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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想象明朝:章太炎为何自比刘伯温

王锐
2015-03-26 11: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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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章太炎去世之后,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吊唁,所送挽联甚多。其中徐诵明表彰章太炎:“志在华夏重光、亲看再造河山、埋国愿随诚意伯”。汪怡与陈仲平则称章氏“平生志愿刘诚意。”都谈到他平生颇为推崇辅佐朱元璋打下江山的明初重臣刘伯温,视后者为自己的榜样。

        章太炎一生眼界极高,对古今人物从不轻易认可,在各类论著中,多能看到他扬榷前史,点评先贤,观点在时人看来往往惊世骇俗,好比嵇康“非汤武而薄孔周”。但是何缘故,让章太炎这般倾心于乡先贤刘伯温?这背后显示出怎样的心路与思路?又体现了哪些时代特征?

《台湾日日新报》报道:《章太炎景仰先哲》

刘伯温:佐明灭元

        刘伯温,名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博通经史,精于象纬术数。元朝末年举进士,曾担任江浙儒学副提举。时逢方国珍在沿海作乱,反对元政府招抚,立主剿灭,以安海疆,见计不售,深感元朝不足有为,遂弃官还乡,著书明志。后朱元璋率兵入浙,刘伯温遂入其幕,规划方略,深受重用,对朱元璋平定群雄、一统江山做出极大贡献。明朝建立后,创制诸多法令,以此严肃纲纪,同时被封为诚意伯。后因性刚嫉恶,直言无讳,得罪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遭谗言所陷,辞官隐居山中。晚年抱病,胡惟庸延医探望,饮其药,病愈重,遂辞世,终年65岁。

        刘伯温的形象在明朝多以精通方术而著称。如晚明的张岱在《石匮书》中就认为“盖文成(刘伯温)以术合,亦以术见疑”,自身已有不正之处,所以只好“冀人主见谅,明己之终不用术数也。”称其所言多“英雄欺世之语”。因此清人修《明史》,特别指出刘伯温以儒者经世致用之学,辅佐人主,臻于治平,以谶纬术数附会其事者,“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

        正如所言,刘伯温在当时绝非惟擅欺神弄鬼的妖妄之辈。他批判元末政局,指出统治者“不公天下之贤,而悉取诸世胄昵近之都那竖为之”,所用无非掊克之政,所为尽皆朝三暮四之术,致使群盗蜂起而不知御,生民困苦而不知救,官吏渎职而不知禁,法令窳隳而不知理,仓禀虚空而不知耻。因而主张“大选县公,平庶狱,宽征役,绝请谒,黜贪墨”。强调“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除乱,抑顽恶而扶善弱。”总之,刘伯温在元末明初,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希望能在乱世之中拯溺扶危,有所作为。

刘伯温像

积郁困顿中遥想古人:章太炎为何自比刘伯温?

        章太炎当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目睹时局日非,遂立下决心,坚决走排满革命之路。十余年间备尝艰辛,深受牢狱之灾,困居异乡避难,眼见众多革命同志牺牲,终于在1911年迎来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看到自己多年心愿得以实现,章太炎颇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将自己的治国主张付诸实践。他不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气局狭隘,不容其他派系人士,力倡“革命军起,革命党销”,希望团结各方人才致力于国家建设。他一度倾心于袁世凯,希望后者的威望能维持国家统一。但后者终抱专制之心,后来演变成一意帝制自为。对此章太炎甚感气愤,不顾劝阻,只身进京,当面斥责袁世凯。最后被袁氏软禁于北京,一时间生死难料。

        面对国事败坏与身世艰难,困居于北京的章太炎心情极度抑郁。在《检论》一书中,他写下《大过》、《小过》等反思清末民初政局的文章,语调异常悲愤懊恼。为了体现气节,章氏决定借绝食以抗议。据时人回忆,章太炎经常写下“速死”二字,在与亲朋的信中,他也谈到自己已乏生念。在这样的情形下,章太炎想起了刘伯温。

        1915年底,章太炎“多恶梦,自为《终制》”。在这篇类似绝笔书的文章里,章太炎预感命不久矣,遂遥想古人,认为自己“功状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刘文成公”。在他看来,刘伯温足智多谋,筹策规划,辅佐朱元璋定鼎中原,驱逐了作为“异族”的元朝。但因性情刚烈,疾恶如仇,最终死于非命。就事功而言,这与他自己立志排满,参与建立民国极为相似。就个人际遇而言,他当时因面斥巨奸而深陷囫囵,难免一死,仿佛又与刘氏结局如出一辙。凡此种种,让章太炎觉得这位同乡前辈的事迹气节,堪称自己的表率。世人所常言的章太炎自比刘伯温,出处便是来源于此。

        不过虽说如此,章太炎依然觉得他与刘伯温相比,差异犹存。刘伯温“择君而事,耦俱无猜”,深得朱元璋信任,况且后者才略过人,能够建都南京,成就大业。但章太炎却深感自己“不能知人择主”,在清帝退位后,他最为忧虑的,乃是避免内乱,保证国家统一,但没想到却被袁世凯玩弄,使自己满腔理想付诸东流。所以章氏认为,他和刘伯温二人,虽然“性行功状”极为相似,但“遭世隆汙”,宛若天壤。自己生活的时代污浊卑劣,毫无开国气象。可见章太炎自比刘伯温,除了心向往之,还借此表示对周遭的强烈不满。

章太炎像

革命党人对明朝的想象:异族人的“驱逐者”和“受害者”

        在写完《终制》一文后一个月,章太炎又撰写《<诚意伯集>序》一文,进一步阐述他对刘伯温的认识。他认为刘伯温的最大功绩,便是辅佐朱元璋消灭元朝。在章氏看来,元朝统治者身为异族,窃据华夏大地,刘氏所为,不仅关系一姓兴亡,更和夷夏之辨息息相关。所以他便挖掘刘伯温生平著作中的“民族意识”,认为后者“分北戎夏之志,往往形于篇什间矣”。而明朝灭亡之后,刘氏后人无一人出仕同样作为“异族”的清廷。因此章太炎特别强调,自己与刘伯温“怀志操行大同”。

        章太炎的这番认识,虽然所论者只是刘伯温,但若扩大视野,则由此显现出的是他那一辈革命党人对明朝的特殊情怀。在清末革命党人的话语里,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南宋亡于蒙元,乃是中国大地首次全境被“异族”占据,而朱元璋起兵反元,定鼎中原,建立明朝,绝非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替,而是驱逐鞑虏,光复汉人江山。而明亡于清,使得中国再次沦为“异族”统治。因此对明朝,他们有着十分强烈的“故国情结”。

        1902年3月,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人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明朝崇祯皇帝“殉国”。他们在宣言中强调“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鼓吹今日应当驱逐清廷,报仇雪耻,光复河山。同时表彰李定国、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等南明抗清志士,借此激发广大民众的“陆沉之痛”。同一时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历史记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晚明遗老的著作也被重新刊刻印行,其学说被广为传播,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章太炎一直声称,自己在清末的活动,与其称为“革命”,不如称为“光复”。

        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不仅面向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还致力于鼓动民间会党,希望后者能成为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清代以来,像天地会这样的会党用“反清复明”作为宣传口号,所以通过表彰明朝,更易于让他们接受本源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在以会党为主体的萍浏醴起义中,其中的一份檄文里便这样写道:“昔在胡元将亡,中原豪杰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扬三尺之剑,奋七尺之躯,以淮右布衣,赴义淮上。遂能扫荡胡虏,复我冠裳,洵所谓志继虞夏,功迈陶唐者也。”对朱元璋推崇有加,借此鼓动下层民众的革命之志。后来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阿Q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仿佛是沉没在历史长河里近300年的“汉官威仪”重新出世。

        早在1897年,章太炎在《兴浙会序》一文里就说道:“秉狼弧之威,致届胡酋,使食肉之兽,窜身橧窟,华夏故鼎,反于磨室,论功最高,莫若刘文成。”已经开始表彰刘伯温佐明灭元的事迹。而这篇文章,虽然未曾直接鼓吹排满革命,但文中称颂张煌言、黄宗羲等浙籍抗清之士,其反清色彩已然显露。后来他在民国成立之后自比刘伯温,便是当年这一思想暗流的显露与深化,同时也是时代思潮具体而微的体现。当然,章太炎那一辈革命党人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或许今天在有些人看来值得商榷。但不管怎样,欲讨论章太炎为何自比刘伯温,这一时代思潮必须予以正视,否则难以窥探历史全貌。

章太炎画像

“知人择主”、“王佐之才”:最后一代传统士人的抱负

        人物研究,察言观行,固然重要,但从其所期许或认同何人,同样可以借此分析研究对象的自我定位。就近代人物而言,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对月照与西乡隆盛推崇有加,背后就是他们对明治维新的认同与效仿。

        清季以言论影响一代人的梁启超,时常以中国的福泽谕吉自期,显现出他致力于启蒙国民的心愿。张之洞在晚年赋诗曰:“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白头范纯仁。”自比于北宋中后期调停新旧党争的范纯仁,以此表明自己在朝中苦心维持满汉新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章太炎自比刘伯温,同样可以从中看到在近代转型社会里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

        在《终制》一文里,章太炎感叹自己“迫亟之故,以不能知人择主”。表明他自期的实践政治抱负之方式是“知人择主”,即像刘伯温一样,选择一位才堪大任的“人主”辅佐之。很明显,这一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出处进退之道影响。

        在中国古代,自战国以来,士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至为重要。孔子云:“士志于道。”孟子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通过教育,士阶层具有着丰富的知识,掌握熟练的文字技巧,熟悉历史故实与礼俗制度,所以大多数在一定年龄之后,便选择出仕,成为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参与国家的治理。择明主而仕,成为历代士人实践“以天下为己任”的最主要方式。

        章太炎青年时代深受传统教育熏陶,又在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中研习多年,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深有了解。因此古代士人的立身处世之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对章太炎有不小影响。顾炎武曾说:士之无耻,真无耻也。章太炎在许多著作中对历代士大夫的气节多有评论,表彰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行事高洁者,痛斥王通、李光地等浮夸趋利之辈。这一方面显示出他对风俗道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在内心深处依然以士人自命,所以致力于对士风激浊扬清。

        因此在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虽然一度参与组党,但从未像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那样有过当国家“一把手”的念头,而是自处于“僚属”、“参谋”这样的位置。他除了短暂担任东三省筹边使之外,先是向袁世凯历陈治国之道,南方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又担任秘书长,辅助孙中山联络南方各路军阀。而他对黎元洪长期以来甚为期待,一直为后者出谋划策,更是成为喜谈近代掌故者时常道及的一个话题。

        从章太炎的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十分强烈的辅佐明君成就大业的古代士人性格。因此他之所以自比刘伯温,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章太炎以“王佐之才”自期的自我定位。所以1928年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建议梁启超与章太炎联手,共同对抗南方革命党,对此梁氏门人张君劢便直言“太炎为人,头脑太旧”。

        即便如此,章太炎虽然身上有古代士人遗风,但同时也具备了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在清末借文字鼓吹革命,凭借的载体便是报刊、杂志这样的新式媒体。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主要也是通过在各个新式大学里任教的弟子们来传播。他在民国建立后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发电报,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1920年代以来长期居住在上海这样四通八达的国际都市,更是与古代不处朝堂便处乡间的士大夫绝不相同。从这一点来看,章太炎、康有为、严复这一代人实为古代士阶层的绝响。因此论其生平与学术,新旧之间,需要详细分疏。今人好谈清末民初史事,但若对此无清晰认识,则所论难免流于指鹿为马、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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