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唐宁街10号是如何成为首相官邸的

        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伦敦可与唐宁街10号匹敌的门牌号，大概只有贝克街221B号。后者最初只是一个虚构地址，后来才被认定为福尔摩斯的家；而“10号”最早的编号是“5号”，进入20世纪后才真正成为英国首相及首相府邸的代名词，与美国“白宫”的意思差不多，就连英国政府网站写邮件给首相的页面，网址用的也是Email Number 10。

        如今，10号的门板经常和首相及其他政府要员的身姿一起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同时出镜的，可能还有一只悠闲漫步的虎斑猫，它就是首相官邸的捕鼠官御猫拉里（Larry）。每年造访“10号”的人难以计数，有些是国际政要，有些是平民，还有历史学家。更多人可能隔着栏杆遥望过这条神秘的幽静街道，或是在电视和报章上瞥见过其样貌。

        虽说唐宁街10号的房子看起来并不古旧，但其作为英国首相官邸的历史却和英国首相之职的历史差不多长，已有280年。1735年，英国的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把这栋乔治二世两年前赐予自己的房产，改建成首席财政大臣在伦敦的宅邸和办公室。与之毗邻的一座豪宅，原属英格兰君主居所的白厅（White Hall）的一部分，也被一并赐予沃尔波尔。于是，这栋看似不起眼的民居，与其身后的豪宅一起，构成了未来英国政治的中心之一。

        沃尔波尔花费重金重建了唐宁街10号后迁入，在这里经历了职业生涯的低潮。七年后，沃尔波尔离职，将官邸交还王室，回到老家诺福克郡的霍顿厅（Houghton Hall）养老，而唐宁街10号也将迎来新的住客。

唐宁街“前传”：出租民居一条街

        若不是因为多次翻修，这栋始建于1682年的两层民居应该早就坍成一地砖块，而非稳稳坐落在唐宁街上，成为和大本钟一样著名的英国地标式建筑了。实际上，唐宁街10号是唐宁街建筑群的一部分，旁边的唐宁街11号是财政大臣官邸，12号是现在的首相新闻办公室。自18世纪30年代最后一名租客被迁走后，住在唐宁街10号的就只有英国显贵。

        开启唐宁街建筑群历史的是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

        唐宁爵士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尔后举家迁往英国当时在北美的殖民地马萨诸塞。他在1642年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成了英国殖民者的海上随军教士，接着又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苏格兰的军队效力，并获得了苏格兰的下院议席。从政后，唐宁展现了自己作为外交官的天赋，并在查理二世复辟前及时投靠流亡的斯图亚特家族，因而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获封准男爵，获赐圣詹姆斯公园附近的一块地皮。随后，这位极有生意头脑的政治家在这块地皮上营建民居，以出租获利，并让君主以他的名字命名民居附近的街道。这便是唐宁街得名的由来。

        设计唐宁街建筑群的人，是17世纪极负盛名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Christopher Wren）。伦敦1666年大火后，城中大量建筑被焚毁。雷恩爵士为许多宗教建筑设计了重建方案，其中最有名的是圣保罗大教堂。不过，唐宁街上的民居就建筑本身而言绝对算不上经典。唐宁街的土地松软潮湿，房屋地基不深。房间虽大，但所用建材低廉，建筑仓促。唐宁爵士生前并未住过其中的任何一间房，而他的后人也未善加经营这份产业。1732年至1733年之间，王室租住了这块土地，同时拥有了上面的住宅，并在1763年获得其产权。

        

“变身”：首席财政大臣的改造工程

        推开今天的唐宁街10号黑色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地毯、黑白相间的格子地砖，浅黄色的墙壁，还有两幅人物肖像。

        左边那幅的主角便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如果说唐宁爵士建筑了唐宁街的肉身，沃尔波尔则为唐宁街10号注入了灵魂。当乔治二世将今天的唐宁街10号及与之毗邻的豪宅赐予沃尔波尔后，他并未以私人名义接受这份厚礼，而是将之作为首席财政大臣官邸，也就意味着他要在离职后搬离此处。

        不过，对沃尔波尔来说，唐宁街10号的居所没什么吸引力。尽管住在这里方便处理政务，尤其当乔治二世回汉诺威王国视察或度假时，作为首席财政大臣的他要担负的责任更重，要频繁和其他要员商议政务。唐宁街距离威斯敏斯特议会很近，作为办公地点确实不错。不过，比起他在诺福克郡自建的豪宅霍顿厅，即便加上毗邻的豪宅，这个住处也显得寒酸逼仄。毕竟，霍顿厅里收藏着当时欧洲最好的一批画作，所采用的建筑风格是当时最流行的帕拉弟奥式（Palladian），即强调对称的新古典风格。霍顿厅的房间数量也是唐宁街10号的好多倍，附近还有自家的鹿苑和小教堂。

        

        虽然只是自己驻伦敦的官邸，沃尔波尔还是找了为自己设计霍顿厅的著名建设计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主持唐宁街10号的改建计划。整个计划的设计草图，现留存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此，他让住在旁边的租客搬到别处，扩大居所的范围。尔后，在唐宁街10号、毗邻的豪宅和租客的小房子之间增加新的建筑，使三者成为一体，并将唐宁街10号从两层增加为三层，大大增加了房间的数量。原本民居的部分现在主要用于会议和办公，豪宅成了首相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改建后的唐宁街10号的立面也展现了肯特最擅长的帕拉弟奥式建筑风格，其中最显著的是正门上方的小三角顶，模仿了古希腊神庙的立面。

        

        除了增加房间数量之外，肯特的改建计划还包括把所有房间内饰全部更新，使之能用来接待贵客。房间里都增加了大理石搭建的壁炉，扩大窗户面积以改善屋内采光。周边的土地被扩建成花园，房屋的入口也进行了调整，让沃尔波尔前往议会开会时可以少走些路。

        这般彻底的翻修过后，沃尔波尔夫妇在1735年9月22日搬入唐宁街10号居住。至此，此地成了首席财政大臣的官邸。

波尔沃尔入住以后的职业生涯

        新房子并没有带来好运气。沃尔波尔在1733年获得了唐宁街10号这份厚礼，但他此后的职业生涯不断走下坡路，因为无法处理好与党内其他要员的关系，危机接踵而至，个人权柄盛极而衰。

        1721年成为第二次成为首席财政大臣后，沃尔波尔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以减轻土地税，增加关税为主。由于他是大地主，自己便是减轻土地税的获益者。为了确保不增收土地税，国家要从其他地方收税实现收支平衡。为此，他将关税进行了调整，首先针对巧克力、茶叶和咖啡——这些进口货物到港后，先要放在国家的仓库里，待缴清关税后才可以放行上市。这种税收对社会下层来说影响很大，但对地主来说十分有利。但到了1733年，他试图效仿征收糖税的法案对烟草和酒征税，引起烟草商人不满，法案未获下院通过。这是他权势逐渐下降的标志性事件。

        同年，沃尔波尔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挑战。

        就当时的政府格局而言，主管国家外交事务的是南北国务大臣。但沃尔波尔之为首相的原因，正是在于1721年之后，他成功削弱了官阶比自己更高的南北国务大臣的权威，所用的手段是把国家政治的重心转移到经济而非外交上。作为经济部门首脑的沃尔波尔得以借此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成为多数政策的决策者。沃尔波尔在任时期，三分之一左右的政府立法都和经济有关，而彼时上院已无法干涉和经济有关的议案，所以上院的权威对沃尔波尔执政时期的影响较小。他领导的下院成为了经济政策实际上的决策中心。

        作为政府官员中唯一有下院议席的人，沃尔波尔也要解说和捍卫政府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理念是避免国家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从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国家的核心事务便归他主管的部门处理。对刚从南海泡沫危机中缓过神来的英国人来说，发展经济、减少战争是极具吸引力的。

        只是，他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让他放弃了和欧洲大陆新教同盟的密切联系，甚至与宿敌法国结盟，同时在国内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从务实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可以尽量避免法国人支持詹姆斯党人从而危及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但从政敌的角度来看，与法国联盟无疑是偏好天主教的托利党人才会选择的做法。

        要坚持他的外交政策并不容易。对汉诺威王朝的君主来说，欧洲大陆事务的羁绊是无法避免的，不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会影响家族领地的处境。而且，英国的商船又在加勒比地区被西班牙海盗劫掠，商人要求政府出兵保护商船，并向西班牙宣战。有位叫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船长甚至在向议会表达诉求时展示他被割走的耳朵的伤疤——这是西班牙人劫掠的证据。

        沃尔波尔对此先采用了缓兵之计，与西班牙签订友好条约。但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并最终引发了“詹金斯之耳战役”，此役成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一部分。英国和奥地利结盟，站在了法国、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对立面，未来将近十年都被卷入这场战争里。虽然主导战争的是纽卡斯尔伯爵，但偿付后果的是沃尔波尔。并且，由于激怒了欧洲的天主教同盟，该同盟支持了詹姆斯党人未来带兵攻打英格兰，直至1745年又一次引发英国内战。

        1741年夏天的大选中，沃尔波尔丢掉了自己的下院议席。在同年12月新一届议会召开之前，沃尔波尔的政治门生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Thomas Pelham-Holles）等联络了他过去的政敌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eret）和威廉•普特尼（William Pulteney），以将沃尔波尔逐出下院为条件联合执政。

        新的议会召开后，开始调查沃尔波尔的经济问题。尽管他的党羽没有让痛恨他的人进入调查团队，提供证言的人也都否认沃尔波尔有收买、受贿、干涉竞选结果的行为，让调查不了了之。不过沃尔波尔还是在1742年2月请辞了。辞职前，乔治二世封他为奥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让他能在上院工作，并为他辞职一事痛哭。

首相的代名词

        离职后的沃尔波尔搬出了唐宁街10号，回到了霍顿厅居住。威尔明顿爵士斯宾塞•康普顿（Spencer Compton）成为新的首席财政大臣，却拒绝搬入沃尔波尔确立的首席财政大臣官邸。他的继任者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也是纽卡斯尔伯爵的弟弟）同样未选择此处作为自己的官邸，而是依然住在自己在伦敦的府邸，原因是自家的房子更宽敞豪华。不过，1742年至1902年间，还是有几位首席财政大臣（即首相）倾心此地，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总计长达20年。在房屋闲置期间，首席财政大臣们可以把房子让给其他要员短期居住。在这160年间，每隔三五十年，负责这栋物业的管理部门发现房屋的现状不宜居住，政府便会出资翻修，确保其安全。

        1902年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成为首相之后的所有首相，才无一例外地选择唐宁街10号作为官邸。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首相丘吉尔的安全并未让他住在唐宁街10号，他却依然坚持每天去那里工作，以彰显和民众一起战斗的决心——这也让10号成为了战后英国人认同的依归之一。

        在过去100多年里，翻修唐宁街10号的频率比18、19世纪要高得多。尽管它的外观维持着乔治时期的建筑风格，内部装饰和陈设则与时代同步。也正是进入20世纪之后，唐宁街10号才渐渐成了英国首相的代名词。

        参考资料：

        1.    'No. 10, Downing Street', in Survey of London: Volume 14, St Margaret, Westminster, Part III: Whitehall II, ed. Montagu H. Cox and G. Topham Forrest (London, 1931), pp. 113-141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survey-london/vol14/pt3/pp113-141 [accessed 13 March 2015].

        2.    ‘History: 10 Downing Street’,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history/10-downing-street [accessed 13 March 2015].

        3.    Kevin Theakston, After Number 10: Former Prime Ministers in British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