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文革”时曾倾全家之力连夜抄写《水经注》笔记

陈桥驿

2015-02-12 09: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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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
        【编者按】
       陈桥驿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父陈质夫是清末举人,孙伏园、陈建功都是他的学生。陈家藏书丰富,陈桥驿幼时即从祖父那里听《水经注》的故事,而后几十年专注郦学。“文革”时期,陈桥驿遭受批判,仍心心念念于他的《水经注》研究。
       陈桥驿在《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即讲述了这些故事。在此,编者节选部分文字,聊以纪念。本文原载《书林》1980年第三期,后收入《治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见《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缘起儿时,听祖父讲《水经注》的异闻故事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候,每当夏夜纳凉,最饶有趣味的事,就是听祖父讲故事,讲了一个,再要一个,每晚都纠缠不休。我祖父是个老学究,酷爱孙子,真是有求必应。我不知道他哪里来这么多故事。有许多故事,是我长期不会忘记的。
       例如,他讲到我家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越王勾践杀死了有功劳的大夫文种,把他葬在这座山上,过了一年,那个同样很有功劳而被吴王夫差杀死的伍子胥就来把他带走,一同当了潮神。又如他讲到我家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这座山原来在山东东武县海中,忽然飞到这里,还有好几百家压在山底下呢。
       祖父的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但是每当我纠缠他讲故事之时,我看他总是拿出一叠小本子的书翻阅一回,在我幼稚的脑袋里,至少已经懂得,他所讲的那些娓娓动听的故事,必然与这些小本子有关。因此,在他书房里的许多书本之中,对于这一叠小本子,我从小就怀着一种既尊敬又神秘的感觉。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读一点文言文了,到这时才知道这一叠使我肃然起敬的小本子,原来是一部巾箱本的《水经注》。原来使我十分神秘的,这些书上竟然写了我家附近的故事,到这时才知道,葬着文种的“重山”和从东武县飞来的“怪山”,都不过是其中一篇《渐江水注》中的记载。
       年齿稍长以后,看到了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从《水经注》抄出的诸如“重山”、“怪山”一类的异闻超过四百处,难怪我祖父只要翻动几页,就可以讲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当时我对这类异闻已经不感兴趣,而开始十分喜爱此书中的丰富语言和生动文字。的确,自古以来,记载山川风景的文章车载斗量,但以语言的丰富和文字的生动而论,实在没有超过《水经注》的。
陈桥驿校证的《水经注》
“文革”浩劫:胆大包天,倾全家之力抄录《水经注》笔记
        1966年以前,陈桥驿先生关于《水经注》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几千张卡片和十几本笔记,“文革”中,它们都未能幸免于难。(编者注)
       但在这场几乎断送我们党和国家的浩劫中,我的《水经注》研究也同样不能幸免。我是这场灾难一开始的所谓“横扫一切”中的第一批受害人之一,在那张作为灾难讯号的北京大学大字报披露后不到三天,大量大字报就像毒箭一样地射满了我的全身,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对我研究《水经注》的攻击。我在1964年发表的《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一文中,曾经引用刘继庄称誉此书的“宇宙未有之奇书”一语,这话就成为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罪证。接着就是挂牌、示众、抄家……我的几千张卡片,就在第一次抄家中被全部取走。
       这样闹了两个月,接着来了“大串连”,以后,打击的矛头又转向“走资派”。我除了白天劳动或在牛棚里写“检查”外,晚上可以回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再度振作精神,利用劫后幸存的《水经注》和其他书籍,特别是那十几本多年心血的笔记,每天晚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搞我的《水经注》研究。而且我又发现,我有一部未被抄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其大小刚刚可以套入当时人人必带的那本“红宝书”的塑料封面。一次套入两册,其厚薄也大致相当。我本来是个胆小的人,也不知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居然“胆大包天”,天天随带这种伪装的“红宝书”,在牛棚里阅读起来。尽管当时牛棚中只有系主任和我两个“牛鬼”,监视也不很严,但这毕竟是十分冒险的行动,一旦被察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68年4月“清队”开始以后,形势又陡然紧张起来,我的妻子有鉴于几千张的损失,就设法把十几本笔记转移到萧山,但萧山也同样有林彪和“四人帮”爪牙,同样有那些对学术、文化嫉恶如仇的人。尽管为我们保藏笔记的萧山朋友行动迅速,——发现事情暴露,立刻把它们送回杭州。但萧山的“造反派”随即赶到,于1968年6月30日对我进行了联合“提审”,勒令我交出罪证——《水经注》笔记。由我妻子出面推说放到了乡下为由,总算展限五天。
       这五天之中,我们全家进行了一场冒险的奋斗。白天,我必须出去劳动改造。晚上,全家出动抄录,在用黑布罩住的昏暗灯光下,尽最大努力,通宵达旦地要把几十万字的笔记留下一个底本。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此当然能够胜任。我的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数学的大儿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对于我写的行书,认起来实在相当困难,但是也坚持着边问边抄;我的现在正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天文学的小儿子,当时还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但也自告奋勇地熬着夜在屋前屋后放哨,以防突然袭击。这样,在我于五天后拿着这十几本本子忍痛上交时,总算已经录出了一个潦草不堪的底本。我随即于1968年8月被关进晚上也不得回家的牛棚,我的妻子立即把这本底本送到永康县友人处保藏,直到我于1969年底从牛棚出来以后,这个底本也从永康回到了杭州。虽然条件仍然艰苦,形势也仍然险恶,但我毕竟又可悄悄地读我爱读的《水经注》了。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陈桥驿,《水经注》,文革,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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