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曾叫“昭南岛”：东洋名背后的日据岁月

        新加坡城其名源于梵文的“狮”与“城”的组合，传说中由来自室利佛逝(Srivijaya)古国的王子命名。随着新加坡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狮城的美名也远播世界，收获了超越其小小体量的巨大影响力。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近代的新加坡还有一个充满东瀛味的“曾用名”——昭南岛。与昭南岛相连的，是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大规模降军”的新加坡战役，和随后持续了三年半、充满苦痛的日据岁月。

战争爆发前的马来亚和新加坡

        19世纪的马来半岛处在各地方苏丹家族的松散统治下，此时，位于半岛南端一个小岛上的新加坡已不复十四世纪繁荣的地区性港口的荣光。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相中了这里出色的地理位置，排除众议，于1819年1月31日与当地马来酋长——柔佛的天猛公(Temenggong of Johor)签订协议，允许英国在当地建立一个贸易站点。东印度公司随后又在与荷兰及荷兰扶持的其他马来酋长的斡旋中达成妥协，于1824年购买了整座岛屿，新加坡由此成为合法的英国殖民地。

        这之后，新加坡也成为英国在马来半岛殖民地的长官驻地，一个原本荒芜的小岛跃居为南洋的贸易中心与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的贸易吸引了来自中国南方、印度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移民，其中下南洋的华人是最大社群，欧洲人则占据了殖民地政府的上层官职。

        1941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已进行到第五年，战略物资供应吃紧。这年6月，日本与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就原油供应问题展开的谈判破裂，随后美国、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冻结了日本的资产，掐断了海外贸易往来和石油供给，日本失去了马来半岛地区供给的铁、铝土和船运服务。为了重获马来亚的物资供应和贸易线，日本急需获得对马来半岛的控制，于是，对马来亚的作战也提上日程。

        日军在马来亚的落脚点选在了二战时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迫于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泰国于1941年12月8日允许日军借道泰国进攻缅甸和马来亚半岛。

        1941年12月7日夜至8日凌晨，山下奉文将军率领日军精锐第5师、第18师和近卫师从泰国南部的宋卡（Songkhla）、北大年(Pattani)和马来亚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登陆，并对新加坡发动了第一次空袭；与此同时，日本空军空袭美国驻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

马来亚失守：英军太轻敌？还是日军太强大？

        新加坡岛北部与马来半岛以柔佛海峡相隔，二者之间唯一的固定通道是长约1100码（约1公里）的柔佛长堤。长堤以西地势促狭，可容小型船舶通过。长堤以东接口南中国海，水面开阔，军舰可自由通行。然而，1936年起新加坡所布设的有限的防御工事建筑只集中在南部海岸线。直到日本入侵马来亚的战事爆发之前，囿于经费限制，新加坡岛北部及西部都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

        战前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当地驻军首脑曾请求加强派驻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而丘吉尔罔顾这些建议，将可调度的坦克和战斗机派往俄国，转派“威尔士亲王”号与一艘老旧的巡洋舰“驱逐号”（此外还有一艘后来搁浅的航空母舰）前往新加坡，寄望有“永不沉没号”之称的“威尔士亲王”号能够震慑日本。这一决策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起初，两艘战舰给新加坡民众带来了安全感，但最终于12月10日，也就是战事开始的第四天即被日本军机在关丹海面炸沉。

        

        日军入侵当天，马来亚地区仅有158架英军战机，其中24架是老旧过时的“雷击”（Wildebeests）战机。不到24小时，日军就占领了马来亚北部防御严重不足的英军机场，占据了制空权。英军原定以空中打击、遏制敌人攻势的作战计划成为泡影——既失去了制空权又失去了主力军舰，只能由陆军承担起主要的战斗任务。

        日军在马来亚战役初期充分利用雨季行军。当英国士兵在橡胶树下避雨时，日军则趁机抢攻，将英军的防卫障碍一一清除，维修和建造临时桥梁，速度几乎和英军拆毁桥梁一样快。   此外日军以上万部自行车穿越雨林，携带辎重的能力和挺进速度大大提高。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迅速突进打乱了盟军的布局，许多缺乏陆军训练的年轻队伍被匆匆抽调至马来亚增援，面对久经东北亚战场考验的日军，又缺乏海军和空军的配合，其方寸大乱可想而知。之后，赶到的援兵也很快沦为战俘。最终，英军在1月31日完全撤离马来半岛，炸断部分新柔长堤，试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从12月8日日军登陆马来半岛至向南挺进至与新加坡隔柔佛海峡相望的新山市，日军仅用了55天时间。次年1月底，英军总部决定实施焦土政策，一切物资不予资敌，这一与血战到底政策相矛盾的命令只能得到有限度的执行，毕竟英国驻军不知道战事将持续到何时。为了防止酒后暴乱，岛上的存酒被销毁一空。市民拥挤在码头，试图挤上最后几艘撤离新加坡的船只，然而此时日军已经控制了新加坡的领空和附近的海域，许多客船难逃一劫，被日军俘虏或击沉。

YES OR NO：仅仅10天，新加坡就沦陷了

        大军压境，唯一的悬念是日军将在何时从何方向以何种方式登陆新加坡。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Arthur Ernest Percival）将全部兵力分为五个防御力量，由他统一指挥。

        2月5日，从孟买出发的亚洲皇后号邮轮于新加坡西南海面被日军战机击沉，船上所载支援新加坡守军的重要军事物资全数覆没。7日，日军占领柔佛海峡的乌敏岛，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8日傍晚，日军炮击英军海军基地油库，引发爆炸和大火，随后炮火转向西北部海岸。炮声掩护下，日军分乘300多艘折叠船登陆新加坡西北海岸。西北海岸的沼泽地带布满茂密的红树林，遮挡了此处守备的澳大利亚军团的视线，等哨兵发现日军登陆时，大炮已无用武之地。到9日黎明前，登陆的日军已达一万三千人，黎明之后又有约一万日军上岛。 10日晚上8时左右，日军坦克军队和近卫军团开进新加坡，向岛上最高点武吉知马山逼近。澳大利亚军第27旅，印度第三军和星华义勇军等顽强抵抗，却终不敌日本近卫军精锐，武吉知马山于11日失守。日军占领了粮仓，弹药库和通往麦里芝蓄水池和市区的要道，英军马来亚司令总部被迫迁至市区的福康宁山。

        2月11日，日军向英军空投了招降书，加大了对新加坡的空袭力度，而英军收到盟军指挥官韦弗尔将军(Archibald Wavell)的命令，继续坚持抵抗直到3月初援军到达。15日，新加坡城区供水仅能支撑不足24小时，食物和弹药储备严重下降，此时新加坡的英国驻军终于收到批准投降的电报。

        15日下午，白思华中将与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在武吉知马山的福特汽车厂会面，就英军投降事宜进行谈判。山下奉文在这场谈判中坚持英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并说出了他的名句“Yes or no”。这被日本记者渲染成命令英军投降的强硬姿态，山下奉文也被吹捧为 “马来亚之虎”。

        山下后来表示，当时自己是害怕英军拖延谈判时间，暴露日军的兵力和物资供给其实也到极限的实情，加上他的台湾翻译表达上词不达意，自己只能用简短的“yes or no”来催促谈判快点结束。2月15日晚8时30分，日军停火，长达七十天的马来亚战争终于以马来半岛及新加坡全面沦陷为结束。

        回忆这场战役，白思华曾叹服日军高度的组织性和极强的战斗素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些日军士兵携带武器弹药泅水，甫一登陆就直奔战斗目标，而当时游泳甚至没有包含在英军的训练科目中。日军的骁勇凌厉以及陆海空的全面配合，使英军在短时间内毫无招架之力。就双方实力来说，投降前夕英军与日军孰优孰劣难以一言蔽之。英军没有选择在孤岛上抗战到底，这对新加坡民众来说，却是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日军占领后：华侨遭肃清、蕉票不值钱

        新加坡沦陷的第二天，山下奉文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意为“南方之光”。在日军大张旗鼓地庆祝马来亚侵略战争胜利的同时，一场血腥的华侨肃清运动“大检证”也悄悄地部署开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和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之后，新加坡的华侨迸发了极大的爱国救亡热情。1938年8月15日星华筹赈会成立，由华侨领袖陈嘉庚任主席，新马各地的华侨华裔商人巨贾及普通工人都积极捐款支持抗战。1938年10月10日南侨总会成立，除了捐款赈灾，还动员了三千多名机工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为抗战运送急需物资。

        军事动员方面，1939年新加坡华侨即成立了非正式武装——星华义勇军（Dalforce），1941年12月25日由马来亚秘密警察部队的约翰达利中校正式收编到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属下的海峡殖民地志愿军之中，参与了抵抗日军的新加坡之战。

        对于华侨参加抗日武装，陈嘉庚很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二月一日军港界内尚存十个贮油池，则放火焚烧，浓烟满空。上午民众武装之人，要来支四百元，余问作何费用，答政府发给他一千支枪，令往守前线，此一千人每人须交款四角，作起身费。余方知给枪之事，由是余乃决意离新加坡，盖欲表明不赞成华侨武装，助英政府之事。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派此绝未训练之华人往前线。不但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

        占领新加坡之后，日军果然对华侨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日军首先接管了所有报纸，代以日本人主办的《昭南新闻》，刊布了以日本军司令官名义发出的布告，通令全岛十八岁至五十岁的所有华侨男子，必须于1942年2月21日正午前集合，同时日本宪兵开始巡逻搜查，将所有适龄男子带往集合地点进行“检证”，抓出“反日分子”。通过盘查的华侨拿到一张用中文写着“已验”的“良民证”，或者在手臂或衣服上盖一个圆形的油墨章。不幸被挑出的“反日分子”则被盖上三角形的章，用绳子绑在一起，或者用船运出海扔掉或者在海滩被枪杀。

        血腥而混乱的华侨肃清进行到第14天时终于被叫停，日方意识到残杀的多是普通民众，许多真正的华侨领袖和星华义勇军成员在沦陷前已经逃离了新加坡。除了华侨之外，忠于英国当局的锡克士兵也被屠杀。关于被屠杀的华人总数，日本方面后来承认杀了5000人，而本地华人估计的数字在2.5万甚至更高。

        一部分未被枪杀的肃清分子与英军和澳军战俘一起被押送至泰国，修建曼谷通往仰光的泰缅“死亡铁路”。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修筑铁路的6万名战俘中一万两千人最终死于过度疲劳、营养不良、虐待和传染病，而亚洲工人的死亡率更高。

        昭南岛的日据时代并不如日本描绘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那样美好。通货膨胀、失业、饥饿、日语教育是贯穿三年日据时代的关键词。当时日军发行军用票作为通用货币，因印有香蕉图案而俗称“蕉票”。蕉票不断贬值而物资供应短缺，新加坡本地住民不得不在花园中种植木薯等作物补充食粮，并自己制造麻绳、肥皂等日用品。黑市买卖兴盛，倒买倒卖的投机者则大发横财。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9月5日，英军重返新加坡，而此时日不落帝国的光芒已经黯淡。

        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也经历了日据时期。新加坡沦陷时李光耀年仅19岁，战争使他被迫推迟了去英国留学的计划。他经历了对华人的“大检证”，所幸没有被日军伤害。之后他曾在日本驻昭南岛“报道部”任英文编辑，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他曾坦承日据时代给他带来的影响：

        “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

        1966年6月15日，李光耀总理主持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动土仪式。由1963年至1966年所发掘到的30多处尸坑中的骸骨，被移葬于纪念碑一侧的基台之下。各宗教团体同时举行了祭奠仪式，安慰死难的亡灵。每年2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会组织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祭礼。

        

        参考书目：

        The war in Malaya by A.E. Percival, Eyre & Spottiswoode 1949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Edited by 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Routledge 2007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昭南时代展览图集》

        篠崎護著，陈加昌译：《新加坡沦陷三年半》， 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藏，未载出版信息

        李业霖主编：《奉纳金资料选编》，华社研究中心2000年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

        郑文辉：《三年八个月》，人民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