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定义“隐私”

【编者按】

        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个人在私人空间的行为越来越易于被记录和公之于众。近年来，发生过多起私人性质的照片视频被发布网络后，当事人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的事例。其中既有官员等公众人物，也有身陷人际纠葛的普通人。隐私权保护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界定公共与隐私。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系副教授苑京燕投书澎湃新闻，探讨今日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我们如何定义“隐私”。

       社会公众对隐私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反映出社会快速变革过程中，理解隐私问题的复杂性及重要性。迅速膨胀的市场经济，随之兴起的新型社会关系，逐渐出现的个体意识，与快速发展的网络通讯技术，都成为当前隐私问题的社会背景的组成部分，重构着人们对隐私的理解。

        然而网络上围绕着隐私权的讨论，往往忽视隐私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忽视它同具体社会文化传统的有机联系，同时直接或间接地采纳具有个人主义、普遍主义色彩的隐私权利概念，并以这个抽象概念作为规范基础，对隐私的具体社会实践进行价值评判。本文旨在弥补公共讨论中的不足，就隐私权利，公私领域界定，及网络媒体对隐私的意义及实践的挑战等议题，根据现有学术观点，做一个简单梳理，希望以此为隐私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探讨尽一份力。

隐私权的社会属性

        尽管人类社会对隐私的渴望具有普遍性，但隐私的含义及其社会实践却随着不同社会不同历史环境的差异而不断变迁。同时, 隐私概念与认识论层面、社会规范层面以及道德层面的基本概念交织，比如人存在的本质及形式，政治现实的实质, 以及对个人和组织之间重要性的权衡。因此，一个社会对隐私的具体界定，同时体现该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些基本议题的理解。

        例如，个人主义的隐私权利概念，是在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观下发展而成的。在社会政治层面，对隐私权的强调，代表为伸张个体权利和自由而限制政府权利的社会承诺。在这个政治框架之上，隐私是个体在个人领域实现自我成就这个终极目标的重要手段。在自由主义框架下，隐私是一项人权，是维护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前提，维护个体的自主意愿及其对个人生活的掌控的手段。同时，隐私权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以及其它形式的社会力量的独立，甚至敌对关系。其它形式的社会关系往往被视为对隐私权的潜在威胁。因此，在自由主义框架下，个体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在社会作为整体的损失。

中国社会公私领域的变迁

        对隐私问题的讨论，通常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关系的讨论之中开展。社会生活是一个不同社会以不同方式构建的历史现实。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现状绘出个人的空间，构成了隐私的物质基础。当这些条件面临改变的压力，隐私的理论和现实根基也随之改变。

        在英语中, “privacy”（隐私）这个词涵盖从内心、个体、独立于公共空间的家庭，到个人权利及相关概念的很多方面。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原生的词汇可以覆盖这个英文词汇中的所有含义。中文中指代个人和自我的“私”的概念，经历很长的发展才甩掉其中的负面含义，并在逐渐孕育出个人领域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合理化。这段关于中国社会个人领域道德伦理价值的演变，是中国政治环境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16 世纪末以降，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发展历史。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过去，个人的社会政治身份常常被其所处的社会团体（如单位或公社）所界定。而现在，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日益独立的社会单位。个体的生活正围绕个人发展的目标而改变。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变化，为普通人理解并实践隐私的理念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同样，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公共、集体和公共空间等“公域”的变迁。日渐兴起的个体正通过新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特别是市场，重建他们的社会关系。值得重视的是个人和在引导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的关系。由国家主导的社会经济改革及其政策，深刻影响并显著干预了个人和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之间的互动。因此，中国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全面转向一个西方式的个人社会。

        笔者2013年通过大量微博数据对隐私问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语境下，虽然关于个体的概念大量出现在微博关于隐私的日常讨论中，但个体的含义仍然与中国社会深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情境中传统自我概念不断对话。事实上，当人们讨论和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爱人、同事和同学的关系时，隐私这个词表达出很多丰富独特的关系内涵。因此，隐私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不仅仅服务于由个体完善、控制、选择的个人身份,而通常在复杂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中表达，并常常带有性别色彩。这些情境中的隐私观念，既体现权利意识也表达社会义务,既基于信息交换也重视情感交流，既界定人际边界,也定义社会角色维系社会关系。这些普通中国人的隐私观念及事件，同个人主义语境中出于自愿或成为个体独立障碍的社会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在多种新兴社会机构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如公民—政府,雇员—雇主,以及顾客—商家,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情境中，社会交往实践及规范变迁的张力，常常反映在人们的隐私话题中。人们在工作及社会科技环境中结合自身经历，表达对隐私的关注。例如，消费者针对市场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呼吁法律以隐私权的形式给予保护。飞速城市化过程中，对人情冷漠的感慨也通过人们对隐私的负面印象显现。隐私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在政治议题中，对隐私的理解，同时体现并影响了政府、官员及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可以说，隐私在当下中国社会下发展，包括重构个人，公共领域，及两者关系的社会整合的多维过程。换句话说，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及市场行为都在重新定义隐私。这也提醒我们隐私和公共性是相互牵连的概念，并由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所决定。

        所有这些层面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活世界，其中包含的社会关系逻辑及实践无法完全放置到西方个人主义框架及规范中理解规训。相反，这些话语和活动提供了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经验，为在中国社会衡量隐私的价值并建构其自身的规范标准提供基础。在中国语境下对隐私的探讨，应当包括对隐私保护作为基本社会原则的正当性及适用性的讨论，而非全盘接受其作为抽象概念的固有价值。

传媒科技对隐私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传媒技术飞速发展，隐私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中被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之一。无论在坊间话语还是学术界探讨中，该议题都饱含人们对传媒技术为大范围公共监控和信息泄露提供平台的不安情绪。但是，对于隐私问题的顾虑并不能简化为人们对信息控制的渴求。技术的发展是隐私概念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 重新界定人类传播的媒介以及信息获取和储存的渠道，改变了社会交往的环境、限制及预期。作为结果,理解隐私的结构和逻辑也相应地发生改变，而技术既反映又参与改写隐私的社会属性及表现形式。

        例如，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凸显了公私两域界定中显性（visibility）维度的重要性，使小范围的私人话题能很快扩展传播范围，使大规模民众参与成为可能。但某一话题是否具有公共属性，并不完全由媒体能到达的范围决定。公平的参与权，理性及自由的表达是公共空间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传媒技术并不仅限于为我们呈现、解决和争论隐私议题供技术平台，他们自身便构成了我们实践隐私的社会环境。例如，微博提供的网络空间，即是私人领域的延伸，又是私人生活中孕育的公共空间。显而易见，传媒技术导致了原有概念和行为进一步模糊。关于隐私顾虑，反映了变化中社会科技环境对现有社会规范的挑战。

结语

        对隐私的理解及实践根植于人际、文化及政治层面的广泛社会活动中。对隐私的定义表达我们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并同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本性和政治本质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 隐私权的内涵是社会构建的。而构建隐私权的过程，一方面体现我们如何认识个人自主性，如何在此基础上培育当代社会具有自主权的参与者。同时另一方面，也体现我们如何理解，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公共秩序及社会组织相互依存的关系。建构社会规范，要求我们将隐私视为社会实践，并将其作用放在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环境中及 具体的活动情境中，研究其活动的结果及影响。

        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空间完全恪守公域与私域的两级绝对对立。从理论层面讲，自由主义的公私划分，先后经受过社团主义从文化共同体角度的批评，共和主义从政治共同体角度的批评，以及女权主义对封闭的不平等的私人领域的批评。而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也应该成为构建隐私权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为考量社会行为提供经验基础。 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形容不同场景中的丰富的隐私体验。这些词有：看、触及、传播、讨论、分享、八卦、触犯、侵犯、挖、窥探、揭露、暴露、泄露、宣扬及失去。有一些词正面含义浓重，如关注、尊重、保留、保护、保障; 另外一些词为中性，如晒；还有一些是新词汇，如转发，作为一个随传媒技术而流行的行为。这些词汇即体现了隐私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性与重要性，又体现人们对具体实践中的蕴含的隐私含义细致入微的理解。

        因此，我们不能盲目接受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绝度隐私权利概念，不加甄别的定义私人空间，任凭隐私权被作为侵犯公众利益的工具。同时，沉痛的历史也提醒我们，政治领域无限膨胀，淹没私人领域，造成社会领域的萎缩的严重后果。当务之急，是开放公共话语空间，并维护它的良性发展。在公私领域的划分，自我和他人关系，个人和集体关系，私人和公众关系经历变迁的中国社会，与其不加审视或不自觉的用自由主义的隐私权概念，去褒贬判断，不如针对事件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比如某些公众人物的言论损害了什么？该不该保护？保护什么？由谁来保护？

        综上所述，我们对隐私的探讨，应避免在道德层面把隐私概念本质化，而应将隐私从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框架中分离出来，并结合中国自身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理解该议题。这样做，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该问题的公共讨论避免两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