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写家族史：从无锡白丁到民族资本家，5代人的120年

        无锡太湖边的蠡园以蠡湖得名，蠡湖又以范蠡得名。始建于1927年的蠡园，它的建造者是王禹卿、王亢元父子。在无锡，除了蠡园，还有梅园和锦园，它们的建造者是荣宗敬兄弟。王家和荣家是无锡走出的两大家族，他们同在上海滩发迹，一起经营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

        相比荣家，王家的故事鲜为人知。上海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是王家的后代，这些年他一直希望能将家族史整理出来。经过4年的研究和写作，他终于把5代人120年的家族史梳理清楚，写出了这本《蠡园惊梦》，该书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曾外祖父王尧臣和其弟王禹卿

        《蠡园惊梦》是主持人曹可凡追溯家族史的写作，这个家族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史上显赫的民族资本家荣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家族史与荣家家族史犬牙交错，但我们的家族史，一直没有人来整理。”曹可凡对澎湃新闻说。在那个年代，这个家族从无锡走出来到上海，在大时代中成长，曹可凡说，“其与国家命运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命运深刻影响了家族的命运，大机遇都是时代给予的。”

        关于蠡园的故事，得从王尧臣兄弟开始。

        王尧臣是曹可凡的曾外祖父，他和小三岁的弟弟王禹卿出生在无锡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青祁村，这里的年轻人大多会走出家门出去闯荡，近的去苏州常州，远的去了上海。王家兄弟只是他们中的一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滩活跃着一批从无锡出来的大老板，比如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祝大椿，当然还有荣宗敬兄弟。

        王尧臣16岁外出讨生活，在无锡城里做染坊的学徒，23岁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做衣服当铺的伙计。他年幼时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做生意又聪明，3年后就做上了当铺的会计。1904年，王尧臣从当铺跳槽到了顺全隆洋行管账务。在工作中慢慢开始积累自己的人脉，于是就认识了同乡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这位上海滩数得上的商人把他挖到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王尧臣的一辈子的生意都跟面粉有关。那个时候，华兴最大的竞争对手包括荣家的面粉厂，但几年后，荣家的系列面粉厂才是中国的面粉行业龙头老大，

        王尧臣的弟弟王禹卿14岁拎起铺盖上路，背井离乡也去了上海，也去店铺里当学徒。这是家远亲开的煤铁油麻店，他干的是体力活，工作无非就是在搬运和堆码，学徒活很苦，收入却非常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

        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加入华兴面粉厂后，从会计做到销售，后来还负责北方一大片区域的面粉经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区经理。1902年创办的华兴每年利润十万两银，但王尧臣的月薪只有20两，尽管不算富裕，已算是小康。

        王尧臣的弟弟王禹卿是在1902年跳槽到面粉行的。那年他正在北方推销煤铁油麻，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谈面粉生意的同乡。在同乡的引荐下，王禹卿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后来索性跳槽到茂新面粉厂，也专职做起了面粉生意。

        于是，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的行业，几年后兄弟俩又共同为荣家的面粉厂工作，他们不仅成了股东也是荣家面粉厂的职业经理人。

        大舅公王启周和政治运动

        那是面粉行业的黄金年代，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反而造就面粉的巨大需求，上海滩上开面粉厂的企业个个都赚了大钱。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的王禹卿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他想到了创业，也去开面粉厂。

        于是，王禹卿就与茂新的另一个同事偷偷开起了自己的面粉厂。员工干私活的事情最终还是让荣家大老板荣宗敬知道了，他不想员工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不想失去这位大将，荣宗敬的选择是参股他们的面粉厂，于是就有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王禹卿想到了也在面粉行业的哥哥王尧臣，把曹可凡的曾外祖父挖了过来管理福新。

        4万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到了1921年，福新已经开到了八厂，使用的机器是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整个上海莫干山路都是福新的厂子。到了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的面粉加工量占到了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荣家兄弟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帽子。而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也为福新面粉公司工作了一辈子。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各厂的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因此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由王氏兄弟主持。

        到了曹可凡祖父这一辈，他们并非全部子承父业继续从商，比如曹可凡的大舅公王启周，就卷入了那个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1920年代初，王启周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他是王家第一个大学生。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希望儿子能读法律将来从政，可老爷子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不只是读书，还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关系密切，还建立了一个左倾的组织“锡社”，后来从这个团体中走出的大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博古、宣传部长陆定一，其中还有王启周的姐夫、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当时他还是福新一厂的职员。

        王启周和锡社成为后来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组织集会和游行。但随着“四·一二”事变，这些年轻人因为不同的政治信仰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锡社也就此瓦解，曹可凡的大舅公选择不加入任何党派，只安心当江苏省民政厅的一名科长。但这位年轻人在29岁时就英年早逝。

        时局动荡，王家一分为二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松沪抗战，荣家和王家在上海的产业几乎半数尽毁。福新的一厂、三厂和六厂地处闸北，首当其冲，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接着申新一厂和八厂也被炸毁，五、六、七厂的机器和原料被劫掠一空。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厂、七厂、八厂尚能继续开工。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着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上海被占领，王尧臣和荣宗敬这两位上海商界的大佬同时被日本占领者看上了，希望他们为日本人服务。两人分别在报上刊登启示，表示不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市民协会”。1938年元旦后不久，荣宗敬首先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遗憾的是，到香港才一个月，荣先生就在医院过世。

        王家和荣家的面粉和纺织产业苦撑过了8年抗战，战争一结束，荣家和王家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兴当年的产业，但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荣家、王家和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

        1948年是王家命数的一个转折点，王家开始一分为二。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留在了上海，王禹卿去了香港。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这不只是王家的打算。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做了这样的部署，比如荣家大房的人基本都去了海外和香港，二房留在上海，其中包括荣毅仁。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抗战都扛过去了，过些日子局势稳定了，大家还是要在一起的，结果这一分就是三十年。王尧臣于1965年在上海去世，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身在香港的王禹卿不久也撒手归天。老哥俩一前一后归西，相隔仅1个月。

        在祖父这一辈中三舅公王云程是作为王家产业继承人来培养的。他18岁就被送到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专修纺织，三年时间读完四年的学业，21岁就回到上海协助经营家族产业，出任申新一厂厂长，他是荣家和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从某种程度上讲，最后也是荣家女婿王云程延续了王家的经商血脉。他是王家人，也是荣家人，时局变换的1947年开了他在香港的第一家企业：南洋纱厂。

        1970年代的香港纺织产业繁荣，半壁江山都是王家和荣家系统的人在运营。1949年前的上海纺织产业其实被移植到了香港。到了1990年代，这些企业纷纷回到了上海，比如王云程和上海纺织局合办的申南纱厂。在香港纺织业鼎盛时期的1970年代，王云程曾是十大富豪之一。

        在曹可凡眼里，三舅公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创业者，创办一个又一个企业，到了1993年，80多岁的王云程还在家乡上海创办了食品公司“上海福乐”，生产圣麦乐冰激凌和全仕奶。2012年，王云程去世，享年102岁。

        王家女婿曹启东

        女儿王秀芬的夫婿是老爷子王尧臣亲自挑的。老爷子在上海东挑西选，最后看中了自己厂里的会计，也是无锡同乡曹启东，也就是曹可凡的祖父。无锡曹家是绵延千年的古家旧族，相传是汉朝开国大将曹参后裔。曹启东跟王尧臣兄弟一样，也早早离开家门出去寻生活，1920年经亲戚介绍来到福新做会计，因此进入了王尧臣的视线，最后成了王家的女婿。

        曹可凡的祖父母在婚后一直住在上海，先是澳门路上荣家为职工建的宿舍三新村，后来搬到愚园路805弄的锦园，那是荣家为高级职员建的宿舍区。他们一住就是半个世纪。曹可凡说，他祖父其实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一向关注时事，同情和支持革命。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家还一度曾为中共地下党的庇护所，因为曹可凡祖父的三个表妹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在大表哥曹启东的掩护下，做了很多工作。而曹启东本人在解放战争期间，还掩护过多位中共地下党干部，甚至还凭借着管理福新的便利，为解放区送去了不少紧缺物资。

        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参与创办了“同庆钱庄”——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在同庆钱庄边上是通惠印书馆，作为生活书店的下属机构，同样也是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曹启东也是投资者之一。在梳理这段历史时，曹可凡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已故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1949年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文艺漫谈》原来就是在通惠印书馆出版的，1947年出版的这本书可视为王元化先生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基石。

        1949年解放前夕，王禹卿离开上海后，福新的面粉公司业务都托付给了曹启东，已经在面粉行业干了30年的曹启东为人很低调，自认为资历不够，还是需要荣家人来撑局面。也是在曹启东的极力劝说下，荣毅仁留在了上海，开创福新新的局面。解放初的福新，荣毅仁是总公司代总经理，曹启东是其助手。

        在大局势下，1950年代，作为中国民族产业标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66年“文革”爆发前，王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孩子们都能上高中读大学，穿戴挺括，是上只角的人。1966年的“文革”冲击则逃不掉了，这些“资本家”被赶出了洋房，工资被冻结。不过曹可凡说，相比其他家的遭遇，“我们还算好的。”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教会学校毕业，“父亲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未留下丰厚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小年夜，曹可凡请家族长辈吃了顿中饭，席上他母亲年纪最小——80岁。“这顿饭也算这本书的家庭首发式，给每个长辈送了一本。”而就在前一天，曹可凡刚刚拿到了印制出来的样书，同时在美国的三叔也去世了。对于家族史，曹可凡说，同辈人都已经不知道了，他们也对整理家族史不感兴趣。曹可凡感叹的是，早十年，他也没兴趣去做家族史整理，而再晚十年，可能就没精力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