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第一藏书家韦力得书记:那位举牌的人,就是天堂伞的老板

韦力

2015-03-08 19: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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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2000年,海王村的拍卖现场来了几位行为奇特的买家。艺术品拍卖中,约定俗成的方式,是把台下的座椅整齐排列,买家来到现场,随意挑选自己想坐的位置。真正有经验的买家,大多会选择坐在拍场的后方,以便观察拍场的情况,能够看到是什么人在跟自己抢同一件拍品。而卖家坐在后面,也是同样的心理,根据对大买家的了解程度,见机行事地托几下自己的拍品。其实,买家和卖家这种做法都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我觉得这也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还真的不好说。我在拍场中也常常为选择座位而举棋不定,坐在后面也有弊端,因为会有熟人回头望一望,示意能否高抬贵手,我这人脸皮又薄,往往有很多欲得之品,最后都因此归了他人。坐在前面虽然有弊端,那就是被全场的人盯着,知道我在买哪一类的拍品,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谁也不顾,眼睛只盯着拍卖师,任何朋友请我让,我都可以装作看不见,其实也是真的看不见。但无论怎样挑三拣四,其实还是在这些摆好的座位中,选择坐在哪里而已,很少人会想到,座位还可以不这么摆。
       这次拍场上进来的这几位,就不拘囿于拍场的摆位规则。他们六七个人,走到拍场的中间位置,全然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阻止,拉开七把椅子围成个扇型,几个人坐下,旁若无人地现场办公起来。海王村的拍卖场地本是中国书店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点像正方形,而这几位在会议室的正中央摆成这个姿态,正暗合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思维观。我很佩服这些人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拍场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这几个特殊的买家,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更加超常的举措。
       开拍之后,这六七个人中看上去年纪最大的一位——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因为此人银发满头,我觉得这位应当是这群人中的吴用,或者称作师爷——把图录摊在膝盖上,认真地给其他几位讲解着。这群人中的主角,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是从他的举止中看出他是一位领导的,因为从穿着看,肯定不能看出来。他穿得很是朴素,藏蓝色的夹克衫已经洗得略微发白,显示着三十年前工人阶级的底色,以至于让人误会他是一位老司机。我从众人对他的恭敬态度上,知道自己是误判。这位主角倒是事必亲恭,师爷负责出主意,他自己负责举牌。但他的举牌方式跟常人不同,每到他想要的拍品时,他总是缓缓地把号牌举起来,然后定格,一直举在那里。别人举牌时,都是迅速举起又迅速落下,希望全场的人都瞎了眼没看到,只有拍卖师一人看到,同时眼睛盯着拍卖师,防备他空喊几口,让自己多花了冤枉钱。而这位领导却全然不顾这些俗套,他举牌的时候都是低着头,眼睛看着图录,跟师爷商量着什么,举起的手看似漫不经心但也不放下,这跟他举牌时的迟缓形成反比,直到听见拍卖师报出自己的号牌,知道自己成交了,他才缓缓收手。这份从容淡定,似乎全场的竞争对手都可视为不存在。
       
       他的这种举牌方式极具杀伤力,因为他想得到的书,只有到手了他才肯罢休,中间大家连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现场也有人跟他争,但最终都败下阵来。这场拍卖会,我有二十多件欲得之书,其中有一半跟他相重叠,结果都落到了他手里。我想得到的书中,有一部《六经图》,此书是明万历四十三年吴继仕熙春堂刻本,原装一函六册,白绵纸印本。《六经图》是我收藏的一个小专题,我已经收到近十个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我已经有了,但我藏的那一部没有书前的牌记,此部却完整无缺。该书的标价是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元,在2000年来说,这个价格谈不上便宜。我估计三万块钱应该能拍到手,而拍卖的结果却是被这位领导以五万块钱夺去。回来细想,我再加几万块钱也没什么心理障碍,主要是被这人的气势打击了信心,还没举几下,就草草投降了。拍卖之后,我马上向彭震尧经理打听这路人马的底细。彭经理告诉我,他们都是杭州天堂伞集团的人。我问彭经理,是不是就是那满大街打着的折叠伞,彭说就是这个厂生产的。中国的折叠伞恐怕一多半都是这个牌子。那位举牌的人,就是天堂伞集团的老板王杭生。
       彭经理还告诉我,那位满头银发的师爷名叫张启政,本是成都古籍书店的经理。十几年前,全国古籍书店经理在京开办古书业务培训班,那时彭经理跟张启政都在此学习。那场培训对中国古旧书业系统影响较大,被业内人士称为古书界的黄埔一期,可惜后来没有接着办下去。张启政告诉彭经理说,这位王老板志存高远,准备广收古书,然后在杭州建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王老板在拍卖会上买书,只是拾遗补缺,他真正的大手笔,是包下了几家古籍书店的全部库存。听彭经理这么一说,我觉得古书界又杀进来一只猛虎,而自己恐怕又有几年苦日子要熬了。
       后来我到西安时,李欣宇兄带我到西安古籍书店去选线装书,书店经理告诉我,王杭生的队伍刚刚离开,选走了一大批古书。当时我就想,王杭生也就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却能在古书界从南打到北,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谈论他,看来不是古书圈子太小了,就是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好在我也算是古书界的老江湖,已经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鳄进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羽毛球界的王莲香,别给我机会,否则我一定将其拿下。
       此后几年,我在拍场中时常遇见这位王老板,我把他视为对手,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他也仍然以自己独特的参拍方式,不管不顾地买着书。然而,到了2004年,这支著名的部队突然消失了。海王村的那场拍卖会,有几件我欲得之书,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要跟这位王老板搏上一搏。然而,这种斗志到了现场却变成无的之矢,他们没出现,这个结果真是让我喜欢让我忧。那场拍卖,我痛快地拿下了自己全部的欲得之书。拍卖结束后,我又去找彭经理打探小道消息。彭经理刚刚主持完这场拍卖会,嗓音有些嘶哑,但脸上还挂着职业性的微笑。听到我问话后,他的面色立即肃穆了起来,低声告诉我,两天前王杭生去世了。
       他这句低沉的话,让我一震。我见过王杭生多次,从外观看,他的身体应该很不错,从我身边经过时,走路都带风。在西安时,古籍书店经理告诉我,王老板自称有糖尿病并且说很严重,还以此劝经理多卖一些古书给他。他说因为自己爱书,又说自己病重活不了多少年,只是想让这些书有更好的归宿而已。我那时听到这个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老板买书时使出的苦肉计而已,他想以此打动书店经理,多给他一些库存,绝不会是他的身体真有问题。但现在他突然去世了,真让我大感意外。彭经理告诉我,王老板去世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出了车祸。他在买书的路上撞上一辆大货车,当时他躺在车后座上睡觉,撞车时他的头碰到了硬物,而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这个消息让我伤感了好一阵子。对一个人的爱和恨,中间都隔不下一层纸,一刹那间,就已转换。我有着鸵鸟式的逃世心理,盼望着古书界的书友都能长生不老,虽然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但即使如此,也希望能够一直纠缠到生命的自然终结,这才是快活的一生。所以,我最怕听到书圈的朋友离群而去,每当听闻这种消息,都会让我的心灰暗好久。
布帘后面就是王杭生的藏书。 南通市民论坛 普鲁士小木匠 图
       几年之后,上海博古斋从上海国拍撤回股份,成立了自己的拍卖公司。上海图书公司的总经理彭卫国先生成为该拍卖公司的董事长,他把我拉为博古斋拍卖公司的顾问。得到这个荣誉虚衔,我觉得不做点贡献也说不过去,彭总也是这么想的。这家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拍之前,彭总给我打电话说,首场拍卖对公司的声誉很重要,如果这场拍卖的结果超不过国拍,肯定会有人说闲话,而我是公司的顾问,当然不能看着自己的公司丢人现眼。他的一番说词,我总结出两个要点:一、我必须要到现场去参拍;二、我要带头多买。彭总给我下的任务,是至少要买够一百万元。那个时候,一场古籍大拍全场的成交额也就是几百万元,所以这一百万元也不算小数。其实那场拍卖会的图录,我已经细细看过。上图公司为了首场大拍的成功,从库中拿出来不少好书,就算彭总不劝我,我本来也想多买一些。但他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也就抓住机会忸怩了一下,半推半就地来到上海。
       博古斋的这场拍卖会,地点设在上海大剧院的八层大厅,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彭总在大剧院的九层请几位大客户吃饭。在饭桌上,我再次见到了张启政先生,跟他同来的一位中年人,我却从未见过。彭总介绍说,此人是天堂伞集团总裁黎正平先生,并且告诉我,黎先生就是已故天堂伞老板王杭生的妹夫。此后很久我才搞清楚,称为妹夫并不准确,因为黎先生的父亲就是王杭生的岳父。在这场饭局上,我不便提起王杭生的一些情况。近两年,我听说王杭生所藏之书,准备捐给浙江省图书馆。到后来我还是没忍住好奇心,向黎先生证实此事。他告诉我这是谣传,并且告诉我,王杭生毕业于浙江大学,他去世后,浙大图书馆向他们提出,可以将王杭生所藏的善本放在浙大图书馆内,由图书馆辟出专室来保管,但古书的物权,仍归天堂伞。可是黎先生认为,这种做法今后容易产生产权方面的纠纷,就没有把书交给浙大。
       黎先生说,他已经接手了那批藏书,在慢慢整理的过程中,他也越发地喜欢古籍,因此,他准备把这批藏书继续扩大。但在整理时,他看到王杭生原藏中有一些复本,于是拿出来一些,给了拍卖会。后来,在拍场中我果然看到了钤有“王杭生藏书章”的书,而我一直关心的那部《六经图》却没有散出来,看来黎先生也喜欢这部书。博古斋首场大拍开拍之前,为了避免当年我跟王杭生相互搏杀的情形出现,我跟张启政互相通气,彼此看过对方欲得之书,不知是因为眼光差异太大,还是兴趣爱好点相异,彼此对过的几十种书竟然无一部相重叠,这种局面当然皆大欢喜。那场拍卖,我超额完成了彭总下达的任务指标,我想他一定很满意。
       拍卖会结束后的几天,我因事给张启政先生去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自己正躺在苏州的医院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那天博古斋拍卖结束之后,他到苏州帮黎总去买书,在从苏州回杭州的路上,出了车祸,断了几根肋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闻此言,我半晌没说出话来,真不敢往宿命上想,但脑子里一直默念着那句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过了一段,我又给张启政先生打电话,首先问候他身体的康复情况,他说已经完全恢复,正在成都休养。我们聊到了许多王杭生买古书的故事,张先生告诉我,王杭生出事的那趟行程,就是他到处收书的途中。那个时段,王老板已经出门在外一个多月了。他们开着两辆车,先到兰州,后转到西安,接着到成都,之后又到重庆,从重庆又到了武汉,事情办得很圆满,最后准备从武汉开回杭州。那天晚上,他们开到湖北的恩施县境内时,王杭生乘坐的宝马车开在前面,在转弯的时候,车速太快撞到了大货车上。出事之后,大家立即把他送到了恩施医院。黎正平也很快赶了过去,安排抢救事宜。但在恩施医院抢救了五天,也没能够让他醒过来。于是黎正平通过北京的关系调来了飞机,从恩施县外的小机场把王杭生护送到了杭州,然而到了杭州,还是没有能够将他挽救回来。我觉得自己对古书已经足够痴迷,但还从没有开车出门一个月,四处去收古书。这样想来,王杭生对古书的爱,远在我之上。想到这一层,我就更加怀念他了。
        
       2009年春,嘉德上拍了一部《六经图》,此书的装潢十分漂亮,大八开的开本,六册原装,每册书都钤着乾隆玉玺,典型的《天禄琳琅》旧藏。图录中已注明此书的详细递传过程,说此书是乾隆皇帝旧藏,当时认为此书是宋版,因此,每册书的黄绫签上都写着“宋版六经图”。该书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1922年9月15日,宣统皇帝溥仪将此书赏赐给溥杰。此书跟着溥杰来到天津后,后又存在长春伪满宫。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书从皇宫散出为刘燕夫先生所得。1949年之后,刘燕夫把此书带到了台湾,后又带往美国,之后又将该书影印出版。出版的影印本,是请陈立夫先生作的序,孙法民先生提供的资助。这个影印本广为流传,使得这部书成为名物。我也真佩服拓晓堂先生的本事,他竟然能把这部书的原本从美国征集回来,放在自己的场子里上拍。
       乾隆皇帝的旧藏,有两部书可以作为代表,那就是专门著录字画的《石渠宝笈》,以及专门著录古籍的《天禄琳琅》,从收藏等级而言,两部书是同一档次。在现今的艺术品拍场中,古代字画版块里,凡是《石渠宝笈》著录的字画,无论真伪一律都能拍出大价钱,均价在几千万元。而《天禄琳琅》著录的古书,却永远卖不过同档次的《石渠宝笈》中著录的字画。这部号称宋版的《六经图》,其实是明万历四十三年南京吏部刻本,但并不影响这部书作为《天禄琳琅》旧藏。该书估价为两百五十万至两百八十万元,以当时的行市论,我估计三百五十万元左右能够拿下。然而现场拍到此书时,却以两百四十万元起拍,我仅举了一下,就把此书拍下了,这让我欢喜多日。能够以如此低的价格拍到此书,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图录中提要文字的小失误,上面写明“此书存卷十三至卷十五”,表明该书为残本。而实际上,这是一部全书,我在看书时,仔细翻看了多遍,确认无疑后,才决定将该书拍下。
       2014年春节期间,我到台北旧香居去看书,在书架上看到了此书的台湾影印本。我很想把此书买下,因为该书中有不少的序跋,是我所没有的。然而,那天在旧香居看书时,吴雅慧小姐很是热情,我看到哪部书,她都说要送给我,这使得我不敢再开口评价任何书,所以翻看此书时,当然不敢再张口。回来之后,又觉得后悔,当时若把此书买回来,就可以了解到该书的一些递传细节,那就会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圆满。
       这些年来每到初春,我都会收到黎正平先生快递来的明前茶。其实,我跟他没有太多的交往,然而他却一直关注着我这个陌生的朋友,这种情谊,让我一直感念不已。在陆续的交往中,我也向他了解到一些王杭生先生藏书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父亲,也就是王杭生的老丈人,是学古典文学的,平时很喜欢看这方面的书。王杭生受老丈人的影响很大,因此也喜欢读古典文学,并从2000年开始买古籍。黎总说王杭生生活很不讲究,只有在买古书时才绝不吝啬,他已买下一万多册古籍,这还不包括一些没有整理出来的。当初王杭生买书的魄力很大,他计划在五年内能够收到十万册古书,然后建自己的藏书楼,并且在他生前,已经谈好了八亩地,准备着手建楼,只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安慰黎总说,人生的确死生有命,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比如我当年买书正起劲时,半路上杀出个王杭生。黎总笑笑说,我跟你一样倒霉,正准备大买古书时,却赶上杀出来个胡关妙。看来,求十全十美真是一种奢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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