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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香港自由行收紧要小心
最近几十年来,香港的经济自由度领先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香港不设增值税和消费税,所得税和房产税税负亦较低。这使得香港得以维持贸易和金融繁荣,但也造成香港税收来源狭窄,对金融地产依赖日深。自1980年代起,制造业大量从香港移至内地,服务业在香港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奇高,旅游业和商业对就业至关重要。2003年,《内地与港澳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出台,自由行(内地居民以个人旅游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区)开放,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到2014年,通过自由行到香港的内地旅客超过6000万人次,将近开放自由行之前一年数字的十倍。香港零售总额翻了一倍。
凡事都有代价。香港继续扮演着内地资金周转池的角色。资金通过合法的和灰色的渠道流入香港,寻求保值增值,间接推高了香港楼价,加剧了香港经济本来就有的失衡。自由行带来的财富也没有均匀地流向香港各阶层,而繁密的人员往来产生的负面效应和不便,则大多由普通香港市民阶层承受。先是香港的旅游接待能力日趋紧张,商铺租金上涨,改变了原有业态。此后赴港产子渐成风潮,内地产妇和双非婴儿与香港居民竞争卫生医疗和中小学教育资源,激起香港普通民众不满。2008年内地发生毒奶粉事件之后,内地民众对香港奶粉和其他婴幼儿用品的需求激增,内地需求与香港居民的资源竞争延伸至日用品领域。
自由行渐渐从甜美的经济安排,变成苦涩的政治难题。梁振英政府的反应,先是于2012年将双非婴儿配额削减为零,2013年3月起实施奶粉限购令,2014年第一次提出要收紧自由行政策。考虑到近年来的政治气候,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上,频繁发出调整政策的信号,料想香港政府已经与中央政府取得某种共识。自由行的自由度,恐不免打折扣。
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中,强大的新增需求没有推动香港经济繁荣,进而增进居民福利,反而加深了本地居民对市场的不信任,这种现象令人深思。如果香港还信守自由市场的承诺,就需要在经济现象和政治诉求之间划出边界,并运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处理。但香港特区政府的处置,特别是对奶粉问题的处置,究竟出于深思熟虑,还是反应过度?这尚需时间观察,才能定论。我们知道的是,这些政策并未缓解冲突,反而强化和放大了内地与香港的心理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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