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供品的静嘉堂文库：日本财阀如何收藏中国珍本古籍

        说到近代中国古籍的海外流失，总会被拿出来举例的就是日本静嘉堂文库现藏的皕宋楼近5千册宋元古书。可是一般中国读者不曾留意的是，静嘉堂文库其实位于三菱财团岩崎家墓园玉川灵庙之内，文库所收藏的文物古书，全都是灵庙的供品。《诗•大雅•既醉》描写上古祭仪有一名句：“其告维何，笾豆静嘉”，静嘉堂之名来自于此，意为古书古瓷等名物就像笾豆之类的供物，絜清洁美，奉纳于祖宗的灵前。享受静嘉堂名物奉纳的主人，就是三菱财团第二任社长岩崎弥之助（1851～1908）。

        从中国风水格局来看，玉川灵庙的风水甚佳：它位于武藏野一带山脉“龙头”之首的小山上，小山海拔不足百米，山势平缓，山两侧有两条活水（丸子川、谷户川）流经并于山前汇合，形成“双龙戏珠”之势。你若站在岩崎弥之助的墓冢瞭望四野，西南方的富士山便会跳入眼帘。要知道富士山在古代民间信仰中谐音寓意“不死山”，山上无时无刻燃烧着长生不死的灵药。日本人只消抬眼望见富士山，心中再大的伤痕也能马上被治愈，旧时江户城（东京的旧称）的达官贵人们都争着在能够“富士见”的高地上盖房子。        

岩崎家玉川灵庙的形势图。图中央的绿色圆环表示岩崎弥之助的墓冢。

        长眠于风水宝地的岩崎弥之助，每天悠然见富士山，如此冥福倒也罢了，让中国人羡慕恨的是，山上侍卫着岩崎家灵庙的建筑就是静嘉堂文库！ 20万册古籍尤其是皕宋楼近5千册宋元版古书，5千种珍稀文物，全都是灵庙的供品。弥之助何德何能，享受如此供奉？        

岩崎弥之助的墓冢由英国人Josiah Conder设计，西式墓室的铁门上刻着“二十四孝”图案。

三菱基业的暂时接管人

        正如2009年大河剧《龙马传》剧情那样，追随坂本龙马的土佐藩“地下浪人”——岩崎弥太郎，凭着一腔“所奉为公”的浪人精神，于1870年开创了九十九商会（后改名为“三菱商会”）。弥太郎对家里老幺的岩崎弥之助寄予厚望，两人年纪相差16岁，弥之助一直将长兄当作父亲般敬重。18岁那年，弥之助从土佐藩来到大阪研习汉学，才过了两年，弥太郎在公司的发展中认识到国际海运必然要求精通外语的接班人，要求弟弟中断汉学，远赴纽约留学。弥之助在美国留学了一年，1873年11月便回国奔父丧，以相当于副总裁的身份进入三菱商会，时年仅22岁。

        此后数年，三菱的海运事业由于承揽台湾出兵和西南战事的军事输送而获得政府的极大信任，成为垄断日本海运的霸主。物盛则衰，1883年，庇护三菱的大隈重信等政治家失势，明治政府对待三菱的态度忽然严厉起来，屡次要求三菱与另一家海运公司合并。岩崎弥太郎在这场与政府的拉锯战中殚精竭虑，1885年因病含愤辞世，年方五十岁。34岁的弥之助临危受命，一方面向政府递上白旗，接受合并，一方面逐渐将三菱的经营重点从海上转到陆地，着力开拓采矿业和造船业。仅仅8年间，三菱会社在长崎设立“东方最大的造船厂”，开设了三菱银行。1893年，岩崎弥之助把三菱总裁的位置让给28岁的侄子岩崎久弥（岩崎弥太郎的长子），此时的三菱财团，已经是紧紧纂住日本命脉的独一无二经济实体。

        岩崎弥之助退居之时，年方42岁，年富力强，但他时刻铭记着当日兄长“岩崎家自古尊崇嫡系，（我死后）久弥作为嫡统，让弥之助辅佐”的遗嘱，将自己定位为久弥成人之前的暂时接管人。遵照弥太郎遗愿，弥之助“清算”家产，不仅将岩崎家在三菱中所拥有的权益全部划归久弥，还让长房一支成为家族的本家，自己一方的分支所分得的公共财产只有本家的五分之一。把兄长留下的家族事业打理至鼎盛之时又尽早交接给侄子的这一段佳话，让岩崎弥之助在日本民间至今享有与中国古代周公旦一样的清誉。

东洋之物，留于东洋

        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代，往往出现大收藏家，岩崎弥之助就是这样的“国家不幸藏家幸”典型代表。从1870年开始的三十年间，锐意“脱亚入欧”的明治政府推行一系列“废佛毁释”政令，许多佛教大寺院被占为神社，寺内文物被豪取强夺。在这场文化浩劫之中，就连奈良法隆寺这样显赫的大佛寺，也要采用主动上缴寺内宝物献给天皇（即今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法隆寺宝物馆所藏），以求躲过一劫。另一方面，失去了社会身份地位的大名家、武士家为解生活之困，也在不断地低价抛售旧藏。

        可以说，那三十年间，日本传统古物的多舛命运，类似吾国之文化大革命。而在当时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明治社会，洋风洋物更受本国收藏家喜爱，反而欧美人士甚至中国学者涌至日本搜集文物，当时赴日的黄遵宪、缪荃孙、杨守敬等就收集了许多善本秘籍回流中国。一向“尚古”的弥之助有感于斯，立愿“东洋之物，留于东洋”，以“寻访东洋名物”为自己的社会责任。

        1885年1月，整个三菱会社正在被政府施压而焦头烂额之时，一向恭顺的弥之助却要求其兄提前支付全年津贴，原来是急欲购入日本茶道的圣品——付藻茄子、松本茄子。这是中国南宋时期流转东瀛的茶入，辗转足利义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千利休、德川家康等历代名人之手，身影总是出现于历朝历代的《茶会记》文字中。无数茶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得窥此二圣品之真容。若不是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吃惯了铁杆子庄稼的大名与武士在一夜之间失去土地和俸禄，只能逐渐变卖祖上名物来拯救生活的窘状，这两个圣品茶入，是断断不会沦落到待价而沽境地的。

        素习茶道的弥之助被这两个茶入所颠倒，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此之前的七年间，他更执著于购入名刀名剑。明治十年（1877年）政府颁发《废刀令》，明令除穿大礼服者（主要为皇室成员）、军人警察之外，其他人士禁止带刀。一夜之间，无数武士世家被迫抛售祖上名刀。少年时即已喜欢把玩刀剑的弥之助，不忍眼见这些往日武士身家性命之所系的名物流散四方，遂将大部分薪水投入到刀剑收藏中。“三菱会社的二把手在搜集刀剑”的消息很快传遍日本列岛，前来献宝的古董商人一时间云集门前，如今名列日本“国宝”的手搔太刀包永、国家重要文物的古备前高纲太刀等一批刀剑，就是那几年所得。

        最后让弥之助说服兄长购入茶道圣品的强大理由，却是名物的讨彩“好意头”。付藻茄子、松本茄子又被称为“作物”或“九十九”（皆音为つくも），与三菱的前身“九十九（つくも）商会”正好同音——好马配好鞍，立志全日本第一的三菱会社，自然应该拥有天下一品的名物茶入。弥之助执掌财团大权之后，收藏茶物的雄心愈发壮大，1888年，他从仙台藩的藩主伊达家那里购入一套曾被宗师千利休过手的十件茶室道具，当然，价格又是外人所不知的天价。

 皕宋楼的一揽子买卖

        1893年，弥之助最敬重的恩师重野安绎，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隐居东京郊外，全力编纂国史。为了“直接援助恩师之修史事业”，弥之助在东京神田设立静嘉堂文库，开始进入古籍收藏界。当时日本古书商人皆知，如有完整的私人藏书希望完璧售出，找静嘉堂准没错，因为弥之助定下静嘉堂宗旨是“把握旧藏者藏书之全体像”。中村正直的1万5千册旧藏，竹添光鸿的8千册古书……1894年至1905年的十一年间，几乎当时日本辞世的藏书家之全部旧藏，尽收入静嘉堂库中。

        因此1905年，当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将清末四大藏书家的湖州陆氏意欲出售陆心源皕宋楼、十万卷楼等藏书的消息告知静嘉堂文库，弥之助立刻表达了收购意愿，但就陆树藩开出的50万元天价，颇为踌躇。先前陆树藩谨遵家藏图书“切勿散佚”的家训，多方联系国内藏家，打算集中出售和转赠，竟无愿意接受之合适单位；后又希望在保持藏书完整性的前提下悉数折价售与国内藏家，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张元济等文化人亦多次建议政府和文化机构将陆氏藏书买下，然而两年间，因售价太高，国内竟无一购书意向。陆树藩当时认为，与其逐渐拆分择精售出、忍见藏书在自己手上一散再散，不如集中售与日本藏家，至少保证了旧藏的完整性，就是不违先人遗训。

        1907年3月28日，担任静嘉堂文库长的重野安绎出访欧洲途中，停泊上海，与陆树藩会谈，订立协议，静嘉堂以十万清朝银元（约12万日本元）全部买下陆氏藏书约44，000册。是年6月，三菱海运的一艘轮船把这4万多册中国古书运至东京，出资的岩崎弥之助，还来不及细览这些泊来珍籍，就在第二年（1908年）3月去世，享年58岁。        

侍立于岩崎弥之助灵庙之旁的静嘉堂文库

        静嘉堂收购皕宋楼藏书一事，在之后百年伴随民族仇恨逐渐发酵，直至近年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献典籍被外人劫掠之重大惨祸”。陆树藩的曾外孙徐桢基坦言，“当时中日民间书籍购买互有往来，买卖自由，加之系私人藏本，清廷未加干涉，也无暇顾及，他人亦无可奈何。但上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售书日本之事的严重性越来越凸现。此举虽保持了陆氏旧藏的完整性，但却使我国大量宋元善本流入日本，无价国宝永离故土。欲避免藏书散失之陆树藩，反而因此背上不肖子孙之骂名，这是陆树藩生前所预料不及的。”（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史林》2007年增刊）

 散尽千金化名物

        陆树藩未必预料其背负的身后骂名，岩崎弥之助却掌控着其一生收藏的身后命运。弥之助遗愿将生前所藏悉数捐给静嘉堂，1910年，长男小弥太遵照父亲遗愿，在东京郊外的北多摩郡建造了灵庙作为“纳骨堂”（骨灰冢），同时在旧岩崎邸宅盖造日本首个钢筋水泥书库，以收藏静嘉堂文物。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导致东京城中的岩崎家建筑受害惨重，小弥太决定将父亲的古物都转移到郊外，翌年于灵庙之旁加盖了静嘉堂文库的洋馆建筑，这一次转移，恰好躲过了20年后的东京大空袭，实为文物之万幸。

        静嘉堂的20万册古籍可以说皆係岩崎弥之助的生前私藏，后来又具有“供品”的象征意义，可是除了一本19世纪日本《名刀源秘录》之外，全部图书皆未见弥之助的个人藏书印。书过留印，每一部古书无不留下历代拥有它的主人的私章，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私家藏书的习惯。岩崎弥之助在所有古书上不曾留下任何一个私章、身后又将全部收藏捐出，可见其走出私家收藏的旧时代、将静嘉堂收藏事业当作公共慈善事业来经营的立意。

       弥之助生前极为推崇钢铁大王卡耐基"The Gospel of Wealth"一书，亲自为此书日文版《富の福音》作序，提倡卡耐基代表的所谓“自由慈善主义”(Liberal　Philanthropy)：掌握社会剩余财富的富人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所拥有的财富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散尽。捐赠不是为了有钱人精神上的救赎，而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和社会风气。所以，任何捐赠都要精心计算其后果，高度理性化。

        弥之助一生的收藏事业便是在实践这样的慈善主义：当整个社会抛弃东洋传统的时候，他逆潮流而上，全力收集东洋古物，而在收集古书之时又强调“一揽子买卖”，坚持最具书志文献学价值的藏书完整性。

        受弥之助影响，他这一支的家族成员在过世之后，生前蒐集的收藏品都会寄赠给静嘉堂。静嘉堂的“岩崎家”印迹，在弥之助身后三十年间渐渐淡化，1924年静嘉堂文库开始向全社会公开藏书阅览，1940年登记为财团法人，成为面向社会公开的独立法人代表。

        因三菱财团在二战期间助纣为虐，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财团被勒令解散，静嘉堂文库被充作国有财产，划归国立国会图书馆。1970年，静嘉堂文库又复归三菱财团经营。时至今日，静嘉堂在财政上由三菱财团支持，但却是公益法人性质，藏书面向全世界开放。中国的学者或普通访客只要提前申请预约，都可以在东京郊外的桃源之处，亲眼觐见百年前渡航而来的宋元古书。

        “藏家无三代”几乎是中国民间收藏的定律，当年陆心源花费万金搜罗群籍，藏书之富，甲于海内，熟料三十年不到，其子陆树藩非但无法善守，且迫于时势将藏书售与岩崎家，陆家反而因此落下“民族文化罪人”之骂名。而漂泊东瀛的陆家4万4千册古书，竟在动荡不安的百年之后完好地存活下来，这又不得不归功于岩崎家的文化公益事业经营策略。

        平心静气地说，陆氏藏书如果留存在中土，大概难逃四处散佚的结局。这不仅仅是大时代的原因，我们只要想一想时至今日，有哪位中国企业家具备了百年前岩崎弥之助收藏传统名物的胸襟与气魄，就可以知道，并非古物不恋故土，乃因吾国之文化制度尚未成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