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 来信|现代生活冲击下,故乡只是在不断调整姿态

常培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2015-02-24 22:5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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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里是另一位从农村走出的博士,对故乡的观察总结。从乡村到城市,是一个长久被书写的主题,其中的个人体验,其实就是城镇化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之前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不同的是,作者认为自己的故乡虽然和其他乡村一样,存在诸种问题,但其实也在变得更好。他说到更多的,是乡村对知识的矛盾态度,这也与城市里出现的“凤凰男”概念互相映照。作者原文标题为《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本文有删节。
       
       最近网上很热的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描述出了当前部分地域农村生活的一些情境和问题。读过之后,我感觉那里的状况和我的家乡(鲁西南)有些地方近似,但也有不同。文章有些地方很有启发。
       我也试着写写我的回乡观感。我从大学起离乡读书,算起来已有十二年,回家早已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我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得不全面,可能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不过,既然有人写了,我也试着描述下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绝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
       我家在鲁西南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我八岁前在农村生活,也干农活,之后随父母进城做生意。我在县城待了七年后,又搬回村里务农两年,暑期劳作,起五更打黄昏,很是辛苦,也明白庄子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两年后,父母去镇上做生意。11年后,父母再次搬回村里居住,我则从高中读到了博士,目前处于“博士之后”的阶段。
       我在村里、县里、滨海小城、北京、美国读过书,在这些地方都有至少一年的生活体验,但是是否深入,却很难说。因为,个人感觉,八岁离乡后,就从与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社会生活中的漂浮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就是一种漂泊和无根感。对他乡,你想融入,但它的疏离感却总让你觉得隔一层。对故乡,因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也不再有那种亲密感。从鲁迅开始,这就一直是个很重要的写作主题。
       作为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可谓奔波,但我也因此具备“双重视域”:以一个“乡下人”视角看现代城市生活,也以一个“城里人”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而且,就“家庭成分”而言,我爸这边,早前是贫农,根正苗红,高中毕业,当过兵,称赞毛泽东。我妈那边早前是地主,被人欺负,被骂为“地主羔子”,辍学回家,小学不毕业,感恩邓小平。可以说,我家的话语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同样给了我一种双重视角。
       对农村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待正式调研,这里不便多加讨论。仅就当下的观感而言,我觉得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其表现是多方面的,较为突出者是情感问题、养老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情感问题。此问题的多发群体是青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急剧市场化以及有缺陷的城市化,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在钢铁水泥筑成的城市里贩卖自己的体力。我们知道,相对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这带来城市生活的理性化和冷漠。其后果也是双重的:作为理性人,大家谨小慎微,保持有节制的礼貌和距离;同时,有的人却大胆放纵自己,因为只要离开了这里,就没人认识你,没有“口碑”,没有乡亲的指指点点,行为成本降至最低。
       如此,许多青年人在城市开始“新生活”。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然而,他们的性教育普遍不足,很多人未婚先孕,有的甚至未到婚龄。双方父母喜忧参半地有了媳妇或女婿。子女未婚先孕,在传统社会是很不体面的,这在农村尤其明显。现在,大家对这一现象见怪不怪。但是,因为“小年轻”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对彼此个人和家庭了解不足,这种草率结合的感情,稳定性较差,许多家庭婚后不久问题重重,甚至离婚。
       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和匿名化为再次寻找“合适的”配偶提供了可能。我不知是否有人对农村的离婚率做过调查,个人感觉不会比城市低。其原因大概有:
       (1)再次择偶的可能性增多。许多夫妻两地分居。夫妻单方进城务工,一人留守,双方出轨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婚姻的一贯取向是嫁高娶低。女性多愿往城市嫁,男性则多愿找比自己稍弱一点的女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痼弊,所以农村男光棍多,大城市则是剩女多。这也导致婚姻的不稳定,今年听说一个女孩两年内居然结了六次婚。
       (2)婚姻的交易化倾向。如王磊光一文所言,农村男性现在的娶妻成本不比城市少,以我家那边的情况而言,大多要求有房有车,最好城里再有一套房。彩礼金额年年攀升,少则三两万,多则八九万。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辟谣贴,说“彩礼超十万涉嫌违法”是谣言。这样的谣言之所以产生,其现实原因就是农村彩礼过高。女方家庭很多不是本着女儿婚后的幸福提要求,而是觉得养这么大,不要点回报就嫁出去,实在太亏,要捞回来,确有“卖女儿”嫌疑。有的家庭这么做,则是出于攀比心理。
       当然,其中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农村养老问题,即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家庭对养儿防老的担忧和不信任。
       (3)父母子女异地和父母权威的瓦解。传统家庭的稳定在于,父母一方面可以帮儿女料理家务,让儿女专心打拼,另一方面凭个人生活经验,订正儿女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但现代社会,很多父母和子女都是异地,即便同住,进城务工返乡的年轻人也多有“父母什么也不懂”的观念。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传统的以长期经验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短暂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
       城市在物质上已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很大。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养老问题。如上文所言,农村婚姻之所以存在交易化倾向,其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养老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对城市和农村非体制内的人而言,养老问题基本要靠自己和儿女解决。无病无灾,基本都很好,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在大部分农村,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和儿女多少,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古语言,寿则多辱。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
       虽然现在农村已有了一些合作医疗,报销比率也在提高,但对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老人一旦得了重病,若要治疗,不用多久,就会家徒四壁,老人病情也不会有多大好转。老人重病不治疗,不全是儿女不孝,而是老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拒绝治疗。老人对慢性病,更是任其发展。
       养老问题里,容易被忽视的是老人的情感问题,亦即老人生活陪伴问题。有的老人丧妻或丧夫,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很大的缺失,只有从儿女那里获得慰藉。但是,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现在农村的儿女能真正做到体谅父母、感同身受的人很少。
       很多人的养老观念仅停留在让父母吃饱饭、穿暖衣这个层面,有的甚至连这个也做不到。对不孝子女,乡俗的约束力微乎其微,外在的干预力量,如政府的作用,基本无效。孔子说,养父母不只是让他们吃饱饭,还要有一颗恭敬之心。这一点,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
       空巢老人则多是现实原因造成,老人们在家乡,生活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体恤。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发酵。说句题外话,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包括春晚,一直在诉说“温情”二字,我觉得,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哪个有良心的人愿意跟父母两地分开?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地解决,一遍遍铺天盖地说教孝悌,反而让人觉得逆反。
       今年发现的一个有意思也较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习俗的崩解。我家那边,经济在省内相对落后,传统习俗却保持得较好。比如,大年初一要去给长辈磕头拜年,上供供奉四方之神和先祖,天不亮不能往外泼水,平时有好吃的东西先要敬神(俗称愿语),三十贴了花门(春联之类)不能上门讨账之类。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一年一年,这些做法一直在延续。
       但是,现代生活对传统的冲击还是很多。这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在外打工,过年已不再返乡。年轻人睡到很晚还不去给老人拜年,有的城里一套房,家里一套房,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紧张。
       说到底,农村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具体而言,是制度问题。对将现实问题归谬于制度的思维方式,我比较警惕。但仔细分析之后,我发现根结就是制度,当然,这里可讨论的空间很大。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农村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但而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合作社等,大伤元气。这种伤元气,不只是经济层面,还包括伦理层面。分田地,搞阶级斗争,虽然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生产资料问题,但打乱了延续千年的日常生活伦理和情感维系,将传统的乡绅、儒家和风俗维系的人际关系,转移到现代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由人与人的亲情关系转移为人与集体的政治关系。而且,阶级斗争思维导致人与人的不信任,直到现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种因素都仍存在并隐隐发挥作用。
       此外,在我们那个地方,儒释道共同作用下的传统民间信仰,对维持一种良序的生活伦理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正月的初一、十五,上庙烧香祈福是必须的,但经过文革的破四旧,这种信仰发生了很多位移,许多人烧香拜佛多停留在形式化层面,心中并无多大敬畏之心。况且,很多人不信什么神佛。如此,为个人生活找到一个最终的伦理旨归和根底,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这导致的伦理后果,就是没有因果报应和前世今生观念的人,在这个现世什么事都敢做。当然,这里有个预设,宗教对个人生活起到了规约作用。
       在经济上,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略有好转。但是,既然土地承包到个人,为何农村经济一直徘徊不前?一些文章谈了很多,但有个重要原因没有谈到,就是农村之前存在多年的税负问题。农业税,换个说法是交公粮和“提留”,有“三提留”、“五统筹”之说,说白了就是“地租”。这种收费形式存在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税费基本是定额的,无论产量是否因气候受影响,都要上交,而且分量不轻。我们那早前有因交公粮而与政府人员发生械斗甚至打死人的情况。
       除了公粮,还有“徭役”。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发生在旧社会。然而,即便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农村挖沟修渠,以及修建大型的水利项目和工程,各家各户也都要出人出力,不然就交钱冲抵。这么做有好处,就是修建了很多水利项目,但这就是变相徭役。直到21世纪初期,农业税才被废除,农村稍微缓口气。但农资的上涨,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都在侵蚀着农村生活。
       前段时间热播的《老农民》,基本上再现了1949年后农村的发展历程。有人说,这部戏仍沿着官方叙事的路数在讲故事,塑造的农民形象过于传统而古板,即爱土地,却夹杂着农民式的狡黠。我觉得,这部戏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若说有问题,其最大问题就是历史化得不够:对很多重要的历史环节轻描淡写,如大饥荒的政策原因、围绕交公粮的抗争等。而是否顺着官方的历史叙事讲故事,并非否定这部戏的关键,因为官方叙事也基本符合史实。我回村后问我妈,这戏她觉得真不?她说,一件件就跟在眼前一样。但是,历史的呈现和历史地分析是不同的,前者是描述,后者是批判。对历史,哪些地方呈现,哪些地方不呈现,会直接影响观众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
       至于说当前,农民是否还热爱土地?可以肯定地说,对土地有感情,但有多爱很难说。上了岁数的老人,无论走到哪,他们都会挂念着土地。年轻人却不一定。其实,大多数农村人确实在想方设法摆脱土地。
       我爸以前常对我说的是,农村人要走出土地不容易,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他们这辈人用尽力气,让我们读书走出来,我们费些心力,在城里落下来,下一辈的孩子就可以坐享其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逻辑。焦波先生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乡村里的中国》,很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农村的一些问题,但也只是一个侧面。
       有朋友问我,农村对知识的态度,简单点说,就是对于读书的态度。这个问题,说起来不太乐观,就我个人而言,也有很多感触。我家两个博士,哥哥目前在大学教书,我在研究所做博后。我俩现在的收入嘛,说起来不理想,可能还比不上打工的月薪。更是远不如在家做生意的妹妹一家。我爸妈常说的就是,若你俩有一个在家,咱家的收入和经济条件都会很不一样。
       可以说,我和大哥读书十多年,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大部分花销,都要靠爸妈做生意赚取。头些年,每年从家里抽取两三万块钱,对父母的小本生意来说,也是不小的冲击,导致爸妈虽然看到商机,却没有投入再生产的足够资金做支持。不过,就经济情况而言,我家算好的,我们读完博士,家里没有亏空,盖了新房,生意也不断好转。
       但对于务农的家庭而言,子女读书的压力极大,大多要靠借债来完成。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很多女孩在初中或高中之后不再读书,男生好一点,但也有人觉得读书无用,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
       爸妈此前对我说,我们哥俩读书,对他们自己而言,就是个名誉,听起来好听,但很辛苦,回报周期很长,而且,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他们有时也会怀疑这么供给我们读书的意义何在,逢年过节难免暗自伤怀。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们读书取得的成绩还是很骄傲的。
       早就有人说,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城里人的游戏,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很残酷的现实。其原因,不只是城乡经济能力差异,还有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视野差异,以及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别造成的教育水平的悬殊。
       城市吸收了最好的资源。在北京,博士会去教高中,硕士会去教小学,本科生基本没有很好的留京机会。但在农村,大多是高中教小学,专科和本科教初高中,农村的孩子必须很用功很勤奋,才能弥补自己一出生就注定的落后状态和人生体验的缺失。这还只是学校教育的差别,不涉及家庭教育的悬殊。
       总体而言,农村人对读书的态度很矛盾,他们一方面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方面,又发现,这条路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的投入基本无法收回成本。而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的宿命论观念,仍然盛行。很多人不明白,在遗传上,就绝大部分人而言,智力上的差异微乎其微,所谓遗传主要是家庭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更是决定个人后天禀赋的主要因素。村里人对读完书最后选择做研究而非当官或经商挣钱,更无法理解。穷读书人回乡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是很高的。
       最后,我想就“凤凰男”问题说几句。我很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污名化了一个群体,体现了一群人的傲慢和无知。这和我个人的农村出身无关。我自己就是乡下人,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身份及相关阅历,尤其对我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资源。
       “凤凰男”之所以成为话题,根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从农村读书出来的男孩子,稍有点良心的,都必然想着反哺家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在城市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恋爱、娶妻、生子、买房、置业等。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压力比城市男青年往往大许多。他们大多数有学历、有才情、有抱负,只是人生的规划和事业还没有逐步展开和实现。但现在很多人婚恋观念很实际,收入多寡、有无房车、有无户口、身高多少等,都会成为征婚寻友的参数。在这样一个情感已经参数化的时代,这些人能在北京、上海留下来,本身是有含金量的。
       之所以有人吐槽“凤凰男”,在于一些姑娘看重这些男生的个人品质,但想摆脱围绕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在农村的亲友。如此,这是个悖论:女孩想要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却又让自己的男人忘恩负义!我时常看到很多人指责农村生活陋习的文章,比如群己不分、喜欢窥探他人隐私、干涉他人生活等。其实呢,说到底,这都是接受了现代生活观念的人,对稍微传统一点的生活方式的责难和拒绝,细想来,农村人所有这些问题,城市人也有,只是农村人彼此熟悉,做起来顾忌就少,城市人彼此不熟悉,所以也不去探查,但相互熟悉的城里人,也会有同样的行为方式。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些吐槽,没啥道理。我看那些吐槽文章,很多都出在”自私”二字上。其中既有男方无原则的责任心泛滥和对自家人的妥协,也有女方的自我、骄横和不体谅。
       符号化地谈论和对待一个群体,是一种笨拙、懒惰甚至野蛮的认知方式。不加限定地将普遍经验特殊化和将特殊经验普遍化,是两种常见的却也很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和误判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凤凰男和城市剩女(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孩),这对痴男怨女,是社会和时代内在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它既有政治经济症结,也是观念的畸变。
       农村早已不是陶渊明描述的世外桃源,其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不是一副凋敝破败的图像,不同地域的农村图景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我绝不愿用“凋敝”二字来形容我的家乡,因为她近些年确实在不断地好起来。近年来,废除了农业税,真正实行了义务教育,创建了合作医疗,老人也有了很少的一点养老补贴,农业补贴也在增多。无论怎样,农民的收入在增长,购买力也确实在增强。他们有宅基地和土地,不用非得在城里置业,也不会最后失去依靠。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如通了公路),翻新房屋、买汽车的家庭也在不断增多。随着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很多人不再外出打工。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故乡只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我这里讲的,是农村受到的冲击,经历的阵痛,并试着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对我这样农村读书走出来,在城里漂泊的时间比在家安定的时间还要多的人来说,早就分不清哪是故乡哪是异乡了。过年回家出了门,认识的也就是族内和近门的人。同辈早已面目生疏,叫不出名字。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
       (作者邮箱:lucky.cpj@163.com)
       
责任编辑:王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城镇化,博士返乡,乡村,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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