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名悲喜剧:民国曾有三位张作霖

胡博、王戡

2015-02-15 11: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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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28日,金门战斗逐渐平息,胡琏因率第12兵团驰援而声名鹊起,甚至被人认为拯救了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而一个多月后的12月9日,又是胡琏率第235师在四川起义。这不是小说家编造的桥段或让人脑洞大开的黑历史,而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因为这两个胡琏——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是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两个胡琏。一位是陕西华县人,抗战时血战罗店、石牌,内战时死守南麻,又在双堆集九死一生,是黄埔四期生中最著名的将军之一,日后官拜上将之尊。另一位是湖南澧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他作为副师长和师长潘清洲一起率部起义后,便在历史洪流中销声匿迹。
       
左:上将胡琏;右:起义的胡琏
       这样的事情虽然稍显猎奇,但在国共两军中都不罕见。
       在1927年广州暴动的史料中,有一封《给朱斌的信——关于广州暴动的情形和脱险经过》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作者署名“陈赓”。信中谈到自己担任红军指挥部的副官,还曾督队击溃李福林部的进攻,在起义失败后侥幸脱险,“一俟稍事休息,仍请选派工作,以便努力党事,奋斗杀敌”,还多次提及“本校”、“非我同学”的字眼。乍一看,作者应该就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陈赓大将,联想到他参加南昌暴动后随军转战到潮汕,进入广州暴动指挥部工作似乎顺理成章。但他能参与1927年中共三大暴动中的其中两次,实属传奇,仔细琢磨,却全然不是一回事。
       写信的陈赓说他“前在二十四师任连长职,二次北伐负伤,伤痊后去广州,四军任赓为该部副官”,叶挺的第24师虽然参加南昌暴动,但这位连长显然在此前已经负伤离开。而据陈赓大将的自传和回忆,南昌暴动时他在贺龙第20军第3师当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几濒于死”,之后“潮汕战挫,历尽艰险潜入上海,伤愈,即参加上海秘密工作”,并未到过广州。
       显然,两次暴动各有一位陈赓。大将陈赓声名赫赫且有自传存世,对分清“两个陈赓”很有帮助。关于广州暴动的著作中,提及副官陈赓时,往往能注明“与陈赓大将同名”。但对其他相对冷门的同名历史人物,就难免闹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西安事变后死难的蒋斌将军便是其中一例。
       
左:大将陈赓;右:陆军蒋斌
       蒋斌是西安事变时“西北剿总”的交通处中将处长,之后在“二二事变”中被东北军少壮派杀害。近年来,随着对西安事变研究的深入,关于蒋斌的生平记叙也多了起来,这些著作往往如此描述他的一生:
       蒋斌,字乃时,福建长乐人,烟台海军学校驾驶班第二届毕业后在海军服务,官至“永绩”舰舰长,因“一直赞同、支持孙中山革命主张……不满受控于混战中的军阀统治”,而由海军转向陆军,考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学习,并在军校毕业后成为张学良的部下,为东北军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这类记载为数众多又绘声绘色,初看并无不妥。但如果细究,特别是梳理学籍和任免记录后,却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蒋斌其实是两个人。一个在烟台海校求学,长期在海军服务;一个在保定军校学习,之后在各派陆军中沉浮。
       由于他俩同名,又同是福建闽侯人,当年就时常被混为一谈。海军的蒋斌曾向海军部提交申请,改名“蒋彬”,但在陆军的蒋斌遇害之后又改了回来。可惜,并没有多少蒋斌传记的作者注意到这位1946年退役后在上海安度晚年的老人。
       两位蒋斌因重名“海陆一体”,还有两位谢彬则因重名变成“文武全才”。其中文人谢彬是湖南衡阳人,曾任中华书局特约编辑、湖南大学教授,编写过《国民政党史》、《中国邮电航空史》、《新疆游记》等书;武夫谢彬是贵州铜仁人,曾任国军第85师师长,围剿红军时作战失利被俘,被日后的开国上将贺炳炎挥刀砍了头。不少纪实文学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文”谢彬的著作列于“武”谢彬名下,以佐证“谢彬是国民党儒将”并借题发挥唏嘘一番,用以填充字数。
       
军人谢彬
重名也能泾渭分明
       有重名者被“合体”的实例,当然少不了反过来的情况。由红军“投敌叛变革命”的杨遇春,在一些工具书上便成为两个人:一位是“历任红军模范少先师师长、红35师师长”的红军指战员,另一位则是担任庐山游击指挥官和交通警察第3旅旅长的国民党将领。
       其实,同名的军政人物,哪怕活跃在同一时期,如果分属阵营完全不同、活动地域距离较远,还是能分得清清楚楚的。
       龙云,贵州锦屏人,曾任红军的团长和师长。1934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负伤被俘,一年后遇害。刘英,江西瑞金人,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和军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42年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牺牲。
       
左:红军刘英;右:国军刘英
       而在国民党阵营中的龙云,自不必多说,云南昭通人,滇军首领。刘英,江西赣县人,官至少将师长。这两位“龙云”和“刘英”都是能够分清楚的。只是不知道国军的龙云和刘英阅览报章,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位于被“枪决”之列,会作何感想。
       同样,当国军的少将整编旅长李达(浙江新昌人)在瓦子街被解放军宣布击毙后,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陕西眉县人,开国上将)看到己方战报后又会有什么想法呢?这件事情,研究哲学的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李达也许可以给他一点开悟吧。
       
左:开国上将李达;中: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右:国军旅长李达
       更有意思的是抗战时期的“胡冠军”,他们一个是沈阳籍的国军少将师长,一个是上海籍的伪军上校团长,重名也就罢了,偏偏彼此防区十分接近,经常发生战斗。两军开打时,经常把部属给弄迷糊,这到底是谁在打谁呢?不仅如此,就连友军也糊涂,这“胡冠军”到底是哪边的?是真有伪军呢,还是胡冠军叛变了?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这两位在此情况下竟然还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直坚持使用原名到最后。
       在北洋政府时代,有三位军官都叫张作霖。其一是雄踞东北后来在皇姑屯被日军阴谋炸死的东北王,其二在鄂军做到少校副官,其三在保定军校做到上尉连长。总算后两位都不出名,要是成功上位的话,不知道日后的文史小清新们会给张学良编排出几个爸爸。
改个名字不稀奇
       两个重名的人碰到一起,在工作、生活上都会很不方便,总有一位需要改名。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的陈沂,原名佘万能,参加中共后一直以笔名“陈毅”行事,真名反而没有几个人知道。抗战中期他到山东担任鲁西日报社社长、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为了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区分开,便将名字改为陈沂,一直用到去世。但陈毅军长本人不以为然,曾对陈沂说:“同名有什么不好?俄国不是有大托尔斯泰、小托尔斯泰吗?咱们就不能有个大陈毅、小陈毅!”“沂”、“毅”虽然字形不同,但发音相近,党内还是有不少人对他俩以“大小陈毅”相称。
       
左:元帅陈毅;右:少将陈沂
       这是因为与自己人重名而改名的,还有因为与敌人重名而改的。开国中将刘昌毅的原名是刘昌义,有一次战斗后审问俘虏时,他问对方指挥官是谁,回答是“刘昌义”,未来的刘中将大怒,“我是刘昌义,他怎么叫刘昌义”,又听说那位刘昌义竟然还当过汉奸,于是怒而改名为刘昌毅以示区别。
       
左:解放军中将刘昌毅;右:国军中将刘昌义
       早在北洋时期,军人重名的现象十分严重,名列官方任免记录的“张得胜”就有十多位,这些“张得胜”们如果没能查到明确的生卒、籍贯、学历,根本分不清彼此。再如广东军官黄金福被政府晋授陆军步兵少校后,直隶军官黄金福也得到同僚接连不断的祝贺,由于两人当时职务官阶都差不多,直隶黄金福自己都将信将疑起来,后来才发现全是误会。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开始建设军队时,就着力改变这一现象。1934年6月颁布《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后,规定现役军人不得重名。如果重名,则由资浅或职低者改名,以此方式来逐步杜绝乌龙现象。著名将领黄百韬、张雪中等人,都是重名之后奉命改名的实例。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名下军队数量庞大,派系庞杂,管理上各行其是,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比如中央军有新编第6军中将军长李涛,晋绥军则有中将高级参谋李涛。中央军第87师有一任师长叫黄炎,但还有一位姓黄名炎者担任独立第6旅旅长。
       
左:军长李涛;右:高参李涛
       张作霖时代的东北陆军第18师名不见经传,但当代人翻阅该师军官名单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里有第74军两任军长王耀武和张灵甫(后者还保留着张钟麟的原名),也有敢于“亮剑”的李云龙,甚至还有“天王”刘德华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笔者当年抄录文献至此,也不禁莞尔。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国民党,黄埔军校,广州暴动,陈赓,陈毅,李达,张作霖,王耀武,张灵甫,刘德华,郭德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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