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史学家伯纳德·贝林

        在公众印象中，历史作品一直存在着两极现象：学院派的太过严肃，以至于无趣；而非学院人士的作品常常很畅销，通行借古讽今或古为今用的方法，坊间充斥着所谓“影射史学”。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最近，著名美国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出版散文集《有时是艺术：贝林论历史》（Sometimes an Art: Nine Essays on History），其中收录了九篇文章，不少即是抨击学界中不实事求是的“影射史学”，主张“语境中的历史”。

        贝林何许人也？他是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Adams University）讲座教授兼早期美国史詹姆斯·邓肯·菲利普 （James Duncan Philips）讲座教授，他的《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历程》（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Harvard，1974）一书获得了历史著作中的国家图书奖，《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和《渡海西行的人》（Voyagers to the West，1986）两书获得普利策历史图书奖，堪称经典。

        《论历史》书中一篇文章里，贝林引用以赛亚·伯林1940年代末访问哈佛大学时，对美国大学和学生的观察。伯林说，相比牛津剑桥，美国的大学和学生都“因知晓其社会和经济的悲惨情况而痛苦”，在穷人挨饿，而黑人没有基本人权的同时，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学习，比如古希腊史诗这类与现实无关的学科呢？伯林实际上想知道的是，逆境中如何能够产生公正的历史书写。

        贝林说，在伯林之后将近70年，情况越发糟糕了。大学生和历史学家越来越着迷于研究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和白人优越性，学院的历史著作多有对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讨论，以至于公众渴望从这个国家的过去学到点什么的时候，不得不转向那些由非学院人士所写的历史书中，这些作者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参与历史学者间的对话。

        贝林对国家的来源感兴趣。他曾经解释道，殖民时期包含“现在的美国人的根”，并“长期提供的国家自我意识的基本参考点。”而大众关注虽已得到一些重要的认识，然而，那“只不过是对殖民地的起源的不正确认识”。贝林哀叹，如今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不再感兴趣的美国如何走过来的，他们的历史观大部分是支离破碎，他们谴责过去未能更像现在，对过去的“过去性”没有真正的兴趣。

        贝林引用尼采的话，说：“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

        

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

        《党派评论》杂志（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2003年停刊。它曾经是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阵营，在其不算长久的生命中，玛丽·麦卡锡、克莱蒙特·格林伯格、汉娜·阿伦特、索尔·贝娄、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莱斯利·菲德勒以及苏珊·桑塔格都是这本杂志的活跃作者。除了这些人外，《党派评论》还拥有欧洲思想精英的作品或译文，如萨特、加缪、让·热奈、波伏娃、荣格、卡尔·雅斯贝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加上T. S.艾略特、奥威尔、奥登、斯蒂芬·斯彭德等等，可谓明星云集。

        多年来，《党派评论》一直是没有数字化的精英刊物。但去年该刊的守护者最终也让其数字版上线了。最近，它曾经的读者、如今是著名的网络媒体《n+1》的创办者之一的马克·格里夫（Mark Greif）在《高等学院纪事报》上发表长文，讨论其得失，并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

        格里夫说，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文化战争初期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过是“面向公众和受教育读者写作的作家和思想家”。而《党派评论》表现出来的习惯性主动出击，体现出的是那些作者政治立场强硬、文化水平高深、思想论证严谨、与大学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目标对象是更广泛的非学术界读者群。而这都已经成为过去，这本被格里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杂志”成为标志自196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丧失的东西”的典型化身。

        很多人认为，这本左翼杂志批评斯大林主义，可谓不遗余力。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该杂志突然失去方向，不再有焦点了。该杂志“失势”的另一个原因是，该杂志开创的风气，逐渐被《新共和》、《纽约书评》等杂志所承袭，这些杂志稿酬更高，读者群亦更大。正如其编辑莫里斯·迪克斯坦恩所说，该杂志是被自己的成功所杀，因为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已逐渐浸透至更广泛的文化光谱，它自己反而被淹没。

        但格里夫对《党派评论》的没落的揭示更为深刻。他认为怀旧派对《党派评论》的看法是错误的，至少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主要阶段来说。首先是它被去除了激进派色彩，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工具。

        格里夫进而申论，《党派评论》在1937年的政治独立性不过是意味着没有斯大林的革命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党的束缚，其第一代犹太人创立者与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建立其联系，如耶鲁和瓦萨尔学院(Vassar)出身的如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和玛丽·麦卡锡。他们带来了金钱和关系网让这个刊物维持下来。“正是这种混合性的人口学特征造就了该刊的特色：政治激进主义的黄金时 代、美学上的高度现代主义和思想史家最羡慕的傲慢自负。”

        《党派评论》没落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彻底美国化”了，并逐渐认为其远大志向是美国民族主义，美国是权威和世界思想的真正源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就在著名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就指出，《党派评论》已经成为“美国思想界的机关刊物(house organ)”。

        最后，格里夫认为最本质的原因是所谓“思想大学化”，这让公共知识分子脱离了公共生活。他指出，到了1950年代，更民主的思想意味着更少思想家拥有“独立的谋生手段”，意味着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不得不靠教书谋生。欧文·豪 (Irving Howe)成为布兰迪斯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成为哈佛教授，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杜皮(F.W. Dupee)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悉尼·胡克(Sidney Hook)和威廉·巴瑞特(William Barrett )在纽约大学。汉娜·阿伦特在纽约新学院大学，索尔·贝娄的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大学，莱斯利·菲德勒在蒙大拿大学，而贫穷的戴尔莫·施瓦茨 (Delmore Schwartz)则在任何能找到的大学讲授创造性写作课程。甚至《党派评论》的编辑菲利普·拉夫和威廉·菲利普斯也都教书去了。该刊后来得到罗杰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资金支持。

        格里夫说，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新型“公众”，这种大众更聪明、更具怀疑精神和反抗精神，并且更加危险。重新创造公众观念，即平等、优秀和自主的公民并不能单单指靠公共知识分子，它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但是，如果需要有人来揭露令人厌烦的媒体的虚假公众文化和“宏大观点”的真面目——愚蠢，恐怕还真是非知识分子莫属。

        格里夫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有网友在文章下回应说：“格里夫教授，不要担心，公知会一直好好的，不仅仅是在美国。比如我本人，就每天听‘法国文化’广播，它经常请来哲学家、史学家、文艺批评家、科学家等讨论太阳下的任何事。不过也有可能美国人太反精英了。”

        媒体人诺阿·诺亚斯内德（Noah Berlatsky）在《新共和》上发表评论说，与其呼吁公知去提升一个有抱负的集体，不如去想像所谓知识公众，既包括学院人士，也包括作家、社会活动家，甚至twitter用户等等。与其让《党派政治》为饥渴的公众带来大思想，可能我们更希望看到公众能提供自己的想法、评论和理论。嗯。

        阅读链接：http://chronicle.com/article/Whats-Wrong-With-Public/189921/

“伊斯兰国”的真相

        2月中旬，一篇来自《大西洋月刊》的封面长文成为热议话题。在题为《“伊斯兰国”到底想要什么？》的文章中，该杂志调查记者Graeme Wood指出，崛起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IS）并不仅仅是一群疯子聚在一起。它是一个宗教团体，有深思熟虑的信仰。对“伊斯兰国”宗教性评估不足，有可能带来致命的战略错误。

        文章说，过去几年，奥巴马总统在不同场合曾指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只是基地组织的“初级预备队”。这种说法把对该组织的混乱认识表露无遗，而且可能已经导致重大的战略错误。

        文章通过详尽的调查，指出伊斯兰国遵循的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派，它对通往最终审判之路的信念影响着它的战略，也可以帮助西方了解它的敌人，以及预测它的行为。它的崛起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将穆兄会的领袖视为叛徒）的成功不同，而更像大卫•考雷什或吉姆•琼斯之类的反乌托邦主义再世，不过它以绝对权力统治的不是几百个人，而是八百万人。

        西方人至少在两个方面误解了伊斯兰国的性质。首先，他们倾向于认为圣战运动只有一种类型，所以把基地组织的逻辑也套用在这个已经远超基地的组织上。其次，他们被好心但不诚实的宣传误导了，这种宣传否认伊斯兰国的中世纪宗教性质。

        文章说，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印象：圣战斗士都是现代人，有现代政治观念，只不过穿着中世纪宗教的外衣，然后把这种印象套在伊斯兰国身上。实际状况是，伊斯兰国是地地道道的伊斯兰。假装说这不是宗教性的、千年至福性的团体，不需要了解其神学特性并与之斗争，已经使美国低估了该组织，制定出的对付该组织的策略也十分愚蠢。我们必须了解伊斯兰国的知识传承，才能够削弱它，并让它因为自己的极端狂热而自我毁灭。

        文章很长，但结论很简洁。自然也引来不少争论。Salon网站上一名叫Haroon Moghul的作者就以大标题说“《大西洋月刊》的伊斯兰大谎言”，说《大西洋月刊》最擅长这种貌似冷静客观的钓鱼文章（troll）了，真正该做的是听听穆斯林究竟怎么看伊斯兰国。

        署名为Murtaza Hussain的人士也在另一家媒体上评论说，《大西洋月刊》此文的采访忽略了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看法，把伊斯兰国定义为“地地道道的伊斯兰”是荒谬的。

        针对非议，作者Graeme Wood也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声明。相信随着伊斯兰国不消停地攻城拔寨的新闻传出，以及外界对其了解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会越来越逼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