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或者说日清战争，在日本也是一个尚未终结的话题

        《蹇蹇录》一书，是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撰后的一部回忆录，陆奥宗光也是《马关条约》的日方签署人之一，是整个战争过程中的重要外交决策者。这部回忆录，基于作者自己的实际经历以及部分外交文书，因而既有现场经历者独有的临场感，也有一定的文献依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

        陆奥宗光（1844-1897），出身藩士家庭，年轻时与伊藤博文等有颇为密切的交往，在推翻幕府和开启明治新时代的过程中，也算是一位风云人物，明治废藩置县以后，曾出任过神奈川县知事，后因参与西乡隆盛的反政府行动，一度入狱，1883年出狱后往欧洲游学，历时三年，由此彻底服膺西洋文明并力图效仿西方列强，1888年出任驻美国兼墨西哥公使，在外交上显出了才华，1890年出任了山县有朋内阁的农商大臣，由此进入权力高层，1892年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时，起用他担任外务大臣，致力于与西方列强修订此前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甲午战争前后整个日本的对外政策。

        无疑，陆奥宗光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并在明治日本的对外扩张中，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倾向，他其实是一个明治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他的这一政治倾向贯穿于整部《蹇蹇录》。甲午战争（日文称之为“日清战争”），即是日本为了建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而策划和发动的一场对外侵略战争。

        《蹇蹇录》最初由外务省印刷，并在1896年刊行，因在当年被认定是包含了不少未予公开的机密，所以此书并未对外公开发行，只是供官厅高层内部阅读，但实际上这一所谓的“秘本”也由各种渠道流向了民间，在坊间流传着各种私下的印本。

        内部刊行了33年之后，岩波书店在1929年1月出版了《伯爵陆奥宗光遗稿》一书，该书收录了《蹇蹇录》的全文，这可看作是《蹇蹇录》的第一次公开出版。我国商务印书馆当年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的书名出版了该书的译本。1962年12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伊舍石先生的译本。

        甲午战争或日清战争，对于日本和中国乃至东亚、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场战争。战争结束不研究，日本就出现了各种相关的出版物，日本的官厅档案机构和学界也有一定的文献整理和研究，诸如《日清海战史》、《日清交战录》、《日清媾和始末》等，比较厚重的著作有1904年至1907年由东京印刷陆续出版的8卷本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争史》（此书在1998年由东京书房出版了复刻本）。这些出版物难免存在着迎合当时的内外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倾向，真正具有公允、客观立场的分析评价并不多见，但还是留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高潮期的1940年，《蹇蹇录》的作者陆奥宗光被抬举为日本近代史上英雄般的人物，由藤森成吉创作的戏剧《陆奥宗光》先后在东京和大阪上演，大获喝彩，在翌年1月的“奉祝纪念艺能祭”上获得最优秀奖。战后随着对战前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陆续出现了不少比较客观公允的研究著作，当然也是各种见解纷呈，偏左翼和偏右翼的观点互现。

        我个人认为在学术上比较扎实、立论比较公允、研究水准比较高的有中塚明的《日清战争的研究》（1968年）、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战争：对其政治和外交的观察》（1970年）、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1973年）等。1924年出生于神户、今年1月刚刚去世的华人作家陈舜臣撰写的上下两卷本的《江河不流：小说日清战争》，虽然不是学术著作，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自1980年代问世以来，长销不衰。

        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2014年，日本也有一些相关的出版物问世，诸如大谷正的《日清战争：近代日本首次对外战争的实像》、原朗的《如何看待日清日俄战争——近代日本与朝鲜半岛·中国》、渡边惣树的《朝鲜开国与日清战争》等。

        事实上，甲午战争或曰日清战争，在日本一直是一个尚未终结的话题。

        战后有一个见解，也许未必是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为一般有良知的日本人所认可的观点，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在明治大幕开启不久，就注定了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必然会达到这一个节点。即，由强烈的国家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明治日本，在它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最终必然会挑起这样的一场对外战争，而中国是日本的锋芒首先要指向的一个所在。

        明治维新伊始，对外扩张的“征韩论”就曾经甚嚣尘上，只是限于当时的国力和新政权的刚刚立足，暂时延缓了这一方针。但不久就有借口保护琉球渔民的出兵台湾（1874年），用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的《江华岛条约》（1876年），以及用武力对琉球王国的吞并（1879年）。就日本的发展逻辑而言，它为了避免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就必须要成为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楷模的现代文明国家，而绝大部分当时的西方强国，都有一个以现代文明为背景的武力崛起的过程，通过武力来拓展和确保其在海外的资源和市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霸权强国。

        因此近代日本的领袖们认识到，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除了汲取西洋工业文明的“殖产兴业”之外，还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两点是明治政府的基本国策。上述的1870年代的几次对外用兵，就是日后大规模对外战争的片断性的前奏曲或曰模拟性试验。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谋算，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幕府末年的吉田松阴，他在1855年4月致其兄长的一封书函中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势东进，使日本遭受了损失，应该将这一损失“转换至容易获取的朝鲜、满洲和支那……，在土地上以朝鲜和满洲来作为补偿。” 1882年和1884年两次发生在汉城的政治事变，一方面使日本明显意识到了中国力量在朝鲜半岛的强大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认识到了日本若要成为一个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势必会与中国在朝鲜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于是政府在推进整个国家和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同时，整饬军备，厉兵秣马，以积聚和培育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与中国一战。

        至1890年代初期，陆军兵力达到了步兵28个联队（联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团，但兵员较中国的团更为充实，一般由三个大队组成）、骑兵7个大队（大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营，但兵员较中国的营更为充实）、野战炮兵7个联队、工兵7个大队、辎重兵7个大队，海军也达到了大舰（如浪速号等）6艘、中舰（如武藏号等）12艘、小舰12艘、水雷炮艇12艘。顺便提及，甲午战争时期日方投入的兵力是陆军7个师团，动员兵力约12万人，海军军舰28艘，五万七千吨，水雷艇4艘。

        1887年，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甲午战争时担任第一军的参谋长）、曾到中国来进行详细调查的陆军大佐小川又次，炮制了一份详尽的由“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三篇组成的《清国征讨策案》，建议当局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这一计划虽然并未立即实施，但由此可知日本策动对华战争的谋划早已萌生。

        1890年12月6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主权线是指一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利益线则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危有密切关系的区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不仅要守御主权线，还必须要保护利益线。” 在早些时候山县有朋就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指出，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也就是说，必须要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当1894年5月朝鲜爆发甲午农民起义（又称为“东学党之乱”）、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拟出兵朝鲜时，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一次向中国全面出手的绝好机会，后来的甲午战争，无疑也是日本蓄意谋划、主动挑起的，在《蹇蹇录》中，陆奥宗光虽然也用了一些外交辞令来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作辩解，但也可清晰地看出，这一战争绝对是日方主动挑起的。

        对于这样一场战争，日本的学界或是舆论是如何看待的呢？自然是各种描述和评价皆有，但它在日本乃至东亚近代史上的意义，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历史学家井上清对此评论说，通过日清战争和《下关条约》，“日本便这样，从一个受欧美诸国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与欧美诸国一起对朝鲜和中国进行压迫的国家。在成了拥有殖民地的帝国的同时，为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领土分割以及资本的剥削开辟了一条大道，甘心充当这样的角色。

        谁能说这是一场将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呢？” 《蹇蹇录》岩波文库本校订者的中塚明这样写道：“日清战争不仅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且是凝聚了明治初年以来的日本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各种动向、并决定了此后日本近代史走向的大事件。” 他明确地将甲午战争定义为专制天皇制下的日本发动的一场对外侵略战争。

        井上清和中塚明都是相对较为左倾的历史学家。在1960-70年代，对甲午战争如此的评价，即便谈不上是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这样的见识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1990年代末以后，对明治日本（1868-1911）的美化，在世纪之交及今天的日本，已成了一般的社会气象或是舆论的主旋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秉持良知的学者，在对日本过往历史的描述中，尽可能保持学理的态度，只是在词语的选择上，已经相当的小心，“侵略”这样的字眼，几乎在书面中消失了。最近岩波书店出版的一套10册本的《系列日本近现代史》，作为文库本的“岩波新书”推出，在纸质出版物销量普遍低迷的今天，几乎每一种都在短短的数年间印行了十余次，其中的《日清∙日俄战争》，有如此的表述：“1895年的帝国日本，明确采用了山县有朋倡导的‘利益线’的主张，拥有了殖民地的台湾和势力范围的朝鲜国，此后的50年里，充满了军事力量的扩大和战争的色彩。” 对于开战前期日本方面的动向，本书的描述在今天的日本学界比较具有代表性，为了一窥今天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这里择其大要译述如下，虽然有些冗长。

        “1894年5月27日或28日送抵的驻韩代理公使杉村睿的密函中报告说，朝鲜政府似拟‘向中国借兵来进行镇压’，并建议说，日本也必须决定是否要出兵，以防万一。

        5月31日，事态出现了急剧的变动。朝鲜决定向中国请求援兵，翌日以领议政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了请求援兵的公文，但未及时送达。

        日本公使馆的反应更加迅捷。当天下午，杉村向本国发出电函说：‘全州昨日为贼军（东学农民军）所占有，袁世凯谓朝鲜政府已向中国请求援兵。’2日收到此电函的伊藤内阁，很轻易地就跨越了向外国派遣军队的障碍。虽然三天前收到的杉村的电报中已报告说全罗道的骚动已经平息，伊藤对电报内容的前后矛盾之处也不加以确认，就在当天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和出兵朝鲜。……

        2日的内阁决议获得了山县有朋的赞同，叫来了参谋总长等两人进行了具体的商议。伊藤立即进宫谒见天皇，禀报了出兵朝鲜、解散国会的决定，获得了天皇的同意。这一天明治天皇向大山岩陆军大臣下达了‘为保护在朝鲜的我国同胞，向该国派遣军队’的敕语。

        如果是保护侨民的话，出兵的规模应该是不大的。但是2日的内阁会议决定派遣包括在参谋总长在内的‘一个混成旅团’。从名义上来说，依据济物浦条约第五条‘日本公使馆配置兵员若干以作护卫’，过去配置的兵员最多为两个中队（共300人）……，而内阁决定的‘混成旅团’，人数上甚至超过了以平时编制两个步兵联队（共3000人）为基础的通常的旅团规模。这是一个由战时编制两个联队（共6000人）再加上一个骑兵炮兵大队、工兵队、辎重兵队、卫生队、野战医院、兵站部组成的总共8035人的‘大兵’，是一个可以进行独立战斗的军事集团。……

        朝鲜政府请求援兵的公文，终于在3日夜里送抵袁世凯处。翌日，袁世凯即向杉村通报了此事。杉村用电文禀报陆奥宗光说，据袁所言，‘中国大约派兵一千五百人’。为对抗‘大约一千五百人’而派出的兵员是8000人的‘大兵’。

        6月5日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战时大本营（参谋本部内）。……直辖于天皇的大本营，只在战时才设置，因此，从这天开始，日本已经正式转入了战时体制。……

        收到请求援兵公文的直隶总督李鸿章，6日决定经海路向全州附近的忠清道牙山派遣北洋陆军步兵2000名、山炮八门的部队，除了25日增派的500人之外，此后都未进行部队的移动和增派。……

        7月23日凌晨两点，由汉城南郊外龙山出发的日军两个大队，切断了汉城电信局的电线，向国王居住的景福宫发动了进攻。”

        以后关于战争的状况，这边就不再译述了。作者对于战前日本的动向描述得非常简明、清晰而冷静，避免使用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但这些描述已经足够充分地表明，日本是处心积虑地在准备并挑起了这场战争。

        不到30岁时就撰写出了学术名著《日中战争史》（1961年初版、1972年增订版、2011年复刻新版，“日中战争”，在日本的一般理解是1937年至1945年间的中日战争）的秦郁彦，虽然后来的立场稍稍有些右转，但在该书序言的开首一段，写得颇为中肯：“日中战争，是明治初年以来日本一贯推行的大陆政策的无法避免的归结点。自日清日俄两场战争至1937年的日中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对外政策的主流，虽然也蕴含围绕实现目的的方法、实现政策的时间点而出现的对立意见（这些对立有时试图阻止这一主流、有时试图改变这一主流），出现了若干的起伏，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扩张这一基本方向，却并无变化。”

        以上引述的，大抵都是比较富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对于甲午战争以及中日关系的论述。近年来虽然也频频出现了一些言辞偏激的出版物，但大抵都缺乏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学术文献的支撑，充斥了一些偏执型的言论，虽不可忽视，但也不必将其视为认真的历史著述。

        2014年夏天和初秋，恰好有机会重游了当年日军在中国的主要登陆点旅顺口和刘公岛。两个甲子之后的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颇为模糊了，但从旅顺口和刘公岛上修建的设施完整的各种纪念馆和凭吊台来看，120年前的那场血风腥雨，依旧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记忆神经上。当然，我们在对这场战争的追忆中，不仅仅只是体味痛楚和屈辱，也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应该从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中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进行一种崭新而深刻的内省，并从中激发出一种积极奋发的正能量，以造福于我们的祖国和世界。(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