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开放灵堂吊唁罗国杰，他曾为国家领导人上儒家思想课

        3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国杰驾鹤仙去。昨天上午，人民大学哲学院开放罗国杰灵堂，接受各界人士吊唁。

        灵堂布置在人大人文学院6楼会议室室。灵堂的正中间摆放罗国杰的遗像，上方挂着“沉痛悼念罗国杰先生”的横幅，两侧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灵堂中的桌子上摆放着罗先生编著的《中国传统道德建设》、《道德建设论》、《罗国杰文集》和《伦理学》，供前来吊唁的人瞻仰。

        “曾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多次被中央采纳”

        88岁的罗国杰头衔无数，生前最后一个头衔是“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该奖的颁奖辞中这样介绍罗国杰：

        罗国杰先生，中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其为人也谦逊、慎独、达观，其为学也勤勉、严谨、创新，他的学术思想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他的道德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纵论历代治国理政经验之得失，建言献策，思想多次被中央采纳。

        吊唁当天，习近平、张德江、刘云山、胡锦涛等对罗国杰教授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赠送了花圈。罗国杰的学生、人大哲学院教授肖群忠告诉澎湃新闻记者，1999年到2000年间，罗国杰曾为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单独上过课，课程名叫《儒家思想与政治治理》。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人大哲学系教授葛晨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罗国杰治学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有会议他就参加并在会上发表观点，他还关注社会现实常常撰写咨政报告。“他提出的‘以德治国’能够成为治国方略和其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有关。”葛晨虹介绍，罗国杰在平日的研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融贯中西。罗国杰研究的是伦理学，他一直关注道德对人生与社会的作用。从建立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开始他就思考德治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经历过文革的罗国杰对道德的作用认识更深，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道德爬坡”与“道德滑坡”的争论，罗国杰提出存在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亲自撰文批评满口“钱钱钱、利利利”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能清醒地认识到道德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之后写出以德治国的专著。在专著中他强调道德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是不要依法治国，二者是相互结合的。“他一直在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晚年一直在写相关文章。”葛晨虹介绍。

        罗国杰一直强调，伦理学决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而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科学。“道德行为之所以能称为‘道德行为’，必须是不以享受某种道德权利为前提的。如果说一个人在从事道德行为的时候，就考虑着自己在实行这一道德行为后所能够得到的‘道德权利’，这就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道德行为。”他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将人的道德境界分为三大类型：自私自利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大公无私的境界，并把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先公后私”的道德境界；以及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极端自私自利的层次。他自己也用亲身的示范践履着伦理道德之道。“即使在刚做完手术的病痛时刻，他也不忘叮嘱前来探望的学生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罗国杰的学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弘道者：奠定中国伦理学事业，桃李芬芳

        在罗国杰门下读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者、人大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同意师妹葛晨虹的观点。他补充道，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思潮给社会主义道德带来很大冲击，在众人学习西方思潮的潮流中，罗国杰冷静地站出来强调道德对社会治理的重要，这种见识和勇气是绝无仅有的。

        “正如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总结的‘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他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姚新中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罗国杰是中国最早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但他是第一个建立起系统的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学者。1959年在人大留校后，罗国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建立起学术队伍后他组织编书出文章，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中单罗国杰编著的教科书就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沿用至今。1980年、1981年他举办了全国伦理学教师进行班，培养了百余名伦理学教师。这两届教师后来成为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罗国杰离世后全国各地高校的伦理学教研室纷纷发来唁电。

        “此外，罗国杰担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20余年 ，组织了很多学术交流，称他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毫不为过。”姚新中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罗老师真是一个好学者啊，他自己学术功夫扎实、著作等身，还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兼容并需，在修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第二版时他很虚心地采纳了我们晚辈的一些新观点。”

        自学针灸，六度与病魔搏斗

        生活中的罗国杰并不似学术中的他那般严肃。姚新中笑着和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老师当年的趣事。姚新中1979年第一次拜访罗老师求教治学之道，罗老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总不忘加一句“你自己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罗国杰的提点也奠定了姚新中一生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基础。1999年，姚新中和罗国杰一起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与会者们在伦敦参观 ，时年71岁的罗国杰健步如飞，走了一天都不喊累。事后，姚新中才知道原来罗老在50岁左右经常生病，此后他自己锻炼身体，并自学了针灸，赴英期间还带着工具自己为自己针灸。

        十余年来，罗国杰前后患过6次大病，脑血栓、车祸、严重“房颤”、因脑出血而作“开颅”手术、长时间的“心脏停跳”、急性脑梗塞，但他却依然笔耕不辍，整天被书“包围着”。

        让姚新中印象深刻的是罗国杰对书的热爱。“一次我去老师家，罗老神秘兮兮的说‘新中，我这里有好书给你看看’”。姚新中回忆，他刚伸出手，罗老赶忙说：“这是明版书，看看就好了，不能摸哈。”现在回来起来，姚新中仍旧一脸笑意：“罗老师看完后就把书放起来了，把这些书当宝贝。”

        “文革”期间，别人扔书，罗国杰出去买书淘书，买了些好书。一次，姚新中和老师开玩笑：“罗老师你看，你喜欢买书，害得我们这一帮学生也喜欢买书，上街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买书，到了书店口袋里的钱不花完就不出来。”

        “这样的老人家不多了。”已是满头白发的姚新中怀念自己的老师。那个出生于河南革命青年，在同济大学学习法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1949年至1956年，在上海虹口区委、上海市委从事党务工作；1956年至1959年，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毕业后留系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一直工作到去世前。

        “罗老师是得道的大家，真正的现世儒者。”让葛晨虹念念不忘的细节是：在老师的床头挂着手书“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要问自己陶行知先生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澎湃新闻从人大了解到，灵堂吊唁将持续到3月12日，开放时间为每天9时至17时。13日上午9: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下午1点至4点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一楼第一会议举行追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