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百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告诉我们，要讲究学理

        1919 年7月20日，刚接任《每周评论》编辑的胡适在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此文一出，便点燃了中国思想界轰动一时甚至影响至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是在日本学过哲学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不久，李大钊也致信胡适，《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第35 号上。李大钊首先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接着又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

        在蓝公武和李大钊的论辩文章后，胡适又连续写出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作答。胡适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每周评论》第37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似告一段落。

        周六（14日）上午讲座现场。从左到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高力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高全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        

        3月14日，在新文化运动发轫百年之际，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联合举行的学术研究活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第二期主题会议“问题与主义”。

        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评价说：“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通史著作大都要提到它，但对于这场争论本身的理论质量或理论问题，却如同在对待其他现代思想史上的争论一样，很少予以注意。”为此，张汝伦从胡适、蓝公武和李大钊这三人当年的言论出发，分析论辩各方在学理、哲学方面各自暴露出的问题。        

评胡适：对“主义”、“主义与问题的关系”认识有误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写道：“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张汝伦认为，胡适显然从杜威那接受了其工具主义的立场，把一切思想视为对付外在环境、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

        工具主义是美国著名哲学家J.杜威对其实用主义理论的一种表述。它的主要观点是：概念和理论只是有用的工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真假或是否正确描绘了实在，而由它们在“解释和预见”现象上多有效，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解决问题是否成功。

        “但是，胡适就只是从汉语词典对‘工具’的字面解释去理解杜威的工具主义。”张汝伦说，胡适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又说学理是“材料”，“主义”是“参考资料”。张汝伦认为，这首先在表述上就有问题。一般不会认为“工具”就是“材料”或“参考资料”；其次，对于杜威来说，工具主义是一个针对传统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主张，它主要说明观念与理论在科学探究中的作用，强调它们“解释现象和预见现象”的效用，而非一种实践哲学的立场。

        杜威也不认为观念和理论提供了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是把它们视为有待证实的假设。但胡适却认为它们给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如果这样，学理或主义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它们，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那么胡适的主张就应该是：‘先研究主义，再解决问题。’”因此，张汝伦认为，从逻辑上分析，胡适文末的主张与其前文论述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说有了学理，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不就是要去研究学理吗？”        

评蓝公武：把“主义”等同于“理想”

        在张汝伦看来，蓝公武的哲学思维水平显然高于胡适，这首先表现在他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上。蓝公武谈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首先分别分析二者各自的性质。

        蓝公武首先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讨论“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他认为有三个原因：社会生活遇到困难、实际利害与国人主观反省。从蓝公武对问题起因的分析来看，张汝伦认为蓝公武所言“问题”与胡适一样，限于社会问题：“他关于产生问题三个原因的分析，也无大错。只有在讲主观反省时，却是近代流行思路：中国人靠自己是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只有输入西方思想后，有了比较，方有反省。这就过于武断了。”

        接着，蓝公武分析什么是“主义”：“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并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据此，张汝伦评价说，“理想”一般是指人们寻求实现的某种完美状态。但蓝公武把“主义”和“理想”混为一谈，所谓“理想”变成了“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如此，蓝公武实际上抽去了“主义”应有的“学理”成分。此外，蓝公武说“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在张汝伦看来使“主义”脱离了“方法”，变成空洞的招牌与口号，反而无法“成为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

        据张汝伦分析，蓝公武论辩文章的根本目的，不在澄清“问题”与“主义”，而是要论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这种思维，在张汝伦看来直至今日也是典型的。“翻译就是从他国输入新理想，一些人总以为翻译就是正义的事业，翻译外来的作品就解决问题了。可问题在于，被翻译的作品能不能被我们反复读？我们对别人的思想是否真正理解和弄清了？”        

评李大钊：“目的热”和“方法盲”

        相比之下，在对主义与问题关系的理解上，李大钊比较接近蓝公武。他同样认为解决问题，“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这里说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套价值理念。并且，这套价值理念必须被多数人接受才会产生社会运动。据张汝伦分析，李大钊一方面像蓝公武那样强调主义的理想性，另一方面又赞同胡适的工具论主义观：“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

        “这自然是不对的，主义决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工具，即便是工具，也要根据目的来选择适当的，要砍柴就不能用锤子。而李大钊这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只要能用以实际的运动，工具适用与否不成问题。”张汝伦说，这其实就犯了胡适所言的“目的热”和“方法盲”。

        一定程度上，李大钊和胡适有认知共性。比如，李大钊完全同意并接受胡适将主义理解为“工具”和“材料”。所不同的是, 李大钊论述的重心是发动群众形成社会运动，而非研究具体问题。对李大钊来说，掌握工具就能解决问题；而在胡适看来，主义固然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但还是先要研究问题，而主义或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工具。张汝伦表示，两人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最根本的分歧在中国的问题能否“根本解决”上。

        胡适主张脚踏实地，对于具体问题一个个加以研究和解决。而李大钊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会改变经济组织：“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此，张汝伦评价说：“但是历史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站在‘根本解决’论一边。单纯经济组织的变动并不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并且它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联想现代中国：要讲究学理

        在张汝伦看来，“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虽然规模不大，却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关键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缺失，论辩各方暴露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在中国思想界完全消失。

        他感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最后没有留下什么理论成果。因为这场争论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许多争论一样，本身的学理含量不高，而学理之所以含量不高，是因为近代中国对于主义的确是工具主义的心态，能拿来用就行，在哲学思维和学理上不甚讲究。“邓小平都说过，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

        换言之，其实中国“搞理论”的人未必是少数，问题在于“仍然是说的人甚多，研究者绝少”。“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满足于亮出观点，互相产生分歧，就没有深入思考下去。我们能不能深入探论其中问题？那些论证方式到底有没有毛病？”他还强调，“目的热”和“方法盲”在现代中国还是一种流行病。“我们甚至不讲目的。比如一些学校开设核心课程，为什么要开，并无太深刻的认识，往往因为是‘别人有’，把别人的理由引进作为自己的理由，这就是我们的理论方式。”

        在发言最后，张汝伦说：“现在，我们对理论重要性还缺少敏感，认识不够。我们本身哲学思维水平和学理含量也不高。国家一定要重视理论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