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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其实是败给了俄罗斯的马?

(英)多米尼克·利芬 文 吴畋 / 王宸 译
2015-02-09 16: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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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今年是滑铁卢战役200周年,作为战胜国的英国,将在2015年一整年举办系列纪念活动。200年前那场具有传奇色彩的大战,已经成为英国人建构大英帝国神话的一部分。

        对于拿破仑与欧洲诸国之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建构历史。有意思的是,对这场欧洲大战的叙述中,关于俄罗斯方面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空白。可笑的是,我们多半从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战争与和平》去了解那段历史,可那跟历史的距离相差多远呢?

        刚刚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被认为是历史版的《战争与和平》,关于拿破仑怎样被击败,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历史。

        本文为《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一书的序言(有删节),作者多米尼克·利芬说,写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超越俄罗斯民族神话,回到1812~1814年俄国战争的现实。此外,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是一场全球的而非单纯欧洲范围内的斗争。(注:本文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所有国家的历史书写中都存在基于国别的偏见        

        俄国战胜拿破仑是欧洲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过程充满了波折。不光在1812年,就连在18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况都依然极不确定,大部分优势看起来似乎还在拿破仑一边。那些年里皇帝的个人生活是一连串关于傲慢自大和报应天罚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各具吸引力、令整段历史生气勃勃的人物,读史时极易令人移情于此。

        这个故事中还包括了两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会战——莱比锡会战和博罗季诺会战——和其他无数令后世战争史学家沉迷其中的华彩篇章,它同时提供了许多关于当时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信息,从俄国视角来看,整个故事也具备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幸福的结局。拿破仑的第一个大军团于1812年在俄国境内被摧毁,第二个于1813年在德意志战场上被击败。在这场欧洲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战局里,俄军一路把法军从莫斯科追到巴黎,并于1814年3月31日率领取得胜利的联军攻入敌国首都。

        但我是个老派的历史学者,喜欢讲述真实的故事,或者至少在所获得的证据允许的前提下进行诚实、博采众家且一丝不苟的研究,以期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许多年前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在西欧和北美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实际上同史实相去甚远。一遍遍听到不真实的故事在耳边重复可把我惹恼了,因此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用一种对我来说更加可信的方式来解释:为何俄国会击败拿破仑,它又是怎样将其击败的?

        在英、法、美等国出版的书籍中,1812~1814年发生过的种种通常被扭曲了,这并不令人吃惊。关于拿破仑时代的畅销书大多需要遵循一套固定模式,比如说在英国,讲述纳尔逊和特拉004法尔加海战,或者威灵顿和滑铁卢之战的著作简直汗牛充栋,它们是英雄主义的叙事,也是不列颠国家认同的象征。关于拿破仑和他麾下大军的描述对英国人来说也自有其魅力——在操法语的公众中亦是如此。不管怎么说,绝大部分作者并没有阅读多种文字或者横跨多个国家查阅档案资料的能力,他们希望通过专家的研究成果来获取信息。然而在探讨俄国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时,此类研究成果和专家并不存在。没有西方教授曾经写过与俄国为击败拿破仑而做出的战争努力相关的专著,如果想让一所英国大学把你拒之门外(美国那边就更不必提了),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说你希望研究的是战争、外交和君王们的历史。
拿破仑画像

        所有国家的历史书写中都存在基于国别的偏见,在记述战争时更是如此。通常来说,战争是宏大民族主义神话的最好源泉。拿破仑战争发生时恰值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黎明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许多潜藏于近代民族主义后的理念第一次被表达出来。不久之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城市、大量有读写能力的民众和现代社会的其他全部层面,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兴盛。试700举一例,传统说法中英国人把滑铁卢之战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普军在此战中的决定性贡献很晚才在英文著作里得到承认。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现象就丝毫不令人吃惊了:普鲁士人在记述1813年战局时把俄国的影响撇到一边,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则因拿破仑和他麾下军队的业绩而自豪,没有在敌方的记载、外国历史学家的叙述上花多少心思。

        各国历史学家对拿破仑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关注得都很不够,这个领域是后勤学,换句话说就是怎么装备和养活军队。在互相敌对的那些军队和社会中,军需官都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努力也几乎没有赢得历史学家的注意,这相当不幸,因为他们的角色通常至关重要。拿破仑在1812年毁掉了他的军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后勤方面的失败。与此相反,在俄国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中,一个关键性的胜利就是1813~1814年成功地为俄罗斯国境之外的50多万大军提供食物和补给。在当时只有两座城市人口多于50万的欧洲大陆上如何做到这一点,是此书中很关键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同七年战争(1756~1763)的对比正中问题要害,在七年战争中,后勤供给削弱了俄军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

俄国为战争做出的努力中,最伟大的是马匹  

        就许多方面而言,1812~1814年俄国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中,最伟大的英雄不是某个人,而是马匹。

        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当时欧陆上发生的所有战争中,这一点都没错。马匹实现了如今坦克、卡车、飞机和摩托化炮兵的功能,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具备突击、追击、侦查、运输和移动火力等特点的武器。在俄国击败拿破仑的过程中,马匹是至关重要的——或许甚至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俄军轻骑兵拥有的巨大优势在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这支大军得不到食物和休整,从而摧毁了它。拿破仑在1812年不仅损失了他麾下几乎所有的士兵,事实上也失去了他入侵俄罗斯时带着的所有马匹。1813年里他可以也确实补充了兵力,但征集新的马匹被证明是一项难度大得多、最终也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缺乏骑兵,拿破仑无法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因此同意了致命的、长达008两个月的夏季休战,这对他最后的失败影响深远。联军于1814年发起的最后攻势拿下了巴黎、推翻了拿破仑,而这一结果也是由俄军轻骑兵截获了写有皇帝全盘部署、表明首都城防脆弱的法军机密急件导致的。对长达两年的战事而言,这是个很合适的结局,俄军轻骑兵从一开始就占据优势,1812年9月以后更是彻底掌握了支配权。然而这种支配权并不是上帝或自然的赐予。

        历史学家需要研究俄国的马匹产业,以及1812~1814年它是怎样被政府动员起来的。俄国人如何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管理、维持和补充他们的骑兵团,对这一点的把握同样重要,这也是此书中的关键部分之一。

        自然而然地,人们通常对战场上士兵们的英雄事迹很感兴趣,却不太关注士兵们是怎么被喂饱的,他们又怎样保持马匹的健康,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更是如此。和其他大国一样,俄罗斯也是如此,她从拿破仑时代中发掘出了若干民族国家神话。沙皇治下关于1812年战局的官方神话是,俄国人民团结在君主周围,在贵族的领导下毁灭了踏上神圣国土的入侵者。这个俄国神话多多少少比它的普鲁士——德意志同类更接近史实,那一神话宣称,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出“致我的人民”的呼吁后,普鲁士全境都于1813年拿起了武器,准备为解放德意志而战。

俄国能击败拿破仑是因为关键岗位上安排了有能力的人?

        俄国之所以能够击败拿破仑,一个完全正确的原因是,许多有能力的年轻军官在战争中被提拔到了他们能够胜任的关键岗位上。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和约翰·冯·迪比奇28岁、米哈伊尔·沃龙佐夫30岁就都成了中将。他们只是冰山一角。

        卡尔·冯·内塞尔罗德伯爵于1808年接掌俄国在巴黎的情报活动时年仅28岁。后来他在1813~1814年里担任亚历山大的首席外交顾问。年长一代的将领们甚至通常也并不是太老: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在战争结束时只有38岁。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人掌握了俄国的军队和政府。

        德米特里·布图尔林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撰写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历史时十分谨慎,不去冒犯这些政要。在英国也有相应的例子,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之战后又活了将近40年,而且有机会将他对那场战役的个人看法变得几乎等同于权威。

        在继承了关于1812年战局的神话,使其成为苏联爱国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后,共产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些想法变得铁板钉钉。关于俄国战争努力的史实必须被惊人地歪曲,以同斯大林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相适应。亚历山大一世需要被边缘化、被贬低,这场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也被扭曲了;库图佐夫被抬升到了与拿破仑持平甚至更高的水准,而他的贵族出身和在宫廷中的人际关系[和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的人际关系一样]都必须被忽略;民众对拿破仑抵抗的意义必须被夸大,对地主和政府官员的偶然抗拒被莫名其妙地解释成一场既反国内暴政,又反法国人的“人民战争”中的建设性要素。

        这类官方标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俄国学者对拿破仑时代的研究遭受重创,同时也在许多老一代普通俄国人对1812~1814年战争的认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然而,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早已幸运地从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斯大林主义神话中逃了出去。

“托尔斯泰式的”对战争的解释贬低了俄国军队的作用        

        虽然做了不少粗糙的扭曲,但苏联时代对拿破仑战争的官方解释在很多方面上依然是托尔斯泰精神的延续,考虑到他对俄国(及别国)对俄罗斯在拿破仑时代所扮演角色认知的影响,他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19世纪神话制造者。托尔斯泰把天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描述成了团结起来捍卫国土。他把库图佐夫描绘成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智慧的化身,让他和所谓“职业军事专家”的愚蠢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托尔斯泰看来,后者指的是德意志人和书呆子。

        无论如何,他的历史概念里都没有给富有技巧的领导,乃至用理性态度来引导历史事件的尝试留出多少空间。与此相反,他歌颂普通俄国人的道德力量、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

        或许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把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结尾定在1812年12月,那时候战争才打了一半,最大的挑战还没有降临。那条从1812年12月的维尔纳(Vilna)通到1814年3月的巴黎漫长艰辛但最终大获成功的道路在他的书中没有位置,就和它在苏联爱国主义教条、当代俄罗斯民众记忆中被彻底忽略了一样。在俄国每出版一本关于1813~1814年的书,同时出版的关于1812年的书可能就有100多本。在最近一次撰写既贴近大众又富有学术价值的1812~1814年整体历史的尝试中,那本著作用490页的篇幅阐述了1812年里发生的事件,在描述接下来两年里更漫长也更复杂的战局时,却只用了50页。

        在俄国人中流行的或者说“托尔斯泰式的”对战争的解释同外国记录相当搭调,这类说法贬低了俄国军队和政府在战胜拿破仑的过程里发挥的作用。拿破仑本人更倾向于归咎地形、气候和运气:它们免除了他对这场惨败的责任。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在这个算式中加入拿破仑的误算和失误,可是他们中不少人乐于赞同托尔斯泰的隐含结论,即俄国领导层对重大事件没有多少控制力,而俄国的“战略”是即兴发挥和意外事件的混合。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俄国人对1813~1814年那段历史缺乏兴趣,把这一领域留给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他们很乐意在讲述那几年的历史时忽略俄国的作用。

拿破仑从俄国撤退,作者Victor Adam。

回到1812~1814年

        俄国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自己国土上、为保卫莫斯科而战、由名叫库图佐夫的统帅指挥的战争,此举的缘由当然不难理解。对在德意志和法国境内进行、由名叫维特根施泰因和巴克莱·德·托利的将领指挥,为保卫真实存在但有点形而上的、扎根于欧洲权力平衡观念的俄国国家安全概念而战的诸多战局保持着同样的热情就要困难得多。

当这场战争的100周年纪念于1912年到来时,人们对此兴趣高涨,结果也涌现了不少新书。然而那时俄国恰好处在战争前夕,正要与1813年的盟友霍亨佐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手,这明显不是庆祝俄德团结的最好时机。

        1813~1814年里,俄军中最杰出的两位参谋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卡尔·冯·托尔和转为俄军效力的普鲁士参谋之子约翰·冯·迪比奇。联军中运作最成功的一个军团中——布吕歇尔元帅的所谓西里西亚(Silesia)军团——几乎2/3的士兵事实上是俄国人,但布吕歇尔手下两个俄国军的指挥官却是亚历山大·德·朗热隆和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尼古拉·鲁缅采夫和亚历山大·库拉金在那时都被边缘化了,而且在亚历山大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中,根本找不到民族学意义上的俄国人。与此同时,皇帝本人甚至给了不少俄国人这样的感受,他认为俄国发展迟缓并且与他的理想不相称,并且愿意以欧洲安全的名义牺牲俄罗斯的利益,借此为他自己在主导着潮流的欧洲赢得掌声。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作为帝国的俄罗斯和作为国家、民族的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1814年时,英国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都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民族国家。在拿破仑战争中生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神话正好同这一实际状况和企图相称。而1814年时的俄罗斯是一个处于王朝治下的实行贵族政治的多民族的帝国。它的核心是俄罗斯国土、人民和贵族,但这些并没有建构起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只要由王朝统治的帝国存在,就不可能彻底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帝国赢得了1812~1814年的战争,但是后来活在俄国人记忆中的神话都首先是同民族国家有关的。这就是从拿破仑战争中生发出来的俄罗斯民族神话大大低估了1812~1814年俄国成就——这一点独一无二,而且同德、法、英等国的情况完全相反——的最重要理由。        

        此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超越俄罗斯民族神话,回到1812~1814年俄国战争的现实。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阐述俄国如何克服又为何得以克服那些年里拿破仑造成的巨大挑战。除此之外,尚有质疑拿破仑时代俄罗斯民族神话各个方面的其他理由。

在欧洲创建任何形式的帝国都要比在海外困难得多

        在当代西方世界对拿破仑时代的理解中,俄国是最宽阔的一道鸿沟,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填平这道鸿沟。可是,一种对俄国势力与政策的更有见地的、更加现实的理解也足以改变对拿破仑时代的整体看法。这一时期的俄国没有英国那么强大,它的全球影响要弱得多。

        然而与奥地利或普鲁士不同,俄国的利益与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大陆。对相当一部分地位显要的统治精英来说,拿破仑战争就某种程度而言只是令人分心之事,不过是余兴节目而已。在他们看来,俄国的主要利益在于向南边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地区扩张。这些人很少将法国本身看成是俄国主要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敌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相信,拿破仑帝国不过是因特殊情形和拿破仑的天才而生的、转瞬即逝的现象。

        这个群体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他实际上从1807年底到拿破仑入侵俄国为止一直担任俄国外交大臣。在他眼里,俄国最大的长远挑战来自英国对全球金融、贸易和工业日益增长的控制,以及它对海权的垄断。这种对俄国利益的看法最终被亚历山大一世推翻了。最重要的是,它被强迫俄国政府为了其首要利益与法国开战的拿破仑逐渐破坏了。但是鲁缅采夫的观点在1812年对俄国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也同意他的部分见解。它同样提供了一个观察拿破仑时代某些潜在事实的有趣视角。

        1800~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是一场全球的,而非单纯欧洲范围内的斗争。因为那些年里的绝大部分战斗发生在欧洲境内,这一观点看起来或许有些奇怪。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即便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革命战争相比,拿破仑战争也是一场更加“欧洲式”而不怎么“全球化”的战争。它远不及七年战争或美国独立战争“全球化”,那两场战争中的许多重大战役都发生在西半球和亚洲。

        然而事实上,拿破仑战争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欧洲的原因是,英国正越来越接近与法国争夺全球霸权的百年战争的最终胜利。关于拿破仑战争的最基本事实是,英国的海权把法兰西帝国锁在了欧洲范围内。由于多种原因,在欧洲创建任何形式的帝国都要比在海外困难得多。

        若干俄国观察家都这么认为,正是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巩固了它十分强大的全球帝国,这一帝国既是领土意义上的,又是商业意义上的。从某个角度看来,拿破仑创建欧洲帝国的企图只是为了与不列颠帝国主义相抗衡,避免法国在与英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冲突中战败的富有英雄气概的最后努力。拿破仑的运气相当不好,虽然在1812年之前他看上去非常接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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