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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我不喜欢鲁迅、巴金,莫言违背历史、“为文造境”

王鼎钧
2015-03-25 20: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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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书滋味》是散文大家王鼎钧的读书杂感集,在书里,他回顾了自己的读书生涯,记录了读书的点滴感悟,更是点评了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部分。

        

红高粱

        文学家使某些植物完全脱离植物学,化为某种理想的人格,千百年来在松竹梅等几种植物中打转,到莫言有了一大突破。他将高粱提升到人文的层次。

        按,作家垂青高粱,与对日战争有关。日军侵略中国,占领了东北和华北,两处都盛产高粱。高粱是高秆作物,夏天长成,层层叠叠,连绵万顷,俗称青纱帐,抗日打游击要靠青纱帐掩护。抗日文学写青纱帐者多矣,如今莫言以遮天蔽地的气势,神话史诗的手法,将高粱与神州大地炎黄世胄合一。他一次把高粱写足了,使读者“五岳归来不看山”。在他之前,描写高粱的片片段段,虽言之有文恐亦不再行之久远。——你看,“一次写足”是很重要的!

        高粱在长成时通体碧青,故曰青纱帐。一旦高粱熟了,顶穗艳红,故曰“红高粱”。莫言爱红成癖,六谷中高粱独尊,不过他并未附会红军。在莫言笔下,游击司令余占鳌集地方豪强、帮会老大、江湖巨寇与社稷忠良诸般观念于一身,他什么党也不是,什么党也不要他不容他。可是抗日战争给这样的人一个地位,“当其贯日月,党派安足论!”莫言写抗战不忍埋没这样的典型,我很佩服。国内能容许这样的人物典型在抗日游击战中分一炷香火,是政策开放,也是莫言实在写得好。——作家的发言权跟他的创作水准成正比,有时候。

        “红高粱”有其人物原型,例如余司令枪毙了叔叔余大牙。大牙对占鳌有恩,但他不该强暴民女。余司令给叔父磕了个头,秉公执法,又把葬礼办得十分隆重,并在大出丧之日披麻戴孝充当孝子。本案的告发,辩论,判决,执行,善后,是小说的精彩情节之一,鲁老犹存,当能指出这是何时何地何等人的作为。那些人身死名灭,但其行谊成为渔樵闲话,进入莫言的小说。原来那人是谁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好汉有这样的精神,中国需要这样的精神(不是这样的行为),不可将之埋没。

        “红高粱”的另一件大事是,日本军队为了修建公路,要砍掉很多很多高粱。这是高粱的浩劫。由于高粱象征中国人,所以“屠杀”由日本军队出面,并在屠杀高粱的现场杀人剥皮。这恐怕是为文造境了。使用高粱田修公路其事绝对有,但征用劳力整平路基一定责成当地汉奸政府来做,“皇军”不会亲自出马。他们重视威仪,不亲鄙事,再说,青纱帐里,他敢?《红高粱》拍成的电影里,高粱夹道而立,抗日英雄躲在高粱地里,把酒精弹埋在路上,两辆日本军车驰过,立时炸毁。以我所知,在日军占领区内,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一律不准种植高粱,即使如此,在青纱帐期间,两辆军车也不敢单独出动。我们的抗战文学还有许多相沿成风的写法,等待大作家脱尽窠臼。

        截击汽车的情节,小说和电影不同。有一种农具叫做“耙”,今天海外没见过耙的人恐怕比没见过高粱田的人还要多。耙的形状像梯子,插满了尖锐的钢钉,使用时钢尖向下,人站在耙上,牛拉着耙走,用钉尖把刚刚犂过的土块割碎拌匀,以便播种。游击队拿来钢尖向上铺在公路上,农村几乎家家有耙,征集不难,可以一夕之间使公路变成钉板刀山。汽车车队来了,如果前进,轮胎一定穿孔,如果后退,车辆已经挤在一起,运转谈何容易?这时游击队开火攻击,车队完全陷于被动,定要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红高粱》小说里面,余占鳌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发明“钉耙战术”的人真是个游击天才,就地取材,四两拨千斤。不过据我所知,抗战期间这个战术并未出现,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言念及此,对于抗战结束后和平之终不可得,内战之终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说还休了!

        

左翼文学熏陶纪事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我也是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得她的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到台湾后一度主编“中国语文月刊”,该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的中文教师和学生,我曾经想开辟专栏,选择“台湾能够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们的旧文,加以注释分析,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这时才发觉许多前贤修辞马虎,有时造句也不通顺,尽管留下“杰作”,却不能做学习的范本。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某一位教授,他“顺藤摸瓜”,寻找病人,罗列病例,写了一篇无情的论文,我确实吓了一跳。

        我不喜欢鲁迅,那时我从未说出口来,即使是今天,说这句话还有些胆怯。我知道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苏雪林也不喜欢鲁迅,但是我那时并未读到他们的评论,我的耳目所及尽是高度称颂。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我在说我学习的过程,并非搞文学评论。

        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他们都是高大的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香港作家林以亮为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作序,文中有一般插话,他说,昔人那样推崇斯坦贝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斯坦贝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后来到台湾,我进文宣单位做事,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后朝着方向设计。苏东坡设计“危险”,写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拼贴足以产生危险的四项因素,事实上四项因素并未同时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评论家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写实”并非“写事实”,但是那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二者有别。

        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个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正因为如此,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严厉取缔读书会和类似的组织,绝不手软。我如此说,只是指出前因后果。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一九八几年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小说家於梨华在座。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家问我,当年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Q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Q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於梨华尖声说:“你万幸!”巴金老人晚年呼吁成立现代文学馆,他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比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同为前辈先贤,我想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劳比他更大。

《书滋味》,王鼎钧/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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