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新村到商品房：1949年以后上海市民住宅变迁

        说起上海城市文化地标，大概多数人想到的是万国建筑群落、教堂建筑，或者石库门，至于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下的上海，往往就被人们忽略了。但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工人新村”，以及1970、1980年代兴建的住宅中心，同样是巨大的历史变动在上海城市空间上留下的烙印，而且直接影响了当下的上海城市生活。

        近日，曾在上海建筑设计院工作多年的娄承浩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讲述了1949年以后上海居民住宅的发展、变迁。

曹杨新村：新中国第一座工人新村

        旧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1949年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量连年增长。这里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其中仅纺织工人就有四五十万之多，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是实现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社会地位高——所谓“工农兵学商”。但是，工人阶级却面临着严峻的住房压力，当然，新政权也经受着这份压力。

        

        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毛泽东即提出“必须有计划的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逐渐被人民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中来。在新政权看来，“建造住房”首先是关于“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因此，缓解住房压力是1950年代建造工人住宅的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政权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即为工人建设住宅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政治承诺。

        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1950年代初，上海市所确立的市政建设的方针就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

        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实际建造1002户，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曹杨新村算是现行试点单位，曹杨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诸如鞍山新村、江宁新村、大连新村等。这批住宅后来被称为老公房。

        

        曹杨新村不是欧洲式的街坊，也不是老上海的传统里弄，而是郊区型花园式的居住区，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大型城市公共住宅建设的首例，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然而，就解决广大工人阶级的住房困难来说，曹阳新村的“1000户”，甚至“两万户”也是杯水车薪，不仅建筑数量有限，而且限于国家经济条件，住房面积也很有限，通常一户也就十余平方米，一层四、五户，合用洗手间以及厨房。而就房屋的使用对象来说，这批工人住宅优先分配给普陀、闸北、长宁三个区各工厂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以及部分住房困难的老工人使用，覆盖范围也相对有限。

        

        尽管如此，曹杨新村的建成可以说是新中国工人翻身做主的标志。1952年4月曹杨新村工程竣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参观后，写信给周恩来说：“其优待工人之建设，可谓现代化矣。工人地位既已提高，此后待遇生活必较优于过去，当不在商贾职员之下。”而在此之后，这里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一扇窗口，接待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前来参观的国际、国内友人以及代表团。

        

两街一弄：78天建成的闵行一条街又成新样板

        所谓“两街一弄”是指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以及蕃瓜弄。这是1950年代末，上海兴建的工人住宅之代表。其中闵行一条街建成于1959年国庆节前，仅用78天即建成，而且在建筑形式和风格上有别于以往，成为这一时期工人住宅建筑的新样板。

        1957年，上海提出有计划地在市区的边缘地带和郊县辟建卫星城镇，第一个将此设想转化成现实的就是闵行卫星城。当时闵行的定位是一座以电站设备工业为特色的卫星城镇。区域内有上海电机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国有企业，这些职工及其家属大多居住在距离厂区不远的闵行老镇。后来，随工厂集聚效应的显现，老镇人口猛增，简陋的基础设施难堪重负。于是，为闵行各大企业职工及家属解决住房困难，建设配套生活区又成为一项市政建设的任务。

        此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时期，为赶时间节点，工程建设只争朝夕。最终，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闵行一条街的建设工作仅仅用了短短78天就完成了，还创造了“一天一层墙，二天一层楼”的闵行速度。

        相较于1950年代初的工人新村，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稍好，投入增多，住宅条件即所改善。此时的工人住宅面积有所增加，已经达到一户二十余平方米，而且各户有独立使用的卫生间。就整个社区而言，1950年代初期的工人新村主要是解决工人住房困难的问题——有的住就可以了，而这一时期则采用“一条街”的建筑结构，一楼是商铺，上面住人，满足了人们日常所需的购物、休闲、娱乐等需求，还有街心花园等绿化带，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社区”了。

        而且，在建筑形式上，五十年代初的工人新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庙宇式的屋顶，而“两街一弄”采用的则是现代化的平顶，这也是受国际社会追求现代化的影响。娄承浩说，2000年左右，上海的这些老平顶建筑又开始了“加顶”工作，改为中国传统的庙宇式屋顶。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漏水，另一方面传统的坡顶有利于空气流动，夏天顶楼不至于太热，再者，又有传统建筑之美观。可以说，随时代的变化，建筑也在发生着变化。

        闵行一条街建成后，成为这一阶段全国学习的工程典范，也引得外宾以及国内许多代表前来观摩，宋庆龄、刘少奇、聂荣臻等领导人也曾到访这里。这条街也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

        

        之后，上海即仿照闵行一条街建设了张庙一条街，以解决上海钢铁厂、上海铁合金厂等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另外，闸北棚户区改造中的蕃瓜弄也是这时期居民住宅的一个代表。

        蕃瓜弄位于上海闸北区中部，在旧社会是上海典型的棚户区，居住条件本就恶劣。解放后，这里住户多是运输工人、纱厂女工，人口多，卫生环境也很差。当时上海即对此情况安排改建。

        

        对蕃瓜弄，规划部门曾考虑过三种方案，一是辟为绿地；二是改作仓库堆场；三是改建居住街坊。从其所处地位来看，这里改为绿地最为理想。但是考虑到需要另找地方安置原来居民等问题，最终决定改建居住街坊，原地安置拆迁户。于是，这里采用街坊布局，即所谓“七坊八街”。

        这里的住宅设计，人均居住面积在3.5-4.0平方米，每户在30平方米上下，两户或三户合用厨房及卫生间。社区配套建设有设在底层的商店、托儿所、烟纸店、公共浴室以及老虎灶（卖开水的小铺）等。可以说，尽管从今天角度来说这样的住房也并不宽裕，但确实从环境上相较以前改善了许多。

        

宝钢新村：郊区新型工人住宅中心

        在“两街一弄”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工人住宅是建于1973年的金山石化新村和建于1978年的宝钢新村，这两处也是应宝山钢铁厂和金山石化厂的需求而建。

        宝山钢铁厂和金山石化厂都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下建成的新型工业基地，两个都在郊区，距离工人居住的市区较远。为了解决这两个厂工人的通勤和住宅问题，上海在工业区附近兴建住宅区，而且以居住面积大，建筑质量高，吸引工人前往厂区附近居住。

        在宝钢和金山石化生活区的建设上，非但有工人住宅建筑，还兴建了影院、医院、宾馆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满足工人和厂区的需要——当时建设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外地专家前往厂区指导工作所需。

        

        

从“侨汇房”到“商品房”：“买房”如何走入市民生活？

        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开市场经济。康健新村正是上海民用住宅从计划走向市场的一个例子。

        康健新村位于上海市西南近郊槽河径地区沪阂路沿线，东起柳州路，西至桂果路。1980年代国力增强，于是上海要建造一批创新新型社区，康健新村就是一个代表——曾获得过建筑设计的金奖。原本这个住宅小区是供教授、医生等专家居住，后来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下即成为商品房，可供一般市民购买使用。

        

        那么，在上海，“买房”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娄承浩表示，在实行计划经济配给制的年代，并不存在“买房”的概念。直到1980年代，“买房子”“商品房”才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上海最早可以购买的房子是复兴公园附近雁荡路上的雁荡大厦。“这是上海第一批批租土地建造的‘侨汇房’，当时的投资方是一个香港商人。所谓‘华侨房’，就是专门卖给归国华侨的，而且要求以港币、美元等外币购买，非华侨不能购买。”之后，上海又出现“外汇房”。上海有不少人虽不是华侨，但有海外关系，手里持有一定的外币，外汇房即是卖给这些人的。之后很快的一段时间内，房地产市场开放，“商品房”、“买房”也就走入了市民生活。

        

        参考文献：

        许汉辉、黄富厢、洪碧荣：《上海市闸北区蕃瓜弄改建规划设计介绍》，《建筑学报》，1964年02期

        李应圻：《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新探索——康健新村设计介绍》，《住宅科技》，1989年03期

        李爱勇：《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城市中的意识形态、私房权利和住房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