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财政部长：在上海避难的八年经历，决定了我的从政之路

        “坐落在长江的支流黄浦江边的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人生课堂’。这所学校把我教育成了一个乐观的愤世嫉俗者。”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曾这样说道，他曾是在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之一。

        2月7日下午3时许，一位鹤发老人来到位于虹口区长阳路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姓名墙前，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指着一行小字说，“我就在这里”。“这里”刻着13732名于二战期间在上海避难生活的犹太人名单。13732名，这个数字是上海避难犹太人总数的70%。这位老人名叫迈克·布卢门撒尔，是前美国财政部部长。

        1939年至1947年，他同家人在虹口区舟山路59号度过了8年的时光。在近七十年后，他重新回到这片他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地方，同中国的朋友讲述过往的记忆。

战火中的城市是一所“社会学校”

        1926年，布卢门撒尔出生于德国北部城市奥拉宁堡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经营着一家服装店。二战开始后，随着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加剧，13岁的布卢门撒尔不得不在1939年跟随父母和姐姐一同逃离祖国来到上海避难。

        回顾那八年的时光，艰难和快乐都历历在目。布卢门撒尔说起在隔都（犹太区）的日子，很多人居住在一间小屋子里，生活环境非常差。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难当，不仅没有空调，还有蚊蝇到处肆虐。上海的冬天又非常冷，加之没有足够的食物，非常难熬。

        食品卫生是另一大难，蔬菜、牛奶、水果，什么都要小心翼翼。年轻人在这里无所事事，因为找不到工作，常常令怀有抱负的们感到愤怒和不安。

        不过艰辛之外也有欢乐。老人回忆说在犹太人社区，大家会组织小型的足球比赛，偶尔会出门听音乐会、上剧院，附近也有类似图书馆的去处可以借阅图书。长辈总会教年轻人新的知识，同时也保持着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布卢门撒尔就在这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1938年到1941年间，上海总共接纳了近1.8万名为逃离纳粹的屠杀和迫害而从欧洲来沪的犹太难民。

        为什么选择了上海？布卢门撒尔曾被很多人问起这个问题，但是“答案简单地让人沮丧”：我们是在逃命，其他国家都不允许我们入境，所以我们就去了上海。上海当时的名声并不好，甚至堪称骇人听闻，在战争的凌虐下，城市混乱、疾病盛行、失业严重，可是犹太难民依然想尽一切办法只为得到一张来上海的船票，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方。

        布卢门撒尔说，当时从欧洲来上海的有意大利和日本两种船，他和家人搭乘的是后者，历时三十天才抵达。

        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庞大构架中，上海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但却是在这里，让布卢门撒尔赤裸裸地面对人性中恶的力量和善的潜能。

        他曾看到政府蛮横对待普通百姓，上层人士对穷人所处的困境冷漠，无动于衷。他深切地体会到腐败带来的恶果，彼时的上海，无论是警察、政府批件的人员都要收受贿赂，没有钱几乎寸步难行。

        但同样也是在上海，他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互助的力量。他讲起在战争胜利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生活异常艰苦，每天还不时有炸弹在城市爆炸。

        有一天，美军试图空投炸弹毁灭日军在虹口的一座信号站，信号站确实被毁，但同时也伤及了不少中国人和37个犹太人。他仍清晰地记得街区的人们一起合力将伤员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大厅内进行救治，在面对困境时，中国人和犹太人是同进退的。

        布卢门撒尔曾这样说道，“坐落在长江的支流黄浦江边的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人生课堂’。这所学校把我教育成了一个乐观的愤世嫉俗者。”

历史塑造了我的信仰

        现年89岁的布卢门撒尔曾先后出版《看不见的墙：德国人与犹太人的秘密》和《从放逐到华盛顿：二十世纪领导的回忆录》两本书。如果要说在上海避难的八年对他之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那么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大约可以做出一些解释：

        在上海的那些年还塑造了我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一生关心公共事务。我经历过恶劣的、无能的、冷漠的政府，并且深受其害。所以我希望能为此做一些事情，让情况有所改变，我希望能协助制定一些关注最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曾经目睹过的大范围贫困点燃了我对社会科学，有其是经济学的兴趣。也正是这种经历决定了我终生都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这也直接决定了我在美国的职业选择——从政，并选择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巴拉克·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1947年，布卢门撒尔同姐姐离开上海，踏上了移民美国的旅程。他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后者任教四年后进入商界。上个世纪60年代，布卢门撒尔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1961年，35岁的他被肯尼迪总统委任为负责贸易谈判的国务卿，这一职位一直延续到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1977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

        从政期间，他多次重返中国。1973年他第一次重返上海时，是美国第二个官方代表团的成员，受到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9年作为财政部长访华，与中方达成了互相解冻资产的协议，并作为卡特总统的代表出席美国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有机会同邓小平会谈。

        卸任财长后，布卢门撒尔曾重返商界直至1990年退休，其后他主要致力于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并担任柏林犹太博物馆的馆长。

        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中，这位老人见证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也试图作出改变。

        昨日（2月7日），他接过了犹太难民纪念馆赠予他的在姓名墙上属于他的名字（纪念品），他说要将此行的所见所闻回去告诉他已经94岁的姐姐、当时同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还有自己的孩子，告诉他们今天的上海“蛮好”。

抢救记忆和故事

        像布卢门撒尔这样的亲历者在世的已经很少，他们的口述和回忆是对犹太人在上海这段历史最鲜活的凭证。为此，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近日宣布，将启动提篮桥历史风貌保护区犹太街区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同时开展“犹太难民避难上海故事和史料征集”活动，以期更丰富和完善当年犹太人在上海的独特面貌。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现在纪念馆已经收集到235份经整理编目的史料，包括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第一步将首先申请上海市的档案遗产，随后考虑申请国家级的档案遗产，只有到了国家级层面才有可能申请世界记忆遗产。“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但是现在仍未达到申请世界遗产的程度和水平，还只是一个愿望。能否达到要求、何时能正式启动申遗，我们也还没有确数。”

        记者从虹口区档案馆获悉，235份档案资料已提交市档案馆，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预计评审结果将在今年5月底公布。

        不过除了档案资料将申遗外，为了配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今年也将“升级”：纪念馆一期将结合近年来新收集的史料做全新的陈列；原犹太人聚会地白马咖啡馆将在原址进行复建；另外，“方舟之路”计划将提篮桥区域内具有反战胜利元素的系列景点串联成一条旅游线路，包括布卢门撒尔旧居在内的8初建筑均在列。

        更多的青少年体验活动将在纪念馆内开展，让青年人牢记历史、珍惜和平。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记忆就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在犹太难民纪念馆长34米的姓名墙起点镌刻着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埃利·维瑟尔的一句话，这也许正是我们不懈追寻和牢记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