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去世40周年︱蒋介石为什么会亲任中央大学校长

【编者按】

        今年的4月5日，是清明节，是西方的复活节，也是蒋介石去世40周年的日子。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儿》一书中关于蒋介石的部分，回顾他为什么要亲自当中央大学校长。

        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中央大学中文系三位教授共进年夜饭。三位教授颇为踌躇，到底去不去，给不给蒋介石面子呢？这是南大校庆话剧《蒋公的面子》中的内容，反映了蒋介石任中央大学校长时的故事。

        一国元首竟然挽起袖子亲自做起“国子监祭酒”来，这在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何蒋介石要亲自当中大校长呢？这要从顾孟余的辞职说起。顾孟余原系汪精卫亲信，汪投日后，顾拒绝在汪精卫投敌的艳电上签字，闭户于重庆歌乐山读书三年，后应蒋介石之邀继罗家伦后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本想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展抱负，一洗前耻，却与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教育理念及派系等发生冲突。顾孟余主张把中大办成研究型大学，陈立夫却认为应着重发展师范教育，再加上陈立夫CC系和顾孟余所属改组派的宿怨，所以陈立夫经常给顾孟余“小鞋”穿，动辄拖欠中大教育经费。陈立夫还规定，各大学校长必须至中央训练团受训。顾孟余闻讯火冒三丈，在办公室大声宣称：“我当过铁道部长，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国民党里，还有谁可以训我？”说罢，顾孟余拿起手杖，自己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歌乐山家中了，并拒绝了蒋介石和中大学生的一再挽留。

        顾孟余不辞而别后，陈立夫原想调CC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为中大校长，遭到中大师生一致反对。陈立夫又放出消息，说他自己将以教育部部长身份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学生对此更是愤怒，在校内刷出大字报，说陈立夫是个党棍，让党棍当大学校长，是对大学的污辱。眼看着中大因为校长问题要再闹学潮，陈立夫无奈之下向蒋介石搬救兵。蒋介石的“救兵”出乎陈立夫意料，据陈立夫后来回忆道：“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我找去了，那时经国弟也在陪他父亲吃饭。饭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我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我不赞成增加他的麻烦，所以这样说，他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试，于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蒋介石之所以“屈身”亲任中大校长有多方面考虑。一是中大校长地位重要，但因内忧（中大当时内部有南高及东大出身的校友派、清华留美出身的清华派等多个派别）外患多种原因并不好当，更换频繁。蒋介石对此不信邪，心想“娘希匹的，老子还不信了，老子来做校长给你们看看”；二是皖南事变后，中大又屡起学潮，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出于“防共”、“反共”需要，有意坐镇中大以稳住学生运动；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出自蒋介石的“权力欲”和“校长瘾”。蒋介石为了独裁、专政，恨不得将所有的权力都揽于自身，曾有80多个头衔，除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总统这些“高官”外，还当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庐山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国有四大银行的主席等“芝麻官”，甚至还兼过四川省主席、教育部部长。而且，蒋介石对“校长”这个职位情有独钟（那时“校长”意思还比较纯洁，没有别的含义），希望天下英才皆他学生，兼任“武有黄埔，文有政校”的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等多校校长，再做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亦“顺水推舟”。

        

蒋介石与中央大学

        中大学生对蒋亲任校长“热烈欢迎”，毕竟成为国家元首的学生还是倍有面子的，但也都意识到以后学校肯定会采取“教育长”制度。因为蒋介石虽然欲望无穷但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像校长一样安营扎寨亲力亲为，所以蒋在担任各校校长的同时均设教育长来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果不其然，教育部调来了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主持中大实际事务。

        蒋介石虽然是名义校长，但还是做了一些实事，为中大带来了些新气象。首先，他更新了中大的办学方针。蒋兼中大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3000余名师生训话，提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要求全校师生“以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之精神，造成中大之新风气”：学生们“必须先能实践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厉行生活之改造，然后始能专精于学术之讲求，稗异日之实行，能对国家有实际之贡献”。蒋介石特此为中央大学题字“砒德砺材”；教职员要“视学生如子弟，于讲授课业之外，对其日常饮食起居与休息，随时注意指导，养成整齐清洁与守纪律重秩序之习惯，切实尽到‘教’与‘育’之职责”；总之，“大学是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蒋介石希望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对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一的工作。

        另外，蒋将军人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治校如治兵。中大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化管理”，施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离。最初，蒋身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蒋介石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蒋虽改了衣装，但军人习性难改。某次，蒋介石在礼堂给师生作报告，想起当年自己受训的情形，便吩咐手下将礼堂凳子统统撤掉，让所有教授不管身体、年龄如何统统与学生一同站着聆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还有一次，学校召开院长、系主任会议，蒋介石进屋后，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无奈地一个个站了起来。更无奈的是，待大家坐下后，蒋说道：“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一个个喊名字，教授们一个个站起来，蒋介石又一下下点点头，场面非常滑稽，教授们非常不满，而蒋介石还自以为这是对教授的“恩典”。因此，后来再开类似的会，许多人便借故不来。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主持中央大学二十九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蒋介石又准备亲自点毕业生的名，忽然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也经常到校“视察”。他第一次到校便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并在食堂与教职员工共同进餐。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后来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场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饮尝牛奶。某日，蒋来学校时，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到来，惹得蒋介石很不高兴，用手杖狠狠捣了几下地面，大喊道：“校长来啦！”学生们被吓得发愣，蒋介石以为是在向他行注目礼，转怒为喜，又和蔼地笑道：“玩去吧，玩去吧。”蒋介石还十分强调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如蒋所愿，蒋介石靠自己的威信和示范还真在无形中消解了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秋天，孔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露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新的学潮。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中大教育长和训导长将学生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说学生准备以伙食为借口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蒋介石一听，说道：“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1943年11月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学校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来到学生食堂正中央的餐桌前。蒋介石顺手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给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八宝饭”（米中有砂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等，学生称之为“八宝饭”），把分到的一份青菜萝卜拉到面前“香甜”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饭，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饭桌的学生壮胆回道：“一年四季，顿顿如此。”蒋介石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年已56岁的蒋介石那天竟吃了三大碗“八宝饭”和一份青菜萝卜。校内三青团分子乘机大肆渲染和吹捧，于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介石“吃”了下去。

        蒋氏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央大学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不过，蒋介石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中大做了一些好事，如因为战时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蒋的过问下得以复刊，蒋介石还发给每位中大学生一件非常实用的军用大衣。

        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亲任校长后，“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蒋介石这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只是让蒋介石又过了一把校长瘾，让中央大学稍微风光了一下，对中央大学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蒋介石与知识分子

        虽然最高领袖蒋介石兼任“最高学府”校长只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例，但却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最高领袖及政治的微妙关系。

        中央大学教授对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一事多不欢迎，甚至冷嘲热讽，如《蒋公的面子》中左、中、右三位教授所言，“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育，简直胡来”、“蒋公当校长当多了，以为什么校长都能当”、“以蒋公的学识，当军校校长尚可”。无论左、中、右，这些教授都没有把最高领袖的年夜饭邀请当成“恩赐”，屁颠屁颠地赴宴，而是在犹豫、讨论，要不要给蒋介石这个面子。

        尽管这三位教授有原型，左派教授原型是中大中文系名教授陈中凡、中派教授原型是中大中文系另外一名教授胡小石，但整个故事只是“戏言”，如真有此事不可能在资料中没有记载，况且蒋介石任中大校长是“年夜饭”之后的事了。但为什么这部话剧上演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在南大校内演出三十余场，且在全国甚至美国巡演。因为这部戏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巧妙写照，充分反映出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弱点。

        在民国历史上，没有给蒋介石面子的知识分子的确也有。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某天来学校视察，走进一个理科实验室，只见一位教授正埋头做实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一位随从大员实在忍不住便加以训斥，而这位教授却慢条斯理道：“校长是来看我工作的，又不是以总统身份来召见我。”1933年，《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隆基受交通部长曾养甫之邀，到南京与曾见面。曾对罗说，如果填写志愿书加入国民党，次日可见到蒋介石，并会调到南京委以重任。罗婉言谢绝加入国民党之邀，没有同蒋介石见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给北大教授周炳琳出了一道选择题，邀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中选择一个职务。周一个也不选，回电谢绝。蒋又给周炳琳出了一道必答题：邀他到侍从室当顾问。周炳琳对这个无数人眼馋的职位仍不感冒，以无意政治愿办教育为由，又加以辞谢。后来，蒋介石直接任命周炳琳为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周炳琳不好拒绝，但干了不到一年就回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教授了。

        有的教授不仅不肯见蒋介石，还要求蒋介石来见他。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揭露国民党腐败，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元龙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还说：“文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蒋介石知道后虽然很生气，却无计可施，只好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马寅初对此依旧置之不理。

        不给蒋介石面子还是好的，有脾气大的教授甚至敢揍蒋介石。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学校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因此来到安徽，召见刘文典。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豪言壮语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来到蒋介石面前，刘连声“主席”都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道：“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听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来压自己，“老革命”出身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也不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肚子上。蒋介石气得将刘当场羁押，要将他枪毙，后来仅把刘关了7天就释放了。恢复自由身时，刘文典还死活不肯出来，大声嚷道：“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放他的人哭笑不得，好言相劝一番，刘文典方才罢休。

        这种不畏权贵的独立风骨想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