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调研回应“博士返乡笔记”：规划没了着落，村民被逼上楼

【编者按】

        近乡情怯，近年情更怯。

        春节期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报道了博士返乡报告引发新一轮的“乡愁”之情。

        随即，对“农村是狼文化，不是羊文化”的吐槽声，为什么农村女性更愿意留在城里，女研究生来信，更多的博士来信，将这一轮乡土情结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

        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题为《“愁乡”里的乡愁》推出整版专题，四位记者带着对“乡愁”这一话题的思考，记述了各自在家乡的所见所思。内容如下：

        一个判断是，现在大家谈到“乡愁”，更像是“愁乡”，为家乡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愁、思索。最为典型的是，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引发关注和一些共鸣，他描绘了农村生活的一些情景和问题。

        一方面，确实很多人回乡，会“愁乡”。如回乡的人们发现，在河北邯郸，当地房子卖不出去，钢铁企业转型带来痛感；在山东安丘，堵车严重，甚至有的熟悉的村落整体消失变成了生态农业园；湖北罗田县，原计划投入巨资的古城项目，进展并不顺利……

        另一方面，“愁乡”其实就是因为乡愁，希望家乡更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都更好，让远方归来的乡人既能重温旧时记忆，又能感知时代进步的正能量。

        还有，“愁乡”其实也是在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所“愁”之“乡”之问题，也与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相对应，也是转型期、阵痛期的注脚。当然，家乡更是在进步，但同一种进步却会带来多重感受。在愁乡中，我们发现属于2014、2015这个时段，这个国家所正经历的东西。

        当然，愁乡不是目的，而是希望它好，这需要很多人“酬乡”（酬国），为家乡和国家好，做出应做之事，是在这个时代的人所应有之担当。

湖北罗田——

期待中的“大别山古城”，等待着落

记者 陈振凯        

        还没看见塆子，妻弟就给岳父和岳母打电话，问到底要走哪条路才能到家。

        岳父岳母给出了两种不同方案。我们选择了走新大桥的那条路，妹夫开车过去发现桥还没修好，路不通，只好折回。

        曾经熟悉的几座山，已被拆成平地，在塆子里生活了近20年、每年过年都回家的几个人，2015年春节返家时竟找不到路了。

        湖北省罗田县，义水河西岸是县城，东岸不远就是岳父家所在的塆子。以前下了公交，走过一段木板桥，上岸即是一座庙，就能看到窄小的山路。现在，木板桥不见了，小山路也没了，眼前是一条很宽很软的黄沙路——拆山拆出的黄沙，还没硬化。

        理想中，义水河西岸代表罗田的过去，东岸代表罗田的未来。因为按计划，东岸要修建一座大别山古城。拆山，是前期工程。

        理想和蓝图总让人向往。当地此前的新闻通稿显示，2013年初，罗田县与北京一家旅游公司达成初步意向，拟在县城东郊凤山镇投资50亿元兴建大别山古城项目，项目于当年11月份正式签约。据说，这家公司，曾开发了彝人古镇、石羊古镇、滦州古城、西河印象等多个古城项目，其中“云南楚雄彝人古镇现已发展至有常驻人口2万多人从事旅游”。

        按照预计，大别山古城将带动6000人就业，头年的游客数200万，带动的产值“最少数十亿”。50亿、6000人、200万、数十亿，这都是惊人的数字——果真能够如此，对“八山一水一田”的国家级贫困县罗田来说，是极大的好事。

        一旦成功，对当地人来说，更是长期利好，更方便就近就业。妻子一个堂妹，和丈夫都在南方打工，儿子两岁了，陪伴他身边的时间却总共不到几个月，过年才能相聚。如果在当地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或者开个农家乐，留守儿童留守婴幼儿将会减少一部分。

        事情却不会一帆风顺。去年9月开始，湖北一些媒体用“搁浅”一词报道这个项目。当事方的用语则是“比原计划有所滞后”“开发周期会更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进展并不顺利。

        春节期间，我见到几个挖掘机，各自孤零零地站在破损的山旁，沿着义水河东岸的道路，满是泥泞和小水坑。当地村民更相信的说法是，因为资金问题和进展问题，政府很棘手。接下来项目能否较好地进展，在乡和回乡的人，都很关心。

        一个大项目，概念和签约阶段考验的是魄力，规划考验的是理念，现在考验的是落实。检索罗田2015版政府工作报告发现，相比2014版，“古城”一词没有再出现。

        腊月三十下午，塆子里的男丁，陆续往东边去。他们要到赵氏公墓上坟，祭奠祖先。往年，祖坟是分散的，现在祖坟已从祖坟山上聚到公墓，为古城挪地方。公墓依旧在山坡上，需要走一段坡路，还没修完。

        拆山，迁祖坟，拆房子，是建古城所带来的。就近工作，更多收入，更好的生活，是对建成古城后的设想。这些设想，现在需要着落。

        一直有变化，罗田和中国一样。这几年，河边陆续在修建公园，很漂亮。看沿河两岸，让人想到这是“大别山版本的水城威尼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极像是在说这里。山好，水也好喝。

        9年前，我第一次到岳父家所在的塆子时，山涧流水清得可以直接饮用，当地人“不珍惜”，摆放几块石头，拿个棒槌直接就洗衣服用了。将罗田的土鸡和板栗带到北京，用北京的水煮，就出不了当地“板栗炖鸡汤”的味道。

        现在，水依旧清，但没有往日清澈。几座熟悉的山，也消失了，以至于回乡人在家门口找不着路。县里很明白，生态好是这里的命脉。而如何将发展好与保护生态结合起来，考验智慧。摆在眼前的，则是动静曾经很大的大别山古城项目，需要着落。      

山东新泰——

没煤可挖，出去创业

记者 尹晓宇        

        大年初六早上，路过梁庄煤矿，几十辆大巴车停在矿区宿舍的门口，路上熙熙攘攘，水泄不通，只有年集的时候才有的样子。一些人站在路边，不停地张望，从大巴车的车牌来看，并不都是本地的车，像是有场远行。

        “矿上的工人们要去山西了。”一位搭车的大哥说。不用太多的解释，我便明白了。舅舅一家也在矿上，虽然不是这家矿，但也是离这里不远的孙村煤矿，都属于新矿集团，这些年由于资源的枯竭，工人们被分流到集团在外省市投资的煤矿上。年前的时候还听舅舅提起过又要抽人去新疆的事情，由于没有那么多的煤可采，一部分人就得被分流到省外的项目上去，开始新的创业。

        这在我的故乡，山东省新泰市已经不是新鲜事。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就经常听到家里的大人谈论煤还能挖多少年，那时候，父亲刚从一家煤矿调到地方，矿上还有些老朋友，后来，那些老朋友便陆陆续续从矿上下岗，即使有些还能开工的矿，由于煤炭的价格影响，发不出薪水也是正常的事情。

        空气中永远飘着煤尘，自我有记忆起，在矿区的姥姥家一直如此。自小被我当做火焰山的煤渣山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煤却越来越少，矿井也打到了一千米以下。我的故乡因煤而兴，煤炭产业曾一度占全市财政收入75%以上。但现在，境内24处煤矿平均开采年限已不足15年。今年底，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要全部关闭，市属15处煤矿中有12处在关闭范围内，届时，当地煤炭产量将锐减一半以上。

        曾经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煤炭行业，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

        走出去是其中的选择，从天山脚下到黄土高原，我的乡亲们背井离乡，离开父母妻儿，四五十岁开始适应另一种生活，同时也把技术带了出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发展非煤炭产业也是煤矿转型的一个支点。

        泰丰矿业集团生产的“HSK刀柄”是模具制作高速切削加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器件，目前国内只有3家企业能生产。目前,泰丰14家所属企业中，彻底转型的已占一半，销售收入占集团总销售额70%以上。

        数据显示，2011年，新泰资源采掘业总产值仍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进一步降到30%，与此相对应的，是2013年全市非煤产业总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70%。作为国务院确定的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新泰市筛选出148家重点企业，组建工业联盟，引进专家资源，促进企业抱团发展。

        非煤矿的传统企业，例如棉纺厂、酒厂等这些老企业也纷纷破产，一些效益不好的工厂，工人们也纷纷出去打工，不单是在国内，非洲、东南亚这些缺少技术的地方，也成就了他们的二次就业。

        初一那天，父亲跟在马来西亚打工的老同事通过网络互相视频拜年，这位叔叔已经在国外三四年的时间，去年还把已经退休的妻子也带出去一并打工，凭技术拿到了近国内5倍的薪水。有余力，有热情，去湖南创业，去吉林创业，去山西再就业，生意越做越好，春节里，父亲的老朋友们谈论着他们的工作，原来单位的不景气却成就了他们的新事业。        

山东安丘——

富起来的新农村，一定要上楼吗？

记者 刘少华        

        想象中，大年初六从老家往北京走，应该是一条越来越拥堵的路。毕竟，起点是从无人知晓的乡村，终点是万众瞩目的首都，又称“首堵”。

        现实中，从家里出来不到两公里就堵了车。一辆雷克萨斯越野车，一辆海马车，一辆起亚车，一辆斯柯达车，挡在我家的车前，一起等着一辆见缝插针的电动三轮车慢悠悠地过去。

        再往前走，还是陆陆续续的堵。夸张的是，车开到潍坊城外，竟然等了两次绿灯才过一个路口。我从副驾驶上往前看，那感觉跟早上十点在北京打车经过三元桥时差不多：反正都看不到头。

        家乡变了，回家跟父母聊，村里人确实有钱了。去年，生姜在地里就卖到2块多一斤，若家里有青壮年劳力，一年种个四五亩不在话下。以前，村里的轿车大都是来探亲的，现在，站在村头上，十万块钱以下的轿车，父亲大部分都能说出他们是哪家的。年前跟父母去赶集，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停车位。

        春节前，邻居家去买了彩灯，挂满了房前的树，夜里看见一树璀璨。去年APEC期间，鸟巢附近的银杏树上也挂满了灯。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想起这两处彩灯，还真是应景。

        回家听说，最近有些地方要彩礼钱，其中一项叫“一动不动”。所谓“一动”，车也；所谓“不动”，房也。车子，村里不缺了；房子，却成了问题。

        我算幸运，还有个村子可以回，能找到从小住的房子，有的人已经没了村子。

        才离家不到五公里，路边的风景忽然不太熟悉。我记忆中，这里应该有个村子，一个高中同学就住附近。可是眼前，挖掘机轰鸣，一个结构很复杂的大棚已经建好，原来的村子外立着一块碑，上书“XX农庄”字样。农庄附近，六七栋新楼已经盖完，但还没有人住。家里人告诉我，这就是拆迁后农民们的新房子。

        村里人知道我在外面做记者，坐到一起时，聊到了新农村建设。

        他们问，现在的政策是要把我们都赶到楼上去吗，那我们就没个院子了，干活的家什放哪呢，柴火放哪呢，猪狗鸡放哪养呢？他们说，没个院子不自在啊，咱不像城里人，从小住楼。

        有人欢喜有人愁。附近镇上，已经有几个村子整体搬迁了，那些或好或坏的传言，早已经过乡下人特有的传递渠道，到了村里人耳中。据说，这种整体搬迁的方式太粗野，而且不易平衡利益，政府正在重新考虑，担心会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不争的事实是，两年前传说周围所有村子马上就要拆迁，如今整个镇上都没了动静。

        过年挨家挨户拜年，种姜大户家里装修的焕然一新，有的据说光装修就花了六七万。从前家门口是牛棚的大伯家，如今修了个车库，刷了雪白的车库门。

        出门遇见一个本家叔，冲我抱怨，老早就想盖房子，现在也不敢盖了。怕的是，盖完没一两年，如果忽然拆村子，十几万的盖房款就打了水漂。村里这两年装修的多，新房子确实少见了。

        跟我同龄的小伙伴，很多已经在附近城市安家。这几年，村里挣钱多，不少人给孩子在安丘或者潍坊买了房子，不管自己愿不愿意上楼，孩子反正是要上楼的。我这年龄的，竟然只能找到一个在村里的，其他人，几乎注定要在外定居。目前看，近到安丘，远到东南亚。

        我当然打心眼里希望村子不会拆迁。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如今推开门，的确还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虽然，山头见低，河流在干涸，快速发展的副作用，投射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村子。但那乡愁，一定不会在拆掉的村子里找得到。

        家乡没有雾霾，晚上到院子里，抬头星光璀璨，小学课本上讲过的“猎户座”“北斗星”清晰可见。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我想，面对乡愁与那必将来临的城镇化，也要平衡好这理想与现实吧。        

河北邯郸——

一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之痛

记者 申孟哲        

        大年初二，乘出租车去舅舅家拜年，从市里“联纺路”的东头走到西头——顾名思义，这条路上，连着有好几家过去的国营棉纺织厂。

        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骑车上下学走这条路。路北，由西向东分别是二厂、三厂、四厂；路西，曾经是一片连绵的砖红色三层筒子楼，那是纺织厂职工的家属区，斜面屋顶，上面错落着小烟囱，每家每户的窗户都由白色花纹勾边。联纺路的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和这片红色的筒子楼相映成辉，成为我最早的工业审美想象。

        而在舅舅的讲述里，上世纪70-90年代时，国营棉厂下班的时候，无数的女工穿着类似的服装，意气风发地走出大门，有的提着篮子和毛巾去澡堂洗澡，有的穿过马路回家做饭，或者跨上自行车，在人群中拨响铃铛——真是一道盛景。

        不停摆弄手机的我抬起头来，窗外一片巨大的瓦砾堆让我吃了一惊：“二厂拆了？！”

        师傅倒是很淡然：“早拆了。三厂、四厂也一样保不住。”而当我转头向路南，发现那片让我在审美中一直怀念的红色筒子楼，有一部分也被拆除了，盖起了30多层的住宅。在周边一片低矮的红色建筑中，灰黑色的新楼像是科幻时代的巨人。

        城市化建设的洪流，真是轰轰烈烈。我想起有一次回邯郸，路上刷的标语横幅，是一位时任市领导喊出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然后的结果，就是如二厂一般的大拆大建。每次回家，总能发现记忆中的路不通了，记忆中的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黄金铺位”“尊享豪宅”的广告。

        那是邯郸房地产的“黄金年代”。在那个时代里，一些邯郸原来城中村的村民成了“拆二代”，一夜之间开上了路虎、保时捷。

        之后的故事，在网络上、微信端口耳相传——“你们知道吗，邯郸的房地产崩盘了？！”

        崩盘到不至于，但资金链断裂，在一些盘上早就出现了。和邯郸房地产“黄金年代”一起的，是一个“全民放贷”的时代。房地产轰轰烈烈的时候，也是资金最紧俏的时候；正因此，月利率达到2%、3%甚至是5%的民间高利贷市场，就引爆了全民放贷的热情。像电影里无处安放的青春一样，老百姓的钱也无处投资，所以就都投给了借贷。

        这些借贷，有的，融合起来成了庞氏骗局；有的，确实投向了地产、矿业等领域，但是随着某一个多米诺骨牌的倒下，资金链一断，所有人的钱都没法拿回来。我身边的同学，就有放了70多万民间借贷拿不回来的，“没办法，干着急”。

        就在我家对面，一个小区，二十多层的结构已经搭起，还没来得及做外观，钱不够了，老板跑路了。去年还有一些交了钱的住户来打着条幅要钱，今年听说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从中斡旋，承诺一部分保底，因此闹事儿的没那么多了。

        这到底是谁的错？是投资房产错了，还是民众太贪婪？

        都有，但都不全是。这座北京以南450公里的城市，身上有河北所有的工业化的痕迹——煤炭，钢铁，纺织，以及，严重的污染。或许是因为区位和思维惯性，国营体制一直是这里人们的首选，除了市内几家大型的零售商场企业，这里几乎没有太大型的拿得出手的市场化企业。

        传统的优势产业在不景气的行情下一路走衰，市场的民营活力还未被彻底激发起来。邯郸的转型困境，或许代表着很大程度上的河北。它面临的老工业区转型任务，和东北差不太多。

        除了大家都看得见的环境问题，市场化主体缺乏的现实，也让本地出去的人才很难选择回家：除了进机关、进银行、进传统产业国企，所学的专业似乎很难派上用场。在外地读完研究生回到家乡的女同学，甚至都很难找到条件相似的对象。

        时代洪流中的城市面貌变化，让人有种田园牧歌式的忧伤。但真正使人“愁乡”的，是每次回乡的片段式一瞥中，这些看到的、听到的问题。

        初六回京，私家车在高速上拥堵。“京津冀一体化”的议题中的河北，依然面临千里雾霾笼罩一般的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