等基本保持完整。这种完整性本身就非常稀罕,我们能感觉到村干部从1996年开始对古村的保护、村落民俗文化的坚持着实不易。
       乡镇:高椅村项目的执行团队自然落到高椅镇,镇代表县委县政府,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关键是政府就在高椅村,中心小学也在这里,这对高椅村发展来说特别有利。再说兰副县长是高椅村的人,村主任又在镇政府做过领导,这些都成为执行力中的重要元素。对执行团队的人来说,主要是执行力。另一点就是能专心工作,这次约有14项工作交给兰副县长。执行团队的任务是执行,在半年内不需要有思想,半年之后专家与执行团队各占一半思想,一年之后是执行团队有思想我们没有思想,这就是我们工作团队的技巧。目标是当我们离开高椅村之后,会同县真正留下了一个有思想的执行团队,为未来更多的“高椅村”做好复制与推广的准备。
       县委县政府:他们与我们的理念高度一致,这是项目合作的前提,县委与县政府的决心就是我们的决心,也是衡量项目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又取决于各局办工作的热情与认真态度。对财政条件较差的会同县来说,一定要做点(高椅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并谨慎使用农民补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推动正能量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性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
       1.还权于村两委,这是解决高椅村问题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项目团队所有人都有可能离开高椅村,可是村干部永远都离不开,即使他们不做村干部,他们依然是村民,是高椅村的人。
       2.建立村民共同体,走集体致富的道路。这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目标,是高椅村能否保护下来并发展好的手段,不能有只发展少数农家乐的观点,那就会失去绝大多数的民心,是做不好事的。
       高椅村不谈旅游只谈生活。对一个村来说,一谈旅游,就是为游客服务,忽略了为村民服务。今天,中国凡是古村落做旅游的,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都是对农民与文化的伤害,这些是我们要接受的教训,也体现我们做高椅村的价值。
       3.大规划小切口。高椅村古村太大,级别很高,所以再多的钱投下去,也只是一个水花,只能做大规划中的新村,高端乡村客栈,古村保护还原有品质的隐居生活。大规划是指,二到三年之后,每天有五千人,高椅村会成为周边(怀化地区)的核心文化区,也会成为会同县的新经济增加点,这一点应该是可行的。由小带大,由点带面,只要项目做得有价值,市与省自然会有项目资金支持。这是政府做事的特点。
       4.资源整合是新农村建设的大问题。各局委各自为阵,规划各做各局委的,建设风格是各想各的,这就给县这个层面提出了建设与资源整合的要求,这些要求指出了高椅村项目的方法与目标,只要这个层面清晰了,高椅村项目就有希望了。
       孙君说:“乡建的重点,是在乡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建上做文章。乡愁不是在愁上做文章,而要在乡中找情感。乡就是村,乡就是农田、民居、菜园、养猪,就是充满人情味的乡土社会。我们团队做了一些古村落,我感觉依然做的是毛皮,没有做到血脉之中。做的是保护建筑之形,而没有深入到村庄之神。今天的中国古村古镇,之所以要保护,就是房中无人,村中无人。美丽乡村要做的事,就是让年轻人回村,只要他们回家了,人就可以养房,村中就有生机。这次我想做一个中国古村落发展与保护的示范村。”
拆解组合法
       在和政府与投资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项目还需要切实落地。孙君说,一个好项目的核心是“势”,“势”分为民意、政府所为、市场所需和我们的理想与责任。这四项能合成,能统一就是“势”。自己做的工作就是把各种“势”理清楚,形成合力。项目要落地,靠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细节上精深照顾,全局上才能纲举目张。
       由此,孙君为高椅村规划提出了“耕读人家”的设计方案。根据多年的乡村建设经验,他结合高椅的实际情况,计划从房、水、旅、种、村、治等几个方面分别着手修复和调整。
       房:高椅村目前在外貌上修的越少越好,只是局部整理,违规乱建的小棚小屋,影响通道,火灾时会燃烧邻居的,要坚决拆除。维修时对百年以上的建筑坚决修旧如旧,重点改善内部的实用性,对百年以下已有60年的建筑进行适光、外观采光、通风、美观、排水、防虫防鼠、卫生间与厨房修改的适当改造,主要是满足服务的功能,其次是住宅的作用。对近几十年建筑的房子,在住户自愿的情况下动大手术,以强调与整村环境的适宜性,在现代中靠近传统,更多的是改造成具有文化气息的建筑。
       水:水风之意,就是让生活空间能享受风的清凉又回避风的侵袭,水是能凭水、用水又不要形成水灾,这就是水风之意。由北向南,依山傍水,田人合一,这些意思主要是体现一个村庄水系,2009年一场大水彻底破坏了村庄水系,高椅村修复水系,增加治水活水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旅:我比较反对把村庄定位于旅游,一直坚持村庄就应该是村庄,旅游的过度一定会影响村庄的发展,高椅村依然如此,坚持以本村人的常态生活为主,旅游只做辅助产业,我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不然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到村里时,就再没有机会补救规划上的不足。规划不仅是做眼前,更关注的是未来。
       旅的定位有两种,一种是以农耕为主体,旅作为农耕文化的经营范畴,这是我们的目的。二是旅为主体,农耕文化附属旅游,这就本末倒置,坚决不可取,我们不宜取第二种。
       旅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提升农民生活的舒适度,今天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与城市人相比相差太大,凭什么农民就不能把劳逸做的更好呢?农民有自家的有机原种菜地,有自家的鸡与猪,有独立的空间,还有左邻右舍,有塘有河,有谱有祠,有田有山(林),只要能把室内室外环境略加整理,农村就是一种贵族的生活空间,做到这一点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了。
       原种:这可能是高椅村重要的经济卖点,今天的人讲养身,市场讲有机,旅游讲究生态与健康,未来的原种农业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奢侈品。高椅因为环境偏远,交通不便,农民大多数还用的是40多年前的种子,是可以留种子的原种,这些原种在今天看来一般般,只是人们还没有了解其价值所在。如果原种可以做成一个出彩的项目,它将成为高椅村品质与古农法的重要亮点。
       村:高椅村是我见过保护最完整的,并依然有活力的村,这个村无需规划,只要微调,不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希望未来的高椅村分三个部分,一是原始村落的保存与发展;二是新村的建设与升级;三是选择一个(30户—50户)做中高档旅游,这三个部分目标就是通过发展来保护高椅村,通过外部力量与内部自治相结合,完善村内资金互助,改善学校与养老环境,用外部的企业与市场力助推乡村复兴,再次凝聚高椅村与企业的互助互利,建立一个以村庄为主体(主权)的发展与建设的高椅村。
       自治:高椅村基本保持了传统农耕文明下的乡村自治,保持了以道德为标准、法制为底线的传统村落,村民家中家谱、小土地庙、堂龛、祖坟等形式基本完善。村干部原来是镇上领导,后来回到村里做村书记,在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加上高椅村又与镇在同一地,村民对村里的要求,政府的规划,还是有一些在意。村因为是历史文化名村,村内的旅游,已有了一个框架,村口有售票处,有导游,有村庄交通路线图,村庄每年还有近百万集体收入,这在中国传统村落中是绝对少有的,这一切也正说明,这个村的乡村自治形式是存在的,很难得。村为主体(主权),不能因企业(投资)与政府的介入,削弱或取代村两委的作用,而应凭借企业与政府的助力,还权于村两委,助推村民自治,让乡村更具有生命力,也具有市场性。
 寻找未来中国乡建之路
       孙君说,“乡村建设中,最聪明的做法是把我们想法变成村干部的想法;最笨的做法是我们做村干部与基层干部的事情。我们不是施工队,我们不是做生意,我们也不是政府,那我们这些专家与学者要什么呢?这点很多人弄着弄着就找不到方向。我想,我们要的是未来中国乡建发展之路,要的是建立中国本土的乡建教学体系,要的是建立一套开启民智,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乡建方法,最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讨论让原居民能保护起来,让农民成为项目的最大受益群体的方法,让村庄真正成为村民和外出打工者心中的家。”
       中国的乡建之路,在孙君看来,还远远没有形成体系。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总结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他认为,尊重是合作成功的第一步。“今天中国建设美丽乡村,我认为不利因素除了政府在管理与制度上有不足之外,更多的是专家与学者不适应乡村,不了解农村,不知道如何与乡村的人情世故打交道。有这种情绪就会产生疑虑,不易说到一起去。要先与村、乡、镇、县的干部成为兄弟,再来批判与引导,这就没有问题。”
       第二,孙君认为施工队很重要,这关系到规划的落实:“落实规划是三分设计七分做,要做好项目,就需要好的施工队。这一点我们条件还不错,我有自己的御用施工专家。这些施工队平日要关心他们,尊重他们,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我在设计时,总是留30%空间给乡村建造师,这部分是他们成长的空间。现在我已经留了60%的空间给他们。我一直以为,他们只要认真,建出来的就是农民要的房子。他们不会建欧式建筑,也不会建现代建筑,更不用担心他们建奇形怪状的房子,他们一出手就是本土建筑。我与他们合作,一方面要让甲方或政府尽量不要拖欠施工队的工钱;另一方面,要让他们学会看图,学会与专家沟通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能与施工队有半厘钱的关系。做不到这种境界,就不可能有好作品。这些年我做的项目之所以有一些成功,就是因为我有几支听话又能负责的施工队。”
       第三,孙君关注从政府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做事是全局视角,比专家与学者更宏观;政府更关注民意和基础性建设,专家与学者更关注微观与细节,善于发现问题。但实际上政府要的是在诸多问题的状态下,如何理出头绪,如何找到最佳切入口,找到政府、农民与市场三方的共同利益点。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大多数项目我们出方案与想法,政府安排本地施工与专业设计单位与我们对接,他们根据我们的设计做施工图,我们再改,这样就是真正的落地性项目。这样当地技术人员会进步很大,能学到东西,项目组离开,当地能留下一批真正的专家。规划也是这样,打破常规,一边实施一边规划,我们只出设计方案。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评审与规划。建设与建筑是两个概念,建筑是技术层面的硬件,建设是乡村系统性的软件。应该先做观念与思想,之后才能做好硬件。今天很多人把建筑当成建设,这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总结起来,很多乡村建设工作者,都把回归和重塑传统文化作为己任。而有关“乡土中国”及其价值、命运的论争,既绕不开古今中西的联系,也离不了上下内外的纠葛。
       农业耕作者和土地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互动关系。相比之下,现代的城市和工业文明则并非如此。在关于乡土传统的论争中,也隐含着“官治”与“民治”的区别。前者导向乡土社会的“国家化”,强调以“公民教育”来治疗乡民之“愚”,后者则主张“乡土化”和“地方化”,往前再推,还可导向“民本化”,正视和珍惜藏于乡土和民间的文化财富。
       而在实际的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正像孙君所说,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土地的缘分待开启,其团队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的成功,或许正能说明乡土重建所适应的方式和方法——做到上下沟通,尊重当地已经形成的天地人和。如果不合,那就去理顺,理顺了,势就有了,千万不能用人为的所谓科学的“规划”去破坏村落和谐。
       孙君在乡建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文化才是根本,要把握、发掘和培养每个村庄的文化,绝不是一个项目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智慧,需要在地人的共同营造,也需要古村落一样代代传承的幸运。
       (作者系乡建研究实践者)
责任编辑:王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乡村建设,绿十字,高椅村,古村落,旅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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