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杜月笙念念不忘的“严先生”是谁？

神秘的“严先生”

        旬月前，拜读《档案春秋》2014年第九、十两期老作家沈寂先生的《“冬皇”孟小冬秘辛》，沈文基于亲历，可视为研究孟小冬以及杜月笙的第一手材料。文章开头写道，时值1949年，沈的两部中篇被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收购，公司打算拍成电影，永华老板李祖永便邀其赴港亲任编剧。期间他有幸随李祖永去杜府拜见“冬皇”。文中面觐杜月笙一节，笔触细腻传神，令人如身临现场，足见当时留下何其深刻的印象：

        我在大亨面前，只有侧身而坐。杜月笙和李祖永寒暄，对我这个二十多岁、其貌不扬、又无名声的年轻小伙置之不理。我只得抬头看一只扁长的鸟笼，笼里百灵鸟只跳不叫。杜月笙和李祖永交谈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话后，凌厉的目光朝我瞥视。李祖永这才想起，说一句：“他是我从上海请来当永华编剧的——沈先生。”照理，我见大亨应该起身鞠躬。忽然心里有一种不卑不亢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我不肯屈从强盗扮书生的落魄大亨。我记起在上海一位老友李之华事先告诉我，到香港凡与杜月笙等辈的人相见，只要提一个人的名字，碰到难事，可以得到方便。于是在李祖永介绍之后，我随即有意无意地说一句：“上海的严先生要我向你问好！”我口气随便，却惊动大亨。他居然撑起病弱的身体，恭敬地回复我：“严先生好伐？”我不知道“严先生”是谁，看到杜月笙如此郑重恭敬地向“严先生”问好，我也只得站起来回答：“好！好！”两人为这位我从未见面，也不知何人的严先生致敬后，坐下，使在一旁的李祖永又惊又呆，一定在猜疑我这个小青年的不明来历。

        当觐见已毕，告辞回家时，杜月笙还将沈先生先前瞩目过的百灵鸟慨然相赠，弄得他手足无措。至于沈寂先生至今未知其详，却能令昔日的大亨一听名字就肃然起敬的“严先生”，究竟是谁？笔者尽管万分好奇，一时倒也无从查起。

再遇神秘的“严先生”

        真是无巧不成书。不久之后，我又读到2014年《新民周刊》第18期里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抗战》，报道一位美国人海岚•里昂（Hyland “Bud” Lyon，汉名：兰安）所藏张学良档案。这批收藏卷帙浩繁，由数千张照片、底片、书信、杂件等组成。资料毫无疑问是真品，对研究张学良、西安事变等诸多问题均具极大价值。

        据藏品的拍卖公司邦瀚斯拍卖行介绍，里昂出生于1908年，1925年至1934年曾任好莱坞特技演员兼飞机师等职，后来辗转来到中国，并应张学良私人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张学良专机副驾驶，不久后又成为张的随从。藏品中有一册封面烫金字“兰安 上海 中国航空公司”的日记本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日记内夹有一纸片，记录了飞行员应该记住的乘客密语化名。其中有：解如川（川密）、吴瀚涛（尧密）、霍守义（调密）、张桐轩（同密）、宋子文（咸密）、阎百川（进密）、严先生（年密）和杨雨苍（雨密）。

        神秘的“严先生”再次出现！

        名单中的阎百川（即阎锡山）、宋子文大名鼎鼎，毋庸多加置喙。余下的人里，解如川后改名解方，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参谋长，当时则是东北军的情报处长。霍守义是张学良的爱将，率领过张的警卫师。这两人是西安事变前后受张学良委派与中共接触的亲信，前者甚至于1936年加入中共。

        吴瀚涛，东北吉林人，小时候就读南开中学时与周恩来同桌。西安事变后，他被派赴西安，劝东北军服从国民党中央。

        张桐轩，即张荫梧（字桐轩），当时公开提倡反蒋抗日，是阎锡山倚重的心腹大将。

        杨雨苍则是叶剑英留苏时所用化名，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是中共的军事代表，全程参与同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人的和谈。

        其他人个个有名有姓，唯独“严先生”有姓无名，显得分外神秘。

中共情报工作的干将

        据藏品的拥有人杨先生猜测，这个“严先生”也许是苏州木渎人严家淦。可记者的怀疑颇有道理：1937年前后，严家淦年资尚轻，不过是个厅局级官员。当然不够格。

        若猜不透杜月笙敬佩的“严先生”是谁，情有可原，毕竟信息量太少。但“兰安日记本”里的“严先生”则要明显许多了。答案揭晓后会发现，两位“严先生”当是同一人。

        此人曾参与西安事变，名字里又多了个“年”字，于是笔者灵机一动，推断他便是中共秘密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

        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935年底，中共与国民党高层开展多渠道的试探性接触，潘汉年是居间的重要联络员。1936年8月下旬，潘在西安秘密会见张学良，讨论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同时，潘还秘密会见杨虎城。这些活动无疑加强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甚至于有人说张学良还秘密加入了中共，我想这也未必是空穴来风的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潘又赶往南京，秘密住进宋子文公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与他们商定由英籍顾问端纳陪宋氏兄妹去西安，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上海话中，“严、年”不分，这或是潘汉年化名“严先生”的原因。但这仅仅停留于猜测，并不让人信服。好在“严先生”是潘汉年的代名，有着更直接的例证，见于夏衍《懒寻旧梦录》：

        （1937年）6月间（已记不起具体的日子），我接到王莹转来的一封信，说是一个不认识的人送到电通公司，请她转交的。我一看，信封上写的是：“请交黄子布先生亲收”。信是密封的，后面只有一个“严”字。因为不久之前有过袁殊那一件事，所以王莹要我特别当心。可是我看了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就知道这是潘汉年写的。我拆开信封，只有一张便条，内容大意是：他已回到上海，要我于7月×日晚8时到爵禄饭店×号房间一晤，具名是一个“凯”字。我们过去一直叫他“小开”，所以“开”、“凯”与“严”（年），都是他常用的代名。我要王莹放心，说这是一个从外地来的熟朋友。

        此前袁殊因“怪西人案”锒铛入狱，拖累王莹也一度被捕，她因此有点后怕。而出于组织原则，夏衍（化名黄子布）并没有告诉王莹“严先生”的真实身份。但这身份，知道的人应不在少数。

        夏衍继续回忆：

        看时间不早了，我问他今后如何和他联系，他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还说最好清早和深夜打，叫小开或严先生都可以。这一点很出我意外。从1929年以来，他的住地和电话一直是保密的。临别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所谈的可不可以告诉“文委”的同志，他说当然可以，不过很快他会和周扬见面的。        

        两人的谈话内容既可以传达，则“严先生”化名对于“文委”的同志该不是机密。

        沈文所提老友李之华，生于1911年，浙江鄞县人，曾用名忻礼一，笔名李一、忻欣等。据阿英之女钱小惠回忆，李早先在上海一家小报《铁报》当记者，以后才到《文献》月刊社、上海剧艺社和一些戏剧团体作编辑，任宣传工作。

        更为关键的是，据夏衍回忆，早在1932年7月左右，经“文委”同意，在“剧联”领导下成立松散组织“影评人小组”，李之华便是组员之一。另有材料说李1938年11月由扬帆介绍入党。后一度中断了与党的组织关系。1950年2月经周新武介绍重新入党。

        也就是说，上海解放之初，作为曾经的夏衍、扬帆一条线上的中共党员，李之华当然清楚“严先生”即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潘汉年的化名。但显然未向沈寂细说。

        当潘汉年找夏衍谈话时，西安事变已然尘嚣落定。潘便向其交代接下来的工作，如打算等蒋介石正式承认工农红军改编后，在上海设立公开的办事处。两个月以后办事处成立了。

杜月笙与潘汉年

        1937年10月，杜月笙应时任八路军驻沪办主任的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防毒面具。当时杜的身份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委。这是目前所知两人的首度公开合作。

        但私下里，潘、杜之间早有渊源。1929年秋，潘汉年介绍杨度入党，而杨是杜月笙的门下“清客”。当时两人即使未曾接触，相互间总不至陌生。

        同在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出版，得知消息的胡愈之随即组织一批人翻译，却因资金短缺而出版无门，于是潘汉年让艾思奇找到杜月笙，获其私人资助一千元。换言之，这部红色经典的中译本能顺利面世，一定程度上也见证了潘、杜的私交。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眷避居香港。为争取他回归，潘汉年做了不少工作。虽然杜月笙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返沪，但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不反共也未投向台湾。

        对于杜月笙来说，潘汉年长期代表党，又在全国解放前后身负统战之责，这么一来便不难理解杜月笙会对这位“上海的严先生”尊敬有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