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烟草专卖矛盾百出

        在中国大陆，没有哪一个合法产业像烟草业一样处境如此尴尬。这种尴尬，通过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凌成兴的一番话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

        “第一，烟草局要努力为人民健康服务，第二，努力为财政增收服务，第三，努力为社会需求服务。”

        凌成兴这番表态，涉嫌修改烟草专卖的法律责任。《烟草专卖法》第一条规定了设立烟草专卖制度的目的：“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其中何曾有“为人民健康服务”字样？

        实际包含“人民健康”内容的条款，是该法第五条：“国家和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但执行该条的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并非特指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局在未修法前提下要“为人民健康服务”，实有擅自扩权之嫌。

        人大代表、凌成兴局长（总经理）擅自增加烟草专卖的法律责任，将维护市场秩序和增加财政收入降到次要位置，其不得已之处在于，他必须承认“吸烟有害健康”的共识。只有承认这一共识，烟草专卖机构似乎才有存在必要。

        但抛开法律议题，迄今为止，公众并没有看到烟草专卖机构在“为人民健康服务”这种国家责任上有何实际行动。倒是在2006年中国批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之际，《法制晚报》记者在一次研讨会上了解到，中国烟草业被指对“公约”中译本“动过手脚”。有控烟志愿者指出，在一本内容为应对“公约”冲击的书籍中，至少4处篡改了“公约”原意。例如，英文文本中的“should”和“comprehensive”的中文对应词为“应”和“全面”，而中译本分别变成“宜”和“广泛”，语义明显弱化。

        在2014年修订《广告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也称， “公约”英文版明确规定了“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但“我们的中文文本中把‘全面’翻成了‘广泛’。我看英文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全面禁止’。”

        除了上述在舆论上涉嫌歪曲引导，去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披露，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烟草业危害公众健康，与其在专卖制度下的蓬勃发展关系密切。

        近年来，烟草业很少发布销售量增加多少的数据，甚至去年还出现了烟叶收购调减750万担，种植面积减少的状况。不过须知，烟草危害的发作，其滞后甚至长达一二十年。今后，那些吸烟和被迫吸烟的公众，将为前些年的疯狂增长付出代价。

        1月15日，凌成兴说，2014年烟草行业工商税利达到10517.6亿元，同比增加957.7亿元，增长10.02%；全年上缴财政总额9110.3亿元，同比增加949.1亿元，增长11.63%。这样的成绩，占到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的6.8%。在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之时，这真是一个“亮点”。

        但这个“亮点”在推进全民医保背景下，显属饮鸩止渴。中国大部分公众没有医疗保险，且公共财政并不为所有公众的身体健康承担直接责任时，烟草业可以助力财政收入；但是当全民医保推进后，公共财政必须负担和倒贴烟草业造成的危害。只不过其危害具有滞后性，烟草业缓解了当下的财政紧张，但是会加重今后数年到二三十年的公共财政负担。

        以国家利益名义设立烟草专卖并致使该行业飞速发展，与整体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根本矛盾的。虽然这一产业的兴衰涉及很多人的饭碗、就业，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对烟草业最为倚重的，基本上也是旧中国鸦片种植最为严重的地方。我们不能从对待鸦片的态度和办法中，吸取一些对待烟草的态度和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