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怎样看新加坡的“儒家民主”

在福山看来，实际上，民主制度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并非如大部分亚洲人和西方人所以为的那么严重。

        儒家文化和民主从根本上说真的是完全矛盾的吗？

        亚洲是否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

        围绕这两个关键的发问，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儒家与民主》（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中重新梳理了现代化理论中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证明了在通往民主化的道路上，和其他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相比，儒家文化面对的障碍并没有更严重。他认为，在新加坡政府违心地维护一个带有强制性的、不必要的家长式政治体制时，儒家文化圈内另外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已经开始容许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同时又都未放弃自身最根本的文化价值观。因此，新加坡没有理由不遵循同样的道路。如果经济现代化的确导向对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那么，下一代新加坡人将会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这些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们正好满足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的需求。

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儒家文化发展出民主制度的障碍被过分夸大

        福山认为，李光耀也好，亨廷顿也罢，二人都过于夸大了儒家文化发展出民主体制的障碍，前提是这种民主是所谓的“西式民主”。

        在福山看来，李光耀长期执政下的新加坡，曾在一段时间里证明了西式民主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新加坡发展出了一种可以被称作“柔性”或说家长式的威权主义，它介乎民主与集权之间，有反对党和定期选举，但人民的自由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言论自由和异见被禁止，国民的个人生活受到干涉。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李光耀在各种场合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和西式民主相比，这样的模式遵循了儒家文化的传统，因而更加适合新加坡。

        1994年，在接受美国《外交事务》季刊总编辑札卡利亚的访问时，李光耀曾表明，他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和越南在内——尽管包含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仍具有共同的特征，例如对家庭的重视，相信个人存在于其家庭的网络之中，并非处于原始的孤立状态，家庭是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等等。上述这些以儒家文化为共同历史背景的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宿命，而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则面临家庭解体、社会失序的危机。李认为前者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儒家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弊病，则应归咎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传统。相较于西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传统，李光耀认为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他相信“无论是在繁荣的黄金时代或是混乱的年代，亚洲社会从未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社会价值之上。社会始终比个人重要。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的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

        事实上，李光耀也曾说过，将西式民主移植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是有害的，那将会导致个人的放任自流、社会混乱以及错误的经济决策。在理念的层面，他强调一个社会原有的历史、文化和背景不容忽视，各个社会也都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展，20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在制度层面，李光耀则质疑全民投票制，他甚至认为民主体制的弱点，即是认为人人平等且都有能力为共同利益做出相等的贡献。

        许多西方学术权威也认为儒家文化和民主之间存在这样的不相容关系。亨廷顿就曾论述，“儒家民主”完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传统的儒家文化要么是非民主的，要么是反民主的。代表性的中国儒家文化，以及它在韩国、越南、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派生物，均将集体置于个人之上、权威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并强调责任义务重于权利。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缺少以个人权利对抗国家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个人权利存在，也是由国家授予的。和谐与协作要优于争论和竞争。对秩序的维护和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点、团体和党派之间的冲突被视作危险的和非法的。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使社会和国家完全融合，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为自治的社会组织留出任何的合法化空间。

        在亨廷顿看来，1990年以前，只有日本和菲律宾经历了民主政治，而这种民主化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两国都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影响，并且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二者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现如今，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亚洲是不会继续向着民主化前进的，或者说，将形成一种仅能植根于亚洲自身传统的民主形式，而这种形式如此独特，以至于对西方人来说，它是不被认可的。

儒家文化有望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民主体制

        福山认为，在通往民主化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所遭遇的障碍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严重，并由此提出其核心观点，儒家文化并非绝对导向独裁的政治体制。

        福山肯定战后“现代化理论”，认为其本质无疑是正确的，即经济发展势必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如果亚洲近几年快速的经济增长能一直持续的话，那么其民主化的进程也将会继续。然而到最后，亚洲民主政治的形式可能会极大地区别于当今这些美式民主，后者的确正经历着因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利益无法调和而导致的严重问题。

        然而，现代化理论却仍旧没能讲明发展和民主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从功用层面考虑，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民主体制比独裁体制更有效。福山则认为，不能纯粹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自由民主的本能追求源自非实用性的、对“自我实现”的渴望。经济的现代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因此是间接的：经济的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使人们得以从对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恐惧中解脱，从而在更大范围里追求各种目标，包括那些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暂时隐藏了的目标，其中就有被认可为一个有尊严的成年人的渴望，而这种认可，只有通过参与到政治体制中才能实现。

        在福山看来，实际上，民主制度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并非如大部分亚洲人和西方人所以为的那么严重。从表面上看，民主和儒家文化之间的最显著矛盾，是后者不支持个人主义，或者说，缺乏一部最高法，它超越现有社会关系，视个人德性为权威的终极来源。福山则暂且搁置了这些重要的区别，他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儒家社会不能创造出一个满足民主最本质要求且切实可行的体系。

        评估了儒家文化和民主之间所谓根本性的矛盾之后，福山提请大家注意，也曾经有许多专家认为儒家文化中有阻碍经济现代化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亨廷顿论述过现代自由民主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生发出来，但很明显，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演化，基督教文化才得以从对自由宽容和民主讨论的敌视中产生民主制度。

       在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福山指出，上述儒家文化下国家—社会融合的平衡状态也正在极速地改变，促成这一改变的是两股力量。其一是工业化，它催生了中产阶层以及工薪阶层这些新兴的强有力的社会成分，民主服务于特定阶层的利益因而受到其支持，而反过来，这些阶层也是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其二是国际社会间更加频繁地互动，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货物、服务、人员以及思想越来越容易跨越国界，使得国内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外国因素。

        新加坡政府倾向于儒家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家长式政治体制。和新加坡相比，日本和韩国，已经开始容许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与此同时，却并未放弃自身最根本的文化价值观。由此，福山认为，新加坡没有理由不遵循同样的道路。如果经济现代化的确导向对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那么，下一代新加坡人将会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呼唤，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这些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们正好满足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的需求。

参考文献：

        Fukuyama, Francis: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ry , Vol. 6, No. 2 (April 1995) , pp. 26-29.

        Fukuyama, Francis: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