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一生都活在自己悲壮的梦里，他自己把自己累死了”

作家路遥。

        50岁的延安大学教授梁向阳（笔名厚夫）这几天分外忙，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上映，他接受了一拨又一拨记者的采访，安排慕名而来的人参观路遥文学馆，让学生为远道来的去路遥墓地的人带路。

        梁向阳是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的老乡，两家都是陕北延川县人，相距不过15公里。少年时代他就开始读路遥的文学作品，路遥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大奖后，梁向阳更把这位长自己16岁的老乡视为偶像。由于外公和路遥是忘年交，他拿着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求教于路遥。此后，他还邀请路遥到学校演讲，接触时间久了，路遥笑称他们也是忘年交。在路遥的帮助下，梁向阳毕业后在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学之余他开始研究路遥，受学校委托筹建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并集十年之力写出了《路遥传》。

虽然小说反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奋斗是永恒的话题       

        现在和90后的女儿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是梁向阳每天必做的事。此前创作《路遥传》时，他用手写的方式向前辈致敬，女儿参与了书稿的电脑录入工作。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女儿此前看过路遥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看剧的同时，他会向女儿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在他看来，新拍的电视剧一大缺陷就是剧中的各地方言混杂。“还不如干脆就用普通话得了，搞得不伦不类反倒不好。”对网友吐槽的旁白过多，他倒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补充，“毕竟电视剧反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

        梁向阳向澎湃新闻介绍，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建成以后，作为馆长的他，接待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大学生，90后的孩子并不少。“奋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路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传达出的向上、向善的力量历久弥新。中国只要有城乡差异、有社会等级，只要有奋斗者，路遥的作品就不会过时。他作品中展现了小人物只要有奋斗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已经也会继续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梁向阳介绍。

        “《平凡的世界》就是讲农村兄弟孙少安、孙少平两人的奋斗，哥哥在土地上奋斗，弟弟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达到道德完善。人生需要这种东西——坚定地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信念。”梁向阳告诉澎湃新闻。

尽管路遥已成名，但《平凡的世界》发表、出版并不顺利

        事实上，尽管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获得成功，发表该小说的1982年被文学界戏称为“路遥年”，这部小说也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但此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发表、出版并不顺利。

        《平凡的世界》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小说创作花了路遥六年时间。其中，准备工作就进行了三年。他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匠心，确立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书籍；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之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他也多次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成后，遭到《当代》杂志的退稿，当时负责西北五省组稿的年轻编辑周昌义看了30多页就看不下去了。之后勉强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小说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事隔多年，路遥生前好友、诗人闻频告诉澎湃新闻：“我帮路遥校对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出来后他送了我一本，我连翻都不想翻，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大家都说好，我心想再看看，结果还是看不进去。”

        文学界几乎一面倒的否定，有人说，能写出《人生》的作家这么会写出这么低劣的小说。面对这些批评，路遥激愤地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已经滚滚而来，各种外来的表现方式如同“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路遥所坚持的“历史书记官”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评论界指责路遥的创作方法“过于陈旧”。

        路遥逆风而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这部小说的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第三部也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即使这样，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小半年的播出，小说的广播听众达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类节目之最。这部小说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后，迫使评论家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之后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少年路遥已显露出过人的才华    

        《平凡的世界》发表后，路遥因病逝世，时年42岁。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路遥本名王卫国，1949年出生于陕北清涧县，由于家贫，8岁时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顶门”为儿。他在同学和老师的接济下读完初中，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正当他为从此可以吃上“国库粮”高兴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平日就活跃的路遥在“文革”中脱颖而出，作为延川县代表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之后组织“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而后担任“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军长。

        路遥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78岁的原延川中学副校长张志忠告诉澎湃新闻，1966年，张志忠看到初三学生的王卫国写的诗，用毛笔抄写在板报专栏上。张志忠并没有教过这个人，他当时觉得，诗写得太好，不像初三学生写的，还以为是从哪里抄来的。几年后，他在《延安山花》上又看到路遥的作品，张志忠想起板报专栏的那首诗，心想怪不得会那么好。

        1968年，青年学生王卫国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农村，此后他开始当民办老师，与北京来的知青林虹谈恋爱。1970年，王卫国把跳脱农门的机会——当工人的指标让给了恋人。不久，王卫国收到“停职反省、交代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的通知。随后，更大的打击来了——进工厂不久的林虹给王卫国发来绝交信。

1970年，他给自己取了笔名“路遥”

        诗人闻频是路遥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朋友，他结识路遥时，正是路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从1970年两人第一次见面，到1992年路遥去世后，闻频为其操办后事。两人一起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延河》编辑部、陕西作协共事多年，无话不谈。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0年春天。

        彼时，21岁的路遥已经经历了诸多人生转场。而那时，由于出众的创作才华，闻频在延川县已小有名气，他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乐队搞伴奏，兼搞文学创作。一次，闻频去县文化馆闲串，结识了路遥。

        时隔多年，闻频仍然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路遥的样子：

        一个小青年，个子不高，大约二十岁左右，裹一件褪尽了色的烂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条破麻绳，表情木木的。

        正是在闻频的建议下，路遥将表达失恋情绪的笔名“缨依红”改成了“路遥”。

        署名“路遥”的短诗《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发表后，很快被《延安报》和省群艺馆的《群众艺术》转载，这是作者“路遥”的处女作。此后，王卫国以“路遥”为名写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成为陕西作家中的标杆性人物。

闻频：“在县文艺宣传队时，就觉得这小子是个人物”

        后来，路遥调到延川县宣传队上班，与闻频成了同事。闻频回忆说，当时，路遥的职务是创作员，身份是民工，月薪十八元。

        “他21岁到宣传队，之前在从政上是失败的，因为参加文革正在接受清查。但我能感觉到他想走文学的道路，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时隔多年，闻频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宣传队下乡演出，路遥总是跟着的，帮助拉幕，敲打击乐，有时也混在伴唱群中吼两嗓子。白天，演员排练时，他便躺在山坡上或树底下看书。

        “我们一起在延川县的山沟里跑来跑出。”闻频告诉澎湃新闻，当年演出路过路遥家，路遥特意带着他去家里看了看。家里穷得拿不出什么招待客人的东西，路遥就把他母亲种的还没有熟透的小甜瓜摘下来给大家吃。

        1972年，闻频接到任务，创作国庆献礼歌剧《第九支队》，路遥担任其助手。两人需要在一个月内把一幕七场歌剧立在舞台上。为了赶时间，两人经常写到半夜。“饿得不行，我们就到延川中学敲老师的门要点吃的。或者撑到早上，一大早去县城小食堂随便弄点吃的。”闻频告诉澎湃新闻，他们经常写到早上五点，兴奋得睡不着，“我们就到山坡上转去了，一直看到太阳出山。天亮了回去弄碗鸡蛋汤加个苞谷面饼子。”

        创作中，闻频和路遥分工，剧本由闻频执笔，路遥做助手，闻频写对话，路遥拉唱段。使闻频吃惊的是，每当他把对话写到该唱段时，路遥已经把唱段的唱词写好了，而且写得都合乎要求。创作过程中，路遥的悟性和韧性让闻频印象深刻。当时他就觉得“这小子是个人物。”

路遥多次说 “必须在四十岁前，把要干的事干完”

        这种悟性和韧性也体现在路遥其后的创作生涯中。“有时人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路遥在总结《平凡的世界》创作心得时如是表示。

        闻频发现，好像有一匹“时间之狼”一直在路遥的身后追赶他一样。路遥和他闲聊时，多次重复过这样一句话：“必须在四十岁以前，把自己要干的事干完。”从延川县宣传队一名不文的创作员，到读延安大学，再到《延河》编辑部，后来到省作协，这样的话，路遥至少和闻频说过四五次。

        尤其是在《人生》引起轰动之后，路遥的这个意识已非常清楚。尽管他引用了曹雪芹、柳青等人的事例，闻频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标杆定在四十岁以前。“是先兆？是预感？他说这话时才三十岁出头，身体也健壮如牛。像他那样的身体状况，推论出四十岁以后便精力不济，是欠逻辑的。”闻频在路遥去世十五年后，仍然困惑不已。

        闻频仔细回想，发现了一些征兆。

        1989年，闻频正在办公室校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从借用的写字间过来。一进门，便有气无力地说胸口难受，说着便躺倒在闻频的小床上，气色很不好。他还说，感到心脏很疲惫，好像要停止跳动了。

        闻频说，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把生命的弦，已经拉倒了极限，“不断进取，永远向前，是路遥精神的本质。他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花了六年时间，跑完了《平凡的世界》全程，终点冲刺时几乎栽倒，本该彻底放松，认真恢复一下元气了，但一味进取的他，只做了几个深呼吸，便又向《早晨，从中午开始》跑去了。”

他还有更宏大的构思，比《平凡的世界》更深刻

作家路遥。 

      事实上，写《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已经知道自己患了肝病。他也知道这样的作息并不利于身体康复，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早晨从来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路遥注重仪式，强调精神的力量。

        在闻频看来，路遥选择这样的作息时间和其选择的创作题材有关系。要写六卷三部一百万字的大部头，人物关系非常复杂，脉络全要在脑子里构思，人物都在脑子里活动，不能被打扰。如果来了电话或者有人找，那种情景和内心的感觉就都找不到了。所以他选择这样的时间段来工作。“在写《平凡的世界》之前，他不是这样的作息。”闻频告诉澎湃新闻。

        闻频最后一次和路遥聊天是在1992年7月。那天闻频下班回家，路遥无精打采地靠在（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的烂藤椅上。

        那天下午，在闻频家吃了一顿面条，路遥让他打个荷包蛋。“糟糕得很，我买的鸡蛋不新鲜，包不住，只有蛋黄，不见蛋清。我俩凑合着吃了一顿。”闻频感慨：“路遥一生基本是混饭吃，这家一顿那家一顿，或者在小饭摊上买点饭吃，他一辈子吃饭真是可怜。”

        闻频最后一次看到病榻上的路遥时，路遥弟弟正在挪动他，“我看他裤裆都是白灰药。已经到了非常晚期，顾不上说话。”

        路遥去世后，闻频经常想起他，想起他们散步时的闲聊，想起年轻时在延川的山沟里的演出。

        “《平凡的世界》也展现了他自己的人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人生状态，但我更喜欢他的《人生》。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构思，比《平凡的世界》更深刻，和我说过，没来得及写的这部作品，更能体现他的胸怀和抱负”，闻频告诉澎湃新闻。

《路遥传》作者认为，路遥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

        梁向阳则认为，导致路遥英年早逝的主要因素是他的文化性格。“陕北男人路遥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拼命三郎。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他是一个有文化担当的英雄。”梁向阳告诉澎湃新闻，1987年他就知道自己得病了，所以他想到了曹雪芹，想到自己的精神导师柳青，他有陕北人要做成一件事不计成本的性格。而且，路遥一口气写了六卷三部一百万字的小说，写完之后没有得到合理的休养。

        “他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梁向阳认为，家族遗传病并不是他早逝的唯一因素，路遥当农民的弟弟就很长寿。婚姻问题是压倒他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心底里并不想离婚，他承受不了婚姻失败的压力。

        梁向阳认为，路遥在文化性格上更像柳青，大气甚至霸气。但是，从极度自卑到极度自强的过程，在他的心理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童年曾被父亲过继给伯父的经历，也让他的内心世界很脆弱。成年后，路遥通过仪式感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在写作前他会去柳青墓地前参拜，去沙漠里汲取力量，在临终前，他还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路遥深邃的历史理性，迎风而立的人生性格，强大的个人毅力无疑不吸引着我。读了几十年他的书，在我写书的过程才慢慢理解了他。路遥一生都活在理想里，活在自己设定的一个悲壮的梦里，而我也用十年时间陪他做了一个梦。”梁向阳不胜唏嘘。

        （部分内容参考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厚夫《路遥传》，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