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任财长相继发声：美国应该给中国找个好座位

【写在前面】

        美国两任财长先后发声，就中国在国际政经格局中的新角色定位发声，呼吁美国采取务实策略。

        在4月5日的最新一篇专栏文章中，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原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美国人重重敲响了警钟：一个时代或将结束，美国已不是原来的美国。

        “过去一个月，可能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丧失其话事角色的时刻。”萨默斯写到：“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以来，我无法想到任何事件能够与这件事相提并论：即中国努力筹建一家重要的新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而美国没能说服以英国为首的传统盟友不加入这家机构。”

        他认为，美国领导下的体系遭遇过相当困难的时刻，但即使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接受以美元兑换黄金一事，也不能与上述事件的影响相较。

        4月6日，彭博社以《中国崛起|萨默斯：过去一月可能是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转折点》为题，刊登了相关报道。彭博社总结称，在推出亚投行筹建计划仅仅18个月后，事态表明，中国将主导这一数十年内第一个新的多边发展机构。

        4月1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应对中国崛起的8条准则》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文章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在亚洲“炫耀”其新得到的力量。它还美国们最大的境外债权人，拥有接近1.3万亿美元的美债。具体内容如下：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两国关系良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我想提出8条准则，不是作为一名学者或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曾100多次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官打交道将近25年的美国人提出这样的看法。

1.帮助那些帮助我们自己的人。

        当美国进行艰难的谈判以解放市场，以及让中国向真正的竞争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帮助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中国领导人常常利用外界压力来推动国内的变革。一个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将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向美国公司开放，并促使中国经济转型为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2.点亮指明灯，黑暗中不会发生什么好事情。

        支持中国的改革即意味着促使其增加透明度和更好地遵守国际准则。增加透明度是打击腐败，增强中国公民以及外国投资者对政府和法治的信心的最佳途径。我们应该敦促中国人全面公布可靠、准确的信息，从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的数据，到环保规定的执行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等等。

3.用一个声音说话。

        中国的决策过程在高层一人主管的情况下运行得最好，这样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就能帮助下面的人达成共识。而美国没有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中国人常常不知道谁代表美国总统发言。自离开政府以来，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碰到中国官员问我，奥巴马总统依靠谁来维系他和中国的关系。

4.给中国找一个更好的座位。

        我们应该希望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更负责的作用，从而帮助支持令它获益匪浅的全球经济体系。我们应该准备好作出务实的让步（并对北京的让步给予回报），以便让中国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

5.在境外展示美国的经济领导力。

        从彰显实力的角度来说，美国必须与中国展开竞争。我们应该重申自己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的地位，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后者的目的是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但那需要美国总统愿意耗费政治资本与国会合作。

6.找到更多办法来给予肯定的答复。

        与努力说服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采取我们认同的办法相比，我们可以发明新的政策或重新包装原来的政策，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美国无法“解决”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问题，正如同中国无法“解决”我们的财政困境一样。但让美国和中国分别去纠正自己的经济问题，可以建立一种更加互补的关系。

7.避免意外。

        我不记得有哪个中国企业高管或政府领导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来开会。一旦在复杂的问题上出现最后一刻的变化，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和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决策就会让他们感觉特别不舒服，这有可能妨碍协议的达成。我们不仅应该避免意外，还应该在有可能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譬如说朝鲜问题上就应急策划展开合作。

8.行事方式应当反映中国的现实。

        指导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应该是事实，而不是愿望或者梦想。中国和美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不能仅凭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即中国变得更像美国来行事。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并且足够自信和现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做得到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