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造乡⑦怎样营造好一个村子？看乡建者孙君的工作笔记

        要解决城乡发展的困境，回顾“乡土中国”的真实脉络，以及华夏农耕文明绵延四五千年的持续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摆脱城乡二元观、汇通和重塑传统文化，是不少人对此达成的一项共识。面对乡村凋敝现状，从这一认识中，也同样生出多元的“乡村建设模式”。

        NGO组织“北京绿十字”的负责人孙君，就是诸多探索者中的一员。与城市的规划设计不同，长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孙君有着自己的一套乡建办法，也有常年记录的习惯。他的乡建日记，非常生动地记载了一个乡村项目开展的全过程。孙君强调人缘、地缘，强调保护、再生，他认为，乡村的规划更像古人所说的“营造”，是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最近，孙君的团队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宛如一把高高的太师椅”的村庄进行调研。该村名叫高椅村，位于湖南沅水上游，雪峰山南麓，是一个侗、苗、汉混居的古村落。目前共有农户618户，人口2413人，其中常住人口1800人，以侗族杨姓人为最大姓氏。村落以五通庙为中心，呈梅花状分成5个群落，至今仍保存着明清时期连续500年修建的古民居104栋。“穿越500年静候”的高椅村，让孙君和他的团队深感意义重大。

        一个积淀深厚的古村落，究竟如何保护？不妨随着孙君的日记，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方式。

初见高椅村

        “高椅村只来过一次，负责与我对接的是会同县委常委、副县长，姓兰，性别女。兰副县长第一次与我通话时就说过，她有点私心，因为她是高椅村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儿时的记忆，她不但希望我们能帮助她，也帮助会同县。”

        “我笑了，并没有答应，因为我听说此项目点，离长沙约五个小时车程，坐飞机到长沙再到莲江，我一听感觉不适，对此项目信心不大。”

        这是乡村建设工作者孙君第一次去过高椅村后，在日记中写下的第一段话。他是北京绿十字的负责人，也是中国乡建院的合伙人，做乡村建设工作十余年，经年的摸索，让他和团队终于完成了几个相当成功的村庄再生项目。这两年，慕名而来的县长、乡长、村长也越来越多。

        “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基本是碎片化的乡建，这些碎片化的工作状态目前越来越严重，尤其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部门资源分散，专家与学科分离，缺少协作精神的专家与学者，让中国乡村建设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心。我们在思考碎片化的乡建，我们希望开始着手构建百年的乡村系统性建设。”在日记中，孙君并不掩饰自己一直实践与思考的方向。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每次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乡村，孙君都怀着忐忑。这种忐忑对他来说，有时更像与村庄谈恋爱，碰“缘分”。比如高椅村，他第一次去，完全是碍于朋友的情面。

        不过，来到高椅村之后，他发现：“村远离县城，坐北向南，杨姓为主，以侗族为主。村前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河的上面有一条船，船边有一条连接两岸的绳索，当地人叫泼泼船，在泼船的地方是村民码头，这里曾经是通往洪江省（小南京）的重要通道。全村两千人，村内90%是传统的百年建筑，因为交通不便保留下来，后来路通了，又因为贫困还是建不了房子，再往后又因评上中国传统村落，又不许拆建，就这样，这个村经历九死一生，与我们相遇。建筑基本是属于川西建筑与皖南建筑的结合体，建筑一层基本保持川西建筑与侗族山寨风格的结合，尤其是烤火与熏肉空间要比中原地方更为讲究，有唐宋遗风，今天在日本与韩国仍然能感觉到。建筑以木料为主，属于农耕之家，不是富家也不是大官，这些我们从木结构的工艺水平能够判断。这些隐士在建筑时，吸取了多种风格，建造手段也是灵活多变，村中的建筑多样，水系复杂，规划严谨，户户联通，官（盐）道、街道、水道划分明确。”

        “村民感觉是习武为主，这应该是可能的，因为在村的后面有一条马路，就是马走的道，以驮麻、盐、侗油为主。高椅村应该是重要陆路与水运的中转站，现在村内还有一户在厨房藏有水缸，用来听取马帮的距离，驮的货物，速度多块。过去的官中，文武双全的官员最为重用。这个村高寿的人很普遍，我们在村内转悠，就遇到一位103岁的老太太在纳鞋底，眼不瞎、耳不聋、手不颤，这样的人很多。村的文化味道也很浓，在一个村民家看到一个录取通知书，有部分字还能看出‘苦读诗书勤有益，千人头上显高节。世间万物皆下品，天下贤义诗书明’。我们来到村码头，看到村中一块黑板，经常村民出上联，求下联。村民爱下一种运子棋，没见过。村内有中医，村中很难得的是保留着不少原种蔬菜，这很有价值。见一块砖，砖上留下了洪武十五字样，也就是说这栋房子至今有近500年，类似这样的房子，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这么一个五百年的古村，规模如此之大的侗村建筑群竟没有被破坏，不易。”

        也许是这500年的相遇，还有朋友团队的共同价值观、县委领导的支持，让孙君感到缘分，“是缘就不能放过，放过就是罪过。”他在日记中写道。

双向工作法

        凭着经年乡村建设经验，孙君意识到：“做好高椅村项目，有三个层面要下功夫，这是乡村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村组、乡镇、县委县政府，其中还包含一个执行(政府)团队。这三个层面表面与规划与建设无关，实际上是规划与古村落保护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在中国，要想做好高椅村项目，要学会‘双向工作法’。一向是自上而下，就是从县委县政府入手，这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工作模式。另一向是从村干部向上做，这叫自下而上。再普通的事，只要村干部不用心，什么事也做不好。而在上与下之间，还要找到联系人，这个人上能接县委领导，下能握住村干部，在高椅这个人就是兰副县长。乡村建设只要能把握好这三道关，就基本能做好。”

        孙君说，承上启下的人要有一个共同的性格，“他们对困境从不说不！只说想办法，敢于对领导说不！有较好的人文情怀，有一定的江湖风范，更加重要的就是对我们的理念坚定的认同，这就是我们项目为何能成功的关键所在。”

        于是在第二次进驻高椅村调查时，了解投资方、县委、乡镇、村组的真正想法，就成为主要任务。对于投资方的支持，孙君说：“乡村项目一直是动态的，变化莫测，我也没想过他们能下决心投资——毕竟是商业，只有我做好了，他们才会下决心。”

        对于和村组、乡镇、县委的沟通，孙君的记录可谓详细：

        村组：下午与村书记、族长和村干部交流。交流时，特意把村干部打散，感觉是无意识的，村干部坐在我们对面，我与族长（也是村老书记）紧挨着，这种坐法能很好的与村长们融在一起，去掉对峙与对立的心态。与村干部交流，千万不要安排像谈判一样的坐阵。

        这种座谈更多的是双向交流，像谈恋爱，互相找感觉，要绝对地听话听音。中国农民说话极为含蓄，话又不多，在这种场合下，声音很小，这时候还要看村干部的自信心，回答问题的肯定性，这些都是乡村工作中望闻听切的主要手段。

        高椅村本身是完整的，村落的老房、祠堂、老街、码头等基本保持完整。这种完整性本身就非常稀罕，我们能感觉到村干部从1996年开始对古村的保护、村落民俗文化的坚持着实不易。

        乡镇：高椅村项目的执行团队自然落到高椅镇，镇代表县委县政府，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关键是政府就在高椅村，中心小学也在这里，这对高椅村发展来说特别有利。再说兰副县长是高椅村的人，村主任又在镇政府做过领导，这些都成为执行力中的重要元素。对执行团队的人来说，主要是执行力。另一点就是能专心工作，这次约有14项工作交给兰副县长。执行团队的任务是执行，在半年内不需要有思想，半年之后专家与执行团队各占一半思想，一年之后是执行团队有思想我们没有思想，这就是我们工作团队的技巧。目标是当我们离开高椅村之后，会同县真正留下了一个有思想的执行团队，为未来更多的“高椅村”做好复制与推广的准备。

        县委县政府：他们与我们的理念高度一致，这是项目合作的前提，县委与县政府的决心就是我们的决心，也是衡量项目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又取决于各局办工作的热情与认真态度。对财政条件较差的会同县来说，一定要做点(高椅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并谨慎使用农民补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推动正能量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性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

        1.还权于村两委，这是解决高椅村问题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项目团队所有人都有可能离开高椅村，可是村干部永远都离不开，即使他们不做村干部，他们依然是村民，是高椅村的人。

        2.建立村民共同体，走集体致富的道路。这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目标，是高椅村能否保护下来并发展好的手段，不能有只发展少数农家乐的观点，那就会失去绝大多数的民心，是做不好事的。

        高椅村不谈旅游只谈生活。对一个村来说，一谈旅游，就是为游客服务，忽略了为村民服务。今天，中国凡是古村落做旅游的，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都是对农民与文化的伤害，这些是我们要接受的教训，也体现我们做高椅村的价值。

        3.大规划小切口。高椅村古村太大，级别很高，所以再多的钱投下去，也只是一个水花，只能做大规划中的新村，高端乡村客栈，古村保护还原有品质的隐居生活。大规划是指，二到三年之后，每天有五千人，高椅村会成为周边（怀化地区）的核心文化区，也会成为会同县的新经济增加点，这一点应该是可行的。由小带大，由点带面，只要项目做得有价值，市与省自然会有项目资金支持。这是政府做事的特点。

        4.资源整合是新农村建设的大问题。各局委各自为阵，规划各做各局委的，建设风格是各想各的，这就给县这个层面提出了建设与资源整合的要求，这些要求指出了高椅村项目的方法与目标，只要这个层面清晰了，高椅村项目就有希望了。

        孙君说：“乡建的重点，是在乡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建上做文章。乡愁不是在愁上做文章，而要在乡中找情感。乡就是村，乡就是农田、民居、菜园、养猪，就是充满人情味的乡土社会。我们团队做了一些古村落，我感觉依然做的是毛皮，没有做到血脉之中。做的是保护建筑之形，而没有深入到村庄之神。今天的中国古村古镇，之所以要保护，就是房中无人，村中无人。美丽乡村要做的事，就是让年轻人回村，只要他们回家了，人就可以养房，村中就有生机。这次我想做一个中国古村落发展与保护的示范村。”

拆解组合法

        在和政府与投资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项目还需要切实落地。孙君说，一个好项目的核心是“势”，“势”分为民意、政府所为、市场所需和我们的理想与责任。这四项能合成，能统一就是“势”。自己做的工作就是把各种“势”理清楚，形成合力。项目要落地，靠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细节上精深照顾，全局上才能纲举目张。

        由此，孙君为高椅村规划提出了“耕读人家”的设计方案。根据多年的乡村建设经验，他结合高椅的实际情况，计划从房、水、旅、种、村、治等几个方面分别着手修复和调整。

        房：高椅村目前在外貌上修的越少越好，只是局部整理，违规乱建的小棚小屋，影响通道，火灾时会燃烧邻居的，要坚决拆除。维修时对百年以上的建筑坚决修旧如旧，重点改善内部的实用性，对百年以下已有60年的建筑进行适光、外观采光、通风、美观、排水、防虫防鼠、卫生间与厨房修改的适当改造，主要是满足服务的功能，其次是住宅的作用。对近几十年建筑的房子，在住户自愿的情况下动大手术，以强调与整村环境的适宜性，在现代中靠近传统，更多的是改造成具有文化气息的建筑。

        水：水风之意，就是让生活空间能享受风的清凉又回避风的侵袭，水是能凭水、用水又不要形成水灾，这就是水风之意。由北向南，依山傍水，田人合一，这些意思主要是体现一个村庄水系，2009年一场大水彻底破坏了村庄水系，高椅村修复水系，增加治水活水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旅：我比较反对把村庄定位于旅游，一直坚持村庄就应该是村庄，旅游的过度一定会影响村庄的发展，高椅村依然如此，坚持以本村人的常态生活为主，旅游只做辅助产业，我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不然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到村里时，就再没有机会补救规划上的不足。规划不仅是做眼前，更关注的是未来。

        旅的定位有两种，一种是以农耕为主体，旅作为农耕文化的经营范畴，这是我们的目的。二是旅为主体，农耕文化附属旅游，这就本末倒置，坚决不可取，我们不宜取第二种。

        旅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提升农民生活的舒适度，今天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与城市人相比相差太大，凭什么农民就不能把劳逸做的更好呢？农民有自家的有机原种菜地，有自家的鸡与猪，有独立的空间，还有左邻右舍，有塘有河，有谱有祠，有田有山（林），只要能把室内室外环境略加整理，农村就是一种贵族的生活空间，做到这一点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了。

        原种：这可能是高椅村重要的经济卖点，今天的人讲养身，市场讲有机，旅游讲究生态与健康，未来的原种农业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奢侈品。高椅因为环境偏远，交通不便，农民大多数还用的是40多年前的种子，是可以留种子的原种，这些原种在今天看来一般般，只是人们还没有了解其价值所在。如果原种可以做成一个出彩的项目，它将成为高椅村品质与古农法的重要亮点。

        村：高椅村是我见过保护最完整的，并依然有活力的村，这个村无需规划，只要微调，不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希望未来的高椅村分三个部分，一是原始村落的保存与发展；二是新村的建设与升级；三是选择一个（30户—50户）做中高档旅游，这三个部分目标就是通过发展来保护高椅村，通过外部力量与内部自治相结合，完善村内资金互助，改善学校与养老环境，用外部的企业与市场力助推乡村复兴，再次凝聚高椅村与企业的互助互利，建立一个以村庄为主体（主权）的发展与建设的高椅村。

        自治：高椅村基本保持了传统农耕文明下的乡村自治，保持了以道德为标准、法制为底线的传统村落，村民家中家谱、小土地庙、堂龛、祖坟等形式基本完善。村干部原来是镇上领导，后来回到村里做村书记，在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加上高椅村又与镇在同一地，村民对村里的要求，政府的规划，还是有一些在意。村因为是历史文化名村，村内的旅游，已有了一个框架，村口有售票处，有导游，有村庄交通路线图，村庄每年还有近百万集体收入，这在中国传统村落中是绝对少有的，这一切也正说明，这个村的乡村自治形式是存在的，很难得。村为主体（主权），不能因企业（投资）与政府的介入，削弱或取代村两委的作用，而应凭借企业与政府的助力，还权于村两委，助推村民自治，让乡村更具有生命力，也具有市场性。

 寻找未来中国乡建之路

        孙君说，“乡村建设中，最聪明的做法是把我们想法变成村干部的想法；最笨的做法是我们做村干部与基层干部的事情。我们不是施工队，我们不是做生意，我们也不是政府，那我们这些专家与学者要什么呢？这点很多人弄着弄着就找不到方向。我想，我们要的是未来中国乡建发展之路，要的是建立中国本土的乡建教学体系，要的是建立一套开启民智，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乡建方法，最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讨论让原居民能保护起来，让农民成为项目的最大受益群体的方法，让村庄真正成为村民和外出打工者心中的家。”

        中国的乡建之路，在孙君看来，还远远没有形成体系。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总结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他认为，尊重是合作成功的第一步。“今天中国建设美丽乡村，我认为不利因素除了政府在管理与制度上有不足之外，更多的是专家与学者不适应乡村，不了解农村，不知道如何与乡村的人情世故打交道。有这种情绪就会产生疑虑，不易说到一起去。要先与村、乡、镇、县的干部成为兄弟，再来批判与引导，这就没有问题。”

        第二，孙君认为施工队很重要，这关系到规划的落实：“落实规划是三分设计七分做，要做好项目，就需要好的施工队。这一点我们条件还不错，我有自己的御用施工专家。这些施工队平日要关心他们，尊重他们，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我在设计时，总是留30%空间给乡村建造师，这部分是他们成长的空间。现在我已经留了60%的空间给他们。我一直以为，他们只要认真，建出来的就是农民要的房子。他们不会建欧式建筑，也不会建现代建筑，更不用担心他们建奇形怪状的房子，他们一出手就是本土建筑。我与他们合作，一方面要让甲方或政府尽量不要拖欠施工队的工钱；另一方面，要让他们学会看图，学会与专家沟通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能与施工队有半厘钱的关系。做不到这种境界，就不可能有好作品。这些年我做的项目之所以有一些成功，就是因为我有几支听话又能负责的施工队。”

        第三，孙君关注从政府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做事是全局视角，比专家与学者更宏观；政府更关注民意和基础性建设，专家与学者更关注微观与细节，善于发现问题。但实际上政府要的是在诸多问题的状态下，如何理出头绪，如何找到最佳切入口，找到政府、农民与市场三方的共同利益点。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大多数项目我们出方案与想法，政府安排本地施工与专业设计单位与我们对接，他们根据我们的设计做施工图，我们再改，这样就是真正的落地性项目。这样当地技术人员会进步很大，能学到东西，项目组离开，当地能留下一批真正的专家。规划也是这样，打破常规，一边实施一边规划，我们只出设计方案。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评审与规划。建设与建筑是两个概念，建筑是技术层面的硬件，建设是乡村系统性的软件。应该先做观念与思想，之后才能做好硬件。今天很多人把建筑当成建设，这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总结起来，很多乡村建设工作者，都把回归和重塑传统文化作为己任。而有关“乡土中国”及其价值、命运的论争，既绕不开古今中西的联系，也离不了上下内外的纠葛。

        农业耕作者和土地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互动关系。相比之下，现代的城市和工业文明则并非如此。在关于乡土传统的论争中，也隐含着“官治”与“民治”的区别。前者导向乡土社会的“国家化”，强调以“公民教育”来治疗乡民之“愚”，后者则主张“乡土化”和“地方化”，往前再推，还可导向“民本化”，正视和珍惜藏于乡土和民间的文化财富。

        而在实际的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正像孙君所说，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土地的缘分待开启，其团队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的成功，或许正能说明乡土重建所适应的方式和方法——做到上下沟通，尊重当地已经形成的天地人和。如果不合，那就去理顺，理顺了，势就有了，千万不能用人为的所谓科学的“规划”去破坏村落和谐。

        孙君在乡建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文化才是根本，要把握、发掘和培养每个村庄的文化，绝不是一个项目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智慧，需要在地人的共同营造，也需要古村落一样代代传承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