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曾经会戴着面具演戏，如今只剩耍猴，而且也快消失了

        2002年10月30日，摄影师马宏杰第一次扒火车。在一辆货车减速进入襄阳列车编组站时，他随着他要拍摄的一群耍猴人，手忙脚乱地爬进了车厢。车厢是敞篷的，头顶上是2.7万伏的高压线，行车时刮起的风足有七八级。怕人发现，他们藏了很长时间不敢交谈，耍猴人低头看着自己的编织袋，马宏杰低头看着自己的相机，“那时候我想，我和他们不是一样的吗，人家耍猴是为了生活，我拿着相机也是为了生活。”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马宏杰回忆。

        他和他们是一样的。扒一样的火车，吃一样的干馒头或清汤挂面，头一份也都得让给队伍里的大公猴；一起睡立交桥，早上在路人的指指点点中醒来。耍猴人信任这个一样的摄影师，跟他讲家里的事，邀请他参加自己子女的婚礼，在遭遇超出他们经验的困境时，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北京的小马。

        马宏杰这样拍了12年。

        3月17日，马宏杰新作《最后的耍猴人》举办读者见面会，《读库》主编张立宪、香港卫视副总裁杨锦麟及耍猴人杨林贵等均来到现场。马宏杰介绍，除了已经出版的耍猴人、买妻人的生活，他也还在继续关注黄河上的人家、采药人、说书人等：“我会一直拍下去，看看在我的有生之年，社会有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上路

        2002年10月，马宏杰已经在河南新野县的农村毫无头绪地待了一个星期。此地是全国最大的猴戏市场。2009年，新野猴戏还被评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当时马宏杰找不到一个愿意配合他拍摄的耍猴人。人们对他充满警惕，闭门不见。他找到村长请求帮助，村长老婆只关心两件事：“你不是来推销照相机的吧？”“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但马宏杰不愿放弃这个题材。1963年，马宏杰出生于洛阳，看街头猴戏是他童年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可随着城市化进程，1998年后，洛阳街头已经很难看到耍猴人，他意识到，这可能和他此前拍摄的采药人、采石人等一样，是一个渐渐在消亡的群体。他想把他们留下来。

        一年多前，他在洛阳火车东站遇到一群耍猴人，掌班的和他约定秋天去新野拍摄，但当他真的上门，对方吓得躲起来了。后来他才知道，除了耍猴人常年走南闯北而养成的戒备心，村民还提防他是不是调查人口拐卖的——此地的很多妇女都是非法拐卖来的。

        最后帮了他的是一个养猴场老板，老板向他引荐了村里几个耍猴人，46岁的杨林贵是其中一个，杨林贵对这个城里人将信将疑：“你能吃得了苦吗？”马宏杰说：“你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扒火车是个高风险的活。运气不好被抓到，免不了挨打、罚款、赶下车；运气再不好些的，便是伤亡事故。有人挺顺利扒上了车，结果火车紧急停车，车厢里的货物因为惯性，压死了他的三只猴子，压断了他的一条腿。马宏杰听过了这些故事，却还缠着杨林贵，让他出门耍猴扒火车时带上他。

        2002年10月23日，杨林贵给回了洛阳的马宏杰打了个电话：他的耍猴班子将在27日启程。

        耍猴人身在底层，规矩与禁忌特别多，折射出的是行走江湖的高风险：班子组成须是熟人，一人一职；稳定的猴子队伍则需要一公一母一小，“公耍小，母耍老”；而出行时间也有讲究，“三六九往外走”，忌讳七和八，“七不出门八不回家”；此外，出门前还要上三炷香，吃食上讲究“出门饺子接风面”。

        在耍猴人中，杨林贵是“最有道行”的。扒车时，他能仅凭车身上“X局X段”的字样，判断火车开往何处，是否能扒；他的耍猴班子要挨到下午才进入城市，因为城管“中午吃饭喝酒了，下午上班没上午管得严”；挣来的钱，多数通过邮局汇回家，但在身上角落里留一点，以便被抓到后，对方不至于因一无所获而恼怒。

        杨林贵对自己和班子有道德要求：不偷、不抢、不乞讨、不惹事，即便做饭时在路边捡了两块砖砌灶，用完也要原样还回去。遇到类似讨生活的人，时常管他们一两顿饭。

        以江湖规矩的标准来看，马宏杰是个累赘，一路上免不了额外的操心与照顾。其他人与猴子都是一碗素面，唯独在马宏杰的碗里，他额外给多加两滴香油；露宿时，他给马宏杰安排最安全的位置，相机设备则装在自己的编织袋里枕着睡觉。

        但杨林贵很快发现，马宏杰有一个优势：身份。虽然马宏杰出示的不过一张记者证，但只要他去与人交涉，通常就能得到耍猴人原本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得到的优待。扒车被发现时，他们免受惩罚、放行；被公安带走后，最终也不过被要求离开市区。

        出门耍猴17年，杨林贵路过安康车站时每次都被抓到，轻则罚款，重则挨打，然而跟马宏杰一起出行，竟然解释了几句就顺利通过。

        跟着马宏杰，这群走江湖的人迅速学到了一项新技能，在耍猴时有人威吓勒索时，杨林贵可以指着马宏杰神气地说：“记者已经给你拍下来了，明天给你曝光！”

传统

        杨林贵29岁开始耍猴，足迹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甚至还去过越南、缅甸、俄罗斯。他的耍猴流程，先是唱念一段开场白，然后让猴子向观众敬礼、翻跟斗及跪拜。之后进入正式表演，猴子开始投球、拉车、接飞刀等项目，现场气氛热闹起来后，便可以进入人猴打架环节。

        人猴打架是耍猴的高潮。开始由一只猴子推杨林贵一跤，杨林贵爬起身来要打猴子，结果反而被其他猴子追打。而后杨林贵拿出刀、鞭子、砖头等道具攻击猴子，但总是被猴子同盟军从他手中夺下，并将他追得满场乱跑。这时候通常是观众情绪的高点，也最适合求打赏。按照马宏杰的说法，在这里猴子就是杨林贵的“托儿”。

        但同时，这也是最容易激起观众反感的环节，对于城市观众而言，这种耍猴方式类乎虐待动物。因为猕猴是国家保护动物，部分观众甚至会直接打110。

        

        新野猴戏源远流长，在当地出土的汉砖上，就有猴子戏车的杂技画面。但如今，传统猴戏已经不见，唯余杂耍，杨林贵们也无力将传统接续起来。

        杨林贵有一只20岁的老猴，相当于人类50岁，老到走路时也跟人一样弯着腰。为了让它安度晚年，杨林贵不带它出门卖艺，虽然它可能是村里唯一会穿戏服、戴面具、表演正戏的猴子。

        在这只猴子身上，马宏杰看到了一出真正的猴戏：根据唱词不同，猴子从箱子里取出不同的面具戴上，“一台猴戏至少要演六出正戏，猴子要先后戴六个面具：包公、老汉、黄忠、杨六郎、姑娘、严嵩。一出戏一般是20分钟左右，六出戏演完要两个小时。”

        相对正戏，路边耍猴只能算是杂戏。早期新野的耍猴人更类似货郎，猴戏只是一开始吸引客源的演出，随后就进入自己的产品销售环节。但如今的耍猴更接近流浪、乞讨，为了减少长途跋涉的风险与负担，如今的耍猴人往往一个编织袋装馒头、一个编织袋装猴子就出了门，道具都因陋就简，拣根铁丝绕个圈便可以让猴子表演投篮。

        另一方面，猴子能学到多少猴艺，与主人的文化、性格、手艺水准有关。早期优秀的耍猴人，可以不系绳子让猴子完成指令。如今只是靠打，马宏杰曾见到杨林贵的弟弟训猴，猴子咬了主人，主人痛打猴子一顿；猴子仍龇牙咧嘴，便再打一顿。如是再三，猴子终于面露惧色，就算训成了。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耍猴，像印度、巴基斯坦，他们的训猴、表演方式，跟我国差不多，但日本的耍猴不一样，它更接近于民间表演艺术，文明程度更高。文明程度、生活方式没有达到那个标准，要求这些耍猴人用文明方式对待猴子是不现实的。”马宏杰说。

转型

        2014年，杨林贵家里七八亩地全种了出口日本的铁杆大葱，结果形势不好，一毛八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到现在还在地里撂着。今年春节，杨林贵只好去郑州耍了一次猴，把种地的损失找补回来。“农民是很直接的，一旦有饥荒的时候，马上拉着猴子出去，一星期就有现钱，还给家里省了口粮。”马宏杰说。

        耍猴多集中在农闲时，夏天往北，冬天往南，是务农之外的重要经济来源。马宏杰第一次跟团的2002年，杨林贵耍了两个半月猴，最后分到1000块钱，堪称一笔巨款。队伍里有个不会耍猴、负责煮饭的乡亲，拿了370元，已经很满意，因为“不仅管吃管住，还给家里省了两袋麦子”。

        挣得最多的一次，是2004年春节在广东，或许是因为新年拜了财神，一个多月里，杨林贵挣了3000多块钱。但后来乡里搞合作医疗，每户收3000元，打了白条，至今未还。

        杨林贵的儿子决定独自去南方打工。杨林贵同意了，他知道这门手艺就是到他为止了：耍猴人的下一代，没有一个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与猴子拴在一起。

        马宏杰曾问杨林贵的女儿：“你觉得你父亲耍猴赚钱容易吗？你怎样看待你父亲这样耍猴赚钱的人？”她没有回答，哭着跑出了门。

        现在她跟哥哥一样，在佛山打工。为了探望儿女，杨林贵曾特地过去耍猴，随行的马宏杰看到杨林贵的女儿染了头发、穿着新潮，表情复杂地看着父亲耍猴，并一直躲避着马宏杰的镜头：“她既为父亲的艰辛感到痛心，又为父亲的职业感到伤感。她不愿意让父亲被人当成下等人看待。”

        过了五十岁，他越发觉得自己耍不动了，一场戏下来，他总感到累。马宏杰观察他身体不自觉就往前倾，“杨林贵老了。”

        2012年，杨林贵也和他的很多同乡一样，开始养殖猴子。养殖已成为新野耍猴人产业转型的普遍方式。但对于杨林贵们而言，规模养殖中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2014年1月，因为缺乏经验，没有及时发现发病症状，他的猴子因为病毒性痢疾一下死了6只，损失1万多元。当然，这促使了年近60的他学会了给猴子输液和打针。

        更大的改变可能是情感连接上的。对传统耍猴人来说，猴子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在马宏杰的镜头下，孩子与猴子亲昵地共同成长；耍猴人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奶猴子；当杨林贵家的老猴去世，他为它穿上自己的毛衣，埋在了自家地里。

        但现在，新野人养猴，却是因为养猴比养其他家畜划算。有人跟马宏杰算了一笔账：满月的小猴能卖4200元，养到一岁能卖5000元，而如果卖给医学机构做实验，价格可近一万。而据报道，在英国饲养一只猕猴需要18000英镑，中国猕猴的价格，于世界医药企业均有极大吸引力，也因此，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猴子出口国。

        2014年7月，4名新野耍猴人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刑拘：他们耍猴时虽然带着驯养许可证，但没有运输许可证。一只猴子在被公安局扣押的过程中死去，被释放后，耍猴人每天来到森林公安局要求归还猴子，并向其上级部门投诉。一个月后，他们被二次抓捕，被判以“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四名耍猴人不服判决，上诉。马宏杰曾希望新野县政府及林业部门能支持耍猴人，但一位领导私下告诉他：“这些耍猴人形象邋遢，出去丢人，挣了钱也不给县里做什么贡献。”

        最后因为媒体呼吁，黑龙江林业中级法院的两位法官来到新野，实地调查耍猴人的历史习俗与现实生态。今年1月，四名耍猴人在二审中被判决无罪。

        “老杨曾经说，我能耍猴养活自己、挣点钱，不给政府添乱就知足了。这是一个底层人的心愿，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试着理解他们、宽容他们、给他们一些帮助。”马宏杰说。

        （文内照片均为马宏杰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