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前，不能想象蒋介石能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

        3月13日，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做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围绕“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这一主题进行学术演讲。周锡瑞在演讲中出示了历史档案中著名的开罗会议“三巨头”合照。镜头中，蒋介石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并肩而坐。

        “抗战之前，人们不能想象蒋介石能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可是从开罗会议开始，中国被定位为‘强国’。” 周锡瑞如是介绍。在他看来，1943年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转折点。同时，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成就突出，并对之后的抗战胜利产生影响。

        周锡瑞是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专注于19和20世纪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运动研究，迄今已出版多种著作，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曾获费正清奖（1987）和列文森奖（1989）。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3月18日，周锡瑞就“1943年国民政府外交”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

        澎湃新闻：3月13日，您在分析“1943年的中国”时重点提及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著名照片。您是否认为1943年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颇有成就的一年？

        周锡瑞：翻阅蒋介石日记，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强调抗日、建国、自强。所以抗战始末，蒋介石在外交上的政策、意图、愿望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不过论及外交成就，1943年可以称得上达到一种“质变”。当然，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不能说1943年的外交就是独立的，和1942年、1944年其实都有联系。

        澎湃新闻：除了开罗会议，从时间上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1943年还有哪些外交成就？

        周锡瑞：收复新疆其实也是蒋介石一直强调的外交成就。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1942年，基本可以说，新疆成为苏联的“殖民地”。比如那里的人不用法币（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而用卢布；在贸易上，新疆和内陆地区的贸易往来很少，和苏联的贸易很多。

        我看过不少有关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报道，尤其是外媒报道，是讲新疆到底将来属于谁，就有声音说会属于苏联。中国国内当然会有“中国固有领土”这一套讲法，但我们国外对“中国固有领土”这种讲法不大承认，新疆也是类似的。可以说，蒋介石收复新疆是他在1942-1943年外交上一个很大的胜利。

        再接着就是在1943年很轰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在华盛顿和重庆分别与美英签订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宣布美英两国放弃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交还租界等。这是爱国主义思想下，中国人一直的愿望。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时候“放弃”“交还”都是名义上的，因为租借区（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都还在日本人手里。英美两国为了顾及中国国内士气，还是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澎湃新闻：那时国民政府说“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但其实“百年之痛”没有彻底解决，比如中国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还是政府表示“现未准备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九龙租借地还是悬而未决？

        周锡瑞：对，其实中英谈判特别难，差一点就没有成功，而且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让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原本是想在1943年元旦就能签订这个新约。而中英没能谈妥的主要问题出在香港。英国不肯放弃香港。宋子文和其他外交官为此在华盛顿、伦敦花了很大力气，结果还是没有谈成。所以尽管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中英新约》，这里围绕香港问题，还是有点遗憾。

        不过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就是为了庆祝签署新约。当然，他也想把这个看成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一个大成就、大胜利来庆祝。

        澎湃新闻：在“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事件里，英美两国和蒋介石分别是怎样的角色？

        周锡瑞：我个人认为，1943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动权还在国外，是由英美先提出的。在当时时局下，他们认为关键是要提起中国人的士气。尤其是美国。罗斯福从全球战略出发，为鼓励中国积极对日作战，积极扶植中国；而英国，一方面觉得不平等条约难以在战后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依赖美国；蒋介石自己，他其实对美国没有迷信，也在日记中不断批评美国，他心中清楚英、美的“善举”都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蒋介石非常明白，英美是不可能因为“善意”而放弃不平等条约的。

        澎湃新闻：除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其实1943年，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还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签约了《莫斯科宣言》。为了这份签约，蒋介石做了哪些努力？

        周锡瑞：《莫斯科宣言》主要意义在于它比较正式地宣布中国是“四强”之一。但这里头，苏联一直看不起中国。苏联觉得他们自身和德国打仗，打了好几年，打得比较成功，牺牲也挺大。相比之下中国贡献少，一直后退防守，没有主动的攻势。斯大林觉得中国不会是大国，英、美、苏才是大国。不过另一方面，苏联也不反对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因为它知道中国反正不会站在英国那边。我自己觉得，当时斯大林没有意识到中国将来会由中共领导，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立场肯定是反帝。

        应该说，主要是美国一直强调把中国纳入“四强”之一，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因为美国希望多一个反帝的国家，这样英国就被孤立了。

        同时，英国也有担心。他们担心中国和美国绑在一起，战后美国就可以利用中国办事。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成为“四强”，美国支持、苏联中立、英国反对。主要是这些国家在起作用。

        澎湃新闻：当时国民政府除了召开有关国际会议，签订国际条约，也派出不少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担任外交使节。比如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个月的北美之旅。

        周锡瑞：对。宋美龄访美，一方面出于私人求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外交考虑。一直以来，即便在中国，宋美龄也和美国记者、外交官、传教士、慈善企业保持联系。她英文特别好，人长得又漂亮，特别讨人喜欢。

        宋美龄访美的时候，美国舆论界正有以下这么几种声音：首先，是刚刚出现的一种批评中国的声音：“不好好打仗，就等着美国人帮忙去打败日本”；再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也有所议论；同时，美国媒体强调，美国作为盟国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另一方面，其实美国在二战的时候，99%援助是给了英国、法国、苏联，只有1%给了中国。当然，这让蒋介石、宋美龄非常不满。

        尽管美国明显的、公开的政策还是“欧洲第一”，但其实，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反正攻打美国的敌人是日本，所以美国政策应该是“亚洲第一”。说白了，应该先打日本。宋美龄当时也有点想利用美国国内的这种争论，她在美国所有的公开发言，都是这样的调子。

        澎湃新闻：其实宋美龄在访美期间就催促罗斯福尽快召集“四强”首脑会议，讨论战后问题，换言之为蒋介石于1943年11月参加开罗会议做了一个铺垫。您如何评价这场会议？

        周锡瑞：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其实意识到不能把“申请援助”作为开罗会议的目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会议是不平等的，不是平起平坐。但是结果，缅甸战场的结果不是蒋介石想要的。蒋介石最后就和罗斯福说，那你就给我资金援助。蒋介石要这个钱也不是没有道理，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稳定法币。问题就是，蒋介石一直没有提出要怎么用这个钱。要是能比较明确地提出措施，也可能好一点。总之，最后开罗会议还是违背了蒋介石的初衷，谈判没有达到想象的结果。

        当时（开罗会议），罗斯福最关心的是中国还能否继续抗战，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抗日，美国的战场就打得更困难。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的资源援助还是有限。那能给中国什么？就是面子，所以有了形式上的会议，说白了开罗会议就是为了“三巨头”合照开的。比如，美方对开罗会议的会议记录，都是从中国记录翻译而来。又比如，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 丘吉尔更看不起蒋介石，他只关心欧洲战场。

        澎湃新闻：对于开罗会议，蒋介石有怎样的自我评价？

        周锡瑞：可以说，蒋介石是比较满意的。一方面，他最关注的是战后的情况。开罗会议之前，他就列了一系列要求，有关战后台湾、东北的回归。结果《开罗宣言》确实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是特别大的成功。而且蒋介石有了那张照片（开罗会议“三巨头”合照），特别高兴。

        不过，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满意。缅甸战场是开罗会议的分歧点。蒋介石主张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抽调海军力量，配合陆军进攻在缅甸的日军，但丘吉尔对缅甸战场毫无兴趣，不肯派出海军力量。蒋介石在缅甸战场的计划没有得到美英的支持，这是遗憾的。

        澎湃新闻：您觉得从抗战初期到1943年，蒋介石的外交策略有变化吗？

        周锡瑞：我觉得战略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具体情况不断变化，战术方面倒有些变化。总的来说，世界大战之类的全球性战场都有同盟。同盟国这边主要是英、美、苏、中，轴心国主要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在战争中，尽管有同盟，各国的基本原则都是希望同盟打得多，进攻多，牺牲多，那么自己就打得少。所有的外交会议其实都围绕这个基本原则展开。

        澎湃新闻：您本人如何评价1943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之后中国抗战胜利的作用？

        周锡瑞：我认为确实是有积极作用的，包括获取援助。我想各国在外交上都没有什么“善意”，都是考虑自身利益。不过各国的利益不见得都是对立的。外交谈判的成功就在于找出两方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