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论胡适：人们为什么会扬胡抑陈

        【编者按】

        罗志田教授的“胡适传”出到第三版了，书名回到初版的《再造文明之梦》。遗憾的是未能完璧，仍然只是胡适前传（1891-1929）。尽管如此，这部书1995年初版，2006年增订再版，2015年三版，足见其学术魅力和生命力。

        胡适是个丰富复杂的人物，罗教授在书中多有精彩的论述。经授权，澎湃新闻选摘一些片段，虽难免挂一漏万，但或许可以管中窥豹。

        

        【母亲对胡适的影响】

        胡适自认受母亲影响最深。他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这大约即是胡适后来善与各方面人周旋——特别是与旧势力周旋——的来历，盖胡母正是胡家一新人而不得不周旋于既存各旧人物之间也。所谓和气、宽恕、体谅，无一不是待人接物亦即周旋的本事。胡适成年之后，还能背自己从儿时伙伴那里听来的《神童诗》，其中印象最深的两句是：“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些在少小还不懂诗句意思时记忆下来的话，已由胡适的人生经历所印证。成年后重提的回忆，有意无意间实透露出这已成胡适对人生的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胡适心细如发】

        大家庭中幺儿寡母的微妙处境，使胡适不得不养成细心谨慎的习惯。其用心之细微，常出人意想之外，最得孔子见阳货之旨。1961年，老朋友蒋梦麟寄给胡适一本女作家的小说，似有请他做评论之意。胡适知道“往往有人会把我的信作为宣传的工具”，干脆连信也不复。蒋既然不能明说，胡也就假装不懂。防卫之心，细如毫发。

        胡适晚年见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先表扬钱“年轻有天才……英文好，中文也好”。但也立即看出钱先生一面不“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一面又“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将五六十年代大陆“旧知识分子”与“新时代”那种有意无意间的疏离和接近，体会得一清二楚（当年主持文艺批评者如果也像胡适一样心细如发，则钱先生休矣）。同样在晚年时，胡适说起傅斯年一次在美国讲学，不带一张纸，“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你看他记忆性多好”。胡知道傅是“不会演说的”，所以马上又补充说：“他也许早一晚做了苦工，第二天有意这样表演的。”这是典型的仁者见仁。胡适一生不爱说无根据的话，曾说过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则他所认知的傅斯年讲学，很可能就是以他自己类似的“经验”为底子。

        胡适自己确实一向对很细小的地方都能注意到。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时，穿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在当时即颇出人意料，被看作是他的美德。而这样注意细行是有好报的。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初回国，不仅学贯中西，“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所以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看不上眼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陈独秀账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就都归了胡适之。这是很有体会的见解。   

胡适（左）与陈独秀

        【胡适vs顾维钧vs梁漱溟】

        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生在上海，比胡适大三岁的顾维钧，在读完仅教识字的私塾后，便直接进入教会学校，以后的教育是越来越西化，结果到晚年还必须强调自己的中文可以写得“通顺”。实际上别人也曾说过顾氏的中文好，但一般人之所以有他中文不好的认知，正是因为其他许多从小受西化教育的人有此通病。生在北京，比胡适小两岁的梁漱溟，则是在读完《三字经》后就读新派的《地球韵言》，然后进了北京第一家新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后来是殉清的，从根本上只能归入“保守”一路，不好算作十分趋新者。他的家庭教育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

        【胡适眼中的美国】

        胡适对美国的许多好感，很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的一些“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座谈”。美国人那种肯为自己民族自愿宣传的习俗，的确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而且，胡适住在纽约时还能请女佣打扫房间，其为买报纸而“步行”了六条街又“步行”回去，晚年都还记得以作为其急于要看报的例证，他留学日记中记载的出门所乘车船也多在二等以上，可知他在美国过的是已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水准的生活。这些都是胡适曾攻击过的庚款所赐。胡适在上海时曾斥责美国把庚款退还中国是“怀着诡计”。清政府不识，还“把美国感激得了不得，仿佛奉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一般”。但他后来留美却正因考取此款。而且庚款的用处的确大。一个在上海这个假洋场有时不得不将东西送进当铺的小学穷教师，突然在真正的西洋之邦使唤起婢女来，其变化之剧，真可以用霄壤之别来形容。感觉怎么会不好？而且庚款学生的收入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每日不愁吃穿，不必与美国人在生存上竞争，美国人竞争时丑恶的一面就未能在胡适面前暴露出来。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那批庚款留学生不知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美国讨生活，所以只看见美国好处，对美国一往情深，是颇有心得的。        

       【留学西洋，教中国学问】

        胡适的身份认同既然是“留学生”，其所长当然应该在“外国学问”。胡适不开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略知西学者如毛以亨就说他的“谦退是有足多的”，言外之意即他开不出来。但也始终有人寄希望于胡适。后来胡适名声树立之后，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缪金源于1920年底写信给他，请他编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说北大的西洋哲学史课上所发的讲义，“编得和小说一样，固然很好，但稍嫌简陋”。缪氏在信中并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国文学过于哲学，哲学过于英诗。”虽对胡颇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适此时恰在教英文诗一门课。他虽是哲学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为英文科（那时尚未设系）主任，所教功课实以英文为主。北大对他的认知，于此可见一斑。那时还在哥大留学的张奚若就大不以为然地说：“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结果，也有人认为胡适所长就只在英文。1919年3月，清华学校毕业生刘子纯就对吴虞说：“胡适以英文译《孟［墨？］子》得博士学位。”毛、缪、刘皆当时的学生辈，可知胡适在北大一开始口碑确实不算佳。另一个与胡适不甚相得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更回忆说：我们学生中间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

        【提前使用博士头衔】

        胡适归国时，全北大没有一个博士，他虽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使用了博士头衔。唐德刚先生说，民初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学位确足以吓人。同样，胡适对别人视他为“古文家”绝对不承认。他不仅不喜欢汉儒，而且自认使用的是“科学方法”，非汉儒之所能。但对于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说他是古文家绩溪胡氏的后裔，却默不作声，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传时，才“顺便”纠正这个错误。如果说蔡序胡适事先未看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胡适所促成，稿成后他又为之校读改正。而梁也在此书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等语。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说错而不纠正。这都是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性格使然。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年胡适“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需要新典范的时代】

        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

        【不存门户之见看历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进入常态研究了。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典范理论，则胡适所开风气也不是全无“流弊”，有的新问题其实也就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不够虚心（这里是用其本义），有先入之见。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胡适自己考据的一大缺点，就在进化论观念太强。如在留学时批驳《说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论证之。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种思想观念呢？这只是需要证明的“大胆假设”，尚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