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家治理，需要有些“国际视野”

        国际问题学者通常关注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内部的事情。然而，这几年，无论是乌克兰政治危机，还是“伊斯兰国”带来的冲击，这些国际热点的背后实际上都牵涉“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学界和舆论精英们也在讨论西方政治制度的“功能不调”或衰败。可以说，“国家治理”的风险和挑战是一个全球层面上的共性问题。

        对于刚刚结束“两会”的中国而言，要想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些目标，就必须认真审视和解决中国版的政治“功能不调”问题，构建可以适应中国发展新常态的政治生态，不仅要防止坏人做坏事，更要能选出好人，并让好人做成好事。

        在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越发深入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探索，势必也需要有些“国际视野”。看清别人的问题不是为了“幸灾乐祸”，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的问题。

政治体制缘何会衰败

        所谓“功能失调”或衰败，就是一国的政治体系和制度难以产生好的政策，政府也缺乏落实好政策的能力。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上台执政以来，它想要推进的国内变革可谓举步维艰，不仅移民、税收等方面的改革难以展开，医保方面的改革成果也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奥巴马曾经对华尔街的金融界大鳄们宣战，提出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要就“次贷危机”进行问责。可时至今日，金融监管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也再难看到奥巴马面对金融精英的大义凛然。

        美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解释这一状况时称，“金融危机后一直未能建立起恰当的监管，那些手握巨大资本、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制度，利用拥有巨大游说能力的院外集团阻挠改革”，“石油、金融等领域的特定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为己所用，在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设置障碍，这可以说是民主的失败。吃了亏的老百姓不再信任政府，得不到支持的政府其权限会进一步缩小，从而使国家治理陷入恶性循环”。

        大约25年前，1989年夏，苏联正式解体前夕，福山曾大胆地宣称：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这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所谓“历史的终结”。而在2014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旨在对金融危机后美国乃至西方面临的制度危机进行思考。

        福山指出，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理念，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由来已久，美国宪法也深深体现了这种传统，但问题在于一旦民主过了头，对行政机构的监督和制衡就会沦为“否决体制”，导致决策体系过于松懈，施政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福山对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之间越发“极化”的党派之争颇感不满，并悲观地认为不易找到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极化”简而言之就是左的太左、右的太右，难以相互妥协，难以形成政策共识。

        201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则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当时刊文评论称，美国国会的口水仗不少，但议案产出率却是1947年以来最低的，美国普通民众对国会的信任率仅为7%，联邦政府过度分权制衡，导致运作机制瘫痪。

        政治体制的衰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糟糕，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下降，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减弱。美国知名记者小约瑟夫•迪昂在其所著《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患上严重的意识形态病，虚伪的政治辩论远离选民的实际关切，这是民众憎恨政治的原因。

        英国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的讲席教授尼尔•弗格森被认为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之一。他在2014年出版了《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一书，力图探讨西方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支撑西方文明的制度支柱为什么会失效。弗格森在该书中将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四个“黑盒子”逐一打开，对“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进行深入剖析，以历史学家的锐利视角，讲述了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制度的退化。

        弗格森批评西方社会中的“法治”沦为“律师之治”，腐败和处于垄断地位的精英大肆利用法律和行政体系为自己牟利，以国家之名，行掠夺之实。他还对“公民社会”的退化表示痛心，“公民”的内在含义是每个人都应为促进政治体或社群的公益而作出贡献，但现实却是大家只想着去让别人改革，惟使自己得利，公民自身的责任感不断降低，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质量也在降低。

贫富差距加大成为“顽疾”

        在政治体制功能失调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的萎缩成为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挑战。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所批评的，“资产拥有者越来越富裕，与无产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和贫困变成了一种世袭”。

        近期，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缩、经济停滞和不平等状况加剧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经济繁荣远不是包容性的，必须集中精力扶持中产阶级，提升工薪家庭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而且还需要从全球范围内加大对富人群体的监管。美联储主席耶伦也罕见地就美国的政治问题发声，她警告，美国经济虽看似稳步复苏，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对“机会均等”等美国传统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

        更严峻的是，正在出现的新经济型态也在带来新的“国家治理”压力。在美国、英国等地，互联网将客户和大量自由职业者相连结，前者即便不是富人，也可以享受“专车”、“定制生产”等特需性的服务。然而，这种新经济模式对劳动组织方式、社会契约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大量依靠互联网生存的自由职业者不领取固定薪酬，也没有固定的雇佣者，如何监督他们的服务质量，如何保障这些人享有社会福利保障，以及如何防范这种新经济模式加剧社会不平等，正成为西方国家的热议话题。

        由此，经济新常态必然会带来新挑战，政府需要拥有前瞻、及时、有效调整公共政策的能力，以适应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新经济时代。

        英国《金融时报》资深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5年1月发表的评论中指出，“过去几年中，西方在冷战后支撑世界的三个领域都失去了信心，即市场、民主和美国的权力”。他颇为忧心地写道，虽然美国自身的经济出现复苏，但西方知识界对自身制度信心的复苏似乎还很遥远。福山则强调，西方国家迫切需要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且负责任的治理体制，在于建立起敢于和既有经济、社会不平等进行正面交锋的、公正的政治体系。

        在完善政治体制、提升国家治理方面，中国需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正确看待自身的问题与机遇。这将给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带来一场有益的制度竞争。无论如何，政治需要恢复其本应有的功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