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生逝世25周年纪念︱病中译出《伊利亚特》前十卷

        我国对欧洲文化历史的研究比较晚，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其中包括对西方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在这之前，尽管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为我们提供不少欧洲文化信息，传教士们在宣读教义中提到和称引过古希腊罗马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但是后来衰微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我国与欧洲的联系的增强，人们对了解欧洲文化的热情也迅速增强，罗念生先生堪称是我国对西方古典文明的拓荒者。

        罗念生先生出生于1904年，童年时期受到传统的国学启蒙教育，志在科技报国，后来由于自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灵感，且受友人影响，从而改学文学，主要学英语和英国文学。1929年25岁时赴美留学，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932年开始进修古希腊文和考古学，从而走上了西方古典中国拓荒者之路，成为我国当时为数不多的西方古典学学者之一。

        他边学习，边开始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他翻译的第一部古希腊文学作品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1933年译笔，1935年校改，1936年出版。译者附译了原希腊文本编者的引言，介绍作者生平、创作及古希腊戏剧的有关知识，很让当时的国人开阔眼界。同年他由美国赴欧洲游历，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成为我国第一位赴希腊留学者，学习内容包括古希腊建筑、雕刻和戏剧艺术等。年末回国后，虽所学非所用，从事本土考古发掘，不过他仍坚持继续翻译古希腊戏剧作品——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译者在雅典研修期间曾经观看过此剧的舞台演出，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在这之后，他又相继翻译出版了多部古希腊戏剧，包括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等。

        罗念生先生在近一年的游历希腊期间除了研修专业外，还曾旅游希腊各地，称这一游历使他对希腊古代的文化、近世的风俗都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他就那次旅游写了一些随笔，于1941年秋在故乡四川出版，题为《希腊漫话》。他在该书《希腊精神》一文中称：“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高峰，是近代文明的泉源。”他把希腊精神归纳为：求健康（体魄）、好学、创造、好人文、爱美、中庸（不求过度）、爱自由。

        他译出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在1932年8月于成都为译本写的“序言”中说：“自《普罗米修斯》脱稿后，译者的心情由厌烦到疲劳，不想再译古书了。但是呀，眼前的景象这样悲壮，这样轰烈，只是写一些希腊抗战史话未免有愧于心。”先生在回忆自己的翻译过程时写道：“译者又想起了四年前出北平时，一位老人吩咐译者快把特洛亚妇女译出来。他说：这悲惨的诗歌可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心，引起我们的向上心。”

        他在为1936年出版的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的“序”中说：“本想译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但有一种力量鼓励我试译这个‘充满了战争色彩’的悲剧。当时诗人制作本剧时，他心里怀着两种用意：第一种是净化人类的骄横暴戾的心理；第二种是激励爱国心。这两种用意很值得我们体会吧！”

        他在1940年3月出版的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序”中谈自己翻译该剧的过程说：“译者于去年春间在北平开始翻译本剧，那知仅剩一半便赶上了这个国难时期。每当丰台一带的轰炸声越响越剧烈时，译者的笔尖也越来越活泼。等到8月，译者因事赴天津，不忍放下这个译事，因而把这几部美狄亚本子和一些字典参考书放在那小小的行李箱内，幸亏没有被人家检查出来；要不然，这部书便永远没有成就的希望。这后半部分是在天津逃难室内，香港旅途中，长沙圣经学校内和锦江边上译就的。”

        罗先生除了翻译剧本本文外，为了帮助当时国人加深对古希腊文化的了解，他在翻译每部剧本时，也像他翻译第一部古希腊悲剧时做的一样，都要收集翻译或编写一些有关的资料，包括相关的神话传说或史事、作者资料（包括生平，创作，影响）、剧本导读等，便于读者阅读和欣赏、体会剧本精神。

        罗念生先生在回忆他1934年回国后的生活和译事时写道：“1934年归来，四年间为职业奔波，很是狼狈。1937年回到故乡，在一个学园里觅得两点钟书教，计件工资只有32元。后来被雇为专任教师，发薪后不立即把‘法币、金元倦’换成七钱二分的‘龙洋’、‘袁大头’，就得喝西北风。贫病交加，只靠写些小文章以救燃眉之急。”（《希腊漫话》再版后记，1983年4月）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先生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满怀忧国之情地献身于西方古典学，特别是古希腊戏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继续在四川、湖南等地的多所大学任教，同时继续翻译古希腊戏剧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工作有了固定的处所，起初在北京大学任教，1958年转入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后转入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此期间，先生一方面从事研究工作，参加过中国新诗问题的讨论，翻译新作，校改旧译，他的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普罗米修斯》和《阿伽门农》）、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美狄亚》和《特洛亚妇女》）、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此外还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收入当时的我国外文学著作出版重点工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

        我想特别谈一谈罗念生先生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情况。据罗念生先生自己回忆，他的古希腊文学的开蒙诗篇便是《伊利亚特》，英译阿基琉斯与赫克托尔作战的故事引起了他对《伊利亚特》的强烈兴趣，在他的心灵里激发起对这部史诗的崇敬之情，也萌生了将荷马史诗这一古希腊文学杰作翻译成中文的愿望。但鉴于这是一部享誉古今的文学名著，当时他未敢贸然动笔。1934年秋回国后，他一面教学，一面继续翻译古希腊戏剧，不过他心中仍然向往着《伊利亚特》，把荷马史诗作为自己经常翻阅的案头书卷。在他辛勤耕耘，日积月累，成了我国古希腊戏剧翻译名家后，翻译荷马史诗仍未被列入他的工作日程。20世纪80年代，先生编选《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稍后有出版社约请他翻译古希腊抒情诗，先生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荷马史诗。先生认为，荷马史诗中也有不少出色的抒情诗篇章，甚至可以从中找到古希腊抒情诗发展的源头。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遗体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悲剧性场面，也是一些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抒情段落。于是，先生首先选译了赫克托尔与妻子安德洛玛克城边告别，继而翻译了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遗体，从而译出了《伊利亚特》的第二十四卷。正是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先生经过实际摸索，打消了多少年来一直存在心头的疑虑，事业心和责任感终于促使他最终立下了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全诗的宏愿。

        这时先生已年逾八旬，且身体状况不佳，经常忍受病痛的袭击和折磨，但先生决心已定，矢志不移。先生在基本做完了国家项目《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和对各种旧译稿的清理之后，便集中精力，投身到《伊利亚特》的翻译中去。《伊利亚特》全诗二十四卷，近一万六千行，工程巨大。长期的翻译工作使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他的翻译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真、求实、一丝不苟。他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

        我因所学专业的关系，很早便有幸与先生相识。后来先生力劝我去他所在的单位工作，从此直接接受先生的指导。先生平易近人，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先生在翻译史诗过程中经常与我研讨、沟通。先生在看到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宏愿后，郑重地嘱我在他之后把史诗译完。如果在这之前，先生一直年迈病重，为《伊利亚特》的翻译焦虑、操劳，那么这时先生的心境反而平静了下来。我接受了先生的重托，努力把史诗译完。

        罗念生先生把自己的一生兢兢业业地奉献给了他作为开拓者之一的西方古典文学，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丰硕的学术成就，还有他那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赤诚的爱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