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逝世|他的诺奖获奖演说：是什么让书和作家如此危险

        尊敬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女士们先生们：

        十九世纪的小说作品一旦作了预告，就会不断连载。报刊杂志给了它们所需要的极大篇幅。那时，长篇连载正处于全盛时期。作品的主体部分是手写的，当最初几章迅速面世后，结尾尚未构想出来。现在，只有通俗的恐怖故事或使人流泪的故事对读者具有如此的魅力。

        狄更斯的许多小说均以系列连载形式发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连载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的时代乐此不疲地提供大量生产的系列作品，给当时尚未成名的这位作家上了生动的一课，教会他如何设置悬念、如何在专栏的末尾推向高潮等种种技巧。范塔尼（Fantane）的小说首先连载在报纸和杂志上。首次印行《审判和苦难》一书的那位出版家，曾经在畅销的惊喜中高呼：“但愿这种淫荡的故事永远不要结束！”

雌鼠荣获诺贝尔奖

        但是，在编织这篇演讲转向别的话题之前，我首先要指出：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这个大厅和邀请我到这里来的瑞典文学院，对于我来说是甚为陌生的。我的小说《雌鼠》，十四年前就出版了，它的灾变的情节及其各种曲折的叙述，也许会有一两位读者想得起来。在你们这样的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带有一篇赞词的特征，它是对雌鼠，更准确的说，是对实验室的雌鼠的一首颂歌。        

        这只雌鼠已经被授予诺贝尔奖。你们也许会说，她终于获奖了。她多年就已经在候选人名单上，甚至进入了前几名。作为被实验的数百万动物——从天竺鼠到罗猴——的代表，白毛红眼的实验室雌鼠最后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东西。为了她的缘故，正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说的，在医药领域内，同时，就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和克里克所涉及而言，也在基因控制的无限领域内，不止一人已经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研究和发现，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

        此后，玉米和好几种蔬菜——没有提及任何一种动物——可以或多或少地合法地成为无性系的，因此，这种“鼠人”（rat-men）随着小说不断接近尾声而日益繁殖，成为这种后人类时代被命名为“沃森克里克”的特殊物种。他们把两种最好的种属特性结合起来。人类有许多鼠性，鼠类也有许多人性。这个世界似乎是运用综合来恢复它的健康。在“大碰撞”之后，唯有雌鼠、蟑螂和苍蝇以及鱼类和蛙类的卵幸存下来，这是个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时代，沃森克里克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劫难，做了比他们的本份更多的事情。

在没人会写字时，人们就在讲故事了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在人类学会写字日渐有了文人之前，很长一段时期每个人都在给别人讲故事，每个人都在听别人讲故事。显然，长期以来，有些文盲比识字的人讲故事讲得更多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发现了各种艺术手法，他们很少平铺直叙，而是将它降格为一种次要手法。

        在他们绝不枯燥死板而是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蓦然间令人惊异地卷入辽阔的河床，但见波逐浪涌，樯倾楫摧，尸浮血染，旁枝逸出，众水分流……这些原生状态的讲故事的人，无需依赖日光夜灯而可以在黑夜里完美地进行，他们实际上长于借黄昏薄暮来渲染气氛引发悬念。他们即不沉闷地生发，也不故作惊雷瀑布，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当他们感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感到不少听众有意要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便当止则止，以“且听下回分解”或“未完待续”一语煞住。

        在没有人会写字时讲的是些什么故事呢？从《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的时代起，就有谋杀和屠杀的故事了。争斗，尤其是血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灾、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牲口和奴隶的长长的单据是完美地被接受的，一个故事没有血脉相传的详细家谱就难以置信，在英雄故事中尤其如此。

        早就有的三角恋爱，今天仍然流行不衰。半人半兽的妖怪故事——他们一开始就在迷宫中穿行在香草中吸引广大听众，更不用说神仙偶像的传说以及航海的历险，这类故事代代相传，经过加工、扩展、修改，乃至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由一个讲故事的人写下来，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荷马。《圣经》则是讲故事的人集体写作的结晶。在中国和波斯，在印度和秘鲁高原，不管写作如何繁荣，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的说书人，那些或无名或有名的讲故事的人始终不会收口，他们后来有不少变成了文人。

我在12岁那年，就想当艺术家       

        像我们这样集中精力写作的作家，不管怎样我们都还记得不少听过的故事，不会忘却口头文学的源头。一件好事传千里，所有的故事都要通过口耳相传。讲述起来有时模糊，有时犹豫，有时迅急，仿佛被恐惧驱使着，有时悄悄耳语，以免被人偷听走漏风声，有时高声，有时清晰——所有这些技艺都源自文学自我期许的实际上很难达成的初衷：编织生活的精彩片断。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在写作中忘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会吊书袋，就会像灰尘一样干巴巴。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可以读，也是一件大好事。不管我们高声为他人朗诵还是独自吟诵，书籍总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了我的灵感之源。在我年轻而具有可塑性时，诸如麦尔维尔、杜林这样的大师，或路德的出自《圣经》的德文著作，经常激发我高声朗读。我在写作时，会把墨水与唾沫搅在一起。现在事情已经变了许多。被称为写作的苦工，我已忍受了五十年，不，我在自讨苦吃时添加了不少调味品，我咀嚼那些咬不动的多筋骨的章句，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软糊糊的东西。我在狂喜的孤独中自言自语，当我捕捉到恰当的语调、共鸣和回响时，我就挥笔疾书。

        是的，我爱大声朗读。长期伴随着我的这个伴侣的多音符号的健谈不断在呼唤我，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写的文字变为一部部手稿。当我向听众朗诵某些篇章时，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自己的书更令我喜欢——这些书好久以前就已经流到那个封闭地区，已经化为读者自己的财富。早已过了语言的断奶期的青年，头发花白却仍然贪读的老人，把那种书面语言变成了他们的口头语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赢得一种立场，逆时代潮流写作，在他的路上铺设站得住脚的真理，这就是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许诺：未完待续……然而，我是如何成了一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一齐令人惊异地写到了白纸上呢？是一种怎样清高的家庭教养使一个孩子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呢？

        我早在12岁那年就想当艺术家。这个念头与二战爆发时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我住在但泽的郊区。但是，我的职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杂志《伸出一只手！》（Hilf Mit！）上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机会。那是一次有奖故事竞赛。我立即写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到母系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题为《卡苏比亚人》，但情节并未发生在这个人口愈来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现状中，而是发生在13世纪的一段新旧交替时期。在那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权力的真空中，土匪、强盗把持道路，一个农夫对正义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国家法律程序而私设的公堂。

        我现在还记得起的是，对卡苏比亚的偏僻乡村的经济状况作了简单交代之后，我开始描绘种种掠夺、抢劫和复仇的杀戮。掐死人、杀死人然后用烤肉的叉子串起来的细节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处决的人也相当多。在第一章结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却暴尸于野，填了乌鸦的肚皮。由于我的文体感不容许我把尸体化为幽灵，把小说转变为鬼怪故事，我就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失败，我只得给它一个意外的结尾，不必“未完待续……”。当然，这样收场是不好的，但这个作家生手学到了一点教训：下一次他应当对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得温和一些。

        我开始读得愈来愈多。我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把指头塞进耳朵。让我解释一下，我的一个妹妹和我在狭窄的环境中长大，家里只有两间房，因此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经常挤在一个角落里。长此以往，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在童年时代学会了在人群中间在嘈杂环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鸣响的铃铛声中阅读，我经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我的母亲是喜欢开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经咬了几口的面包卷，换了一条肥皂摆在我面前，站在旁边盯着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张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钟，那种怪味才使我从纸上的奇遇中走出来。这样一来，母亲就对一个邻居夸耀说，她的儿子读书时是如何聚精会神。

        今天，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全神贯注地阅读，但我再也没有像那次一样着迷了。我家的书籍那时摆在蓝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后面的书架上。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我后来继续到市立图书馆去读书，但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开店铺的妇女，有时却不得不把货品赊给信誉不可靠的顾客。她也是一个极为爱美的人，经常靠简陋的收音机听歌剧，听轻松的乐曲，高兴地听我讲得愈来愈好的故事，她还经常去市立剧院，也多次带我去看戏。

是什么把我造就为一个作家？

        几十年前，我在布满虚构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诗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童年轶事。今天，我在这里重温旧事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有助于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把你造就为一个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梦的能力，一般意义上的玩弄语言的工作，此外，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语言的目的，因为坚持真理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句话，被广义地视为天才的东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        

        我母亲所喜欢的表弟，像她一样是一个卡苏比亚人，在但泽自由市邮政所工作。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总是受欢迎的人。战争爆发时，在赫维柳斯广场邮政所的建筑物上，我表舅和不少人顽强地抵抗一支纳粹突击队的围攻，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们立即遭到审判。突然，他们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而且长久地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但他必须活在我这里，必须活在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年月里：我15岁就穿上了军装，16岁时就品尝了恐惧的滋味，17岁时落入美军战俘营，18岁时，我开始在黑市打工，当石匠的学徒并且开始学习石雕，并且准备进艺术学校。写作和绘画，绘画和写作，天马行空的诗歌，古怪的独幕剧，我就这样在作品中神游，直到我发现了那些难于驾驭的材料——我对于审美愉悦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求。

        在它的碎片下，到处都长眠着我母亲心爱的表弟——那个波兰邮政所职员，那个被枪杀了被埋葬了的人，那个仅仅被我（还有别的什么人吗？）发现了的人，那个被文学艺术的呼唤挖掘出来然后以别的名字和装扮复活过来的人。这一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无不洋溢着生命和活力，仿佛他们依旧活着，而且，若干章节连缀成篇，某些章节发展到结尾又生波澜，从而使作者能够不断地许诺：未完待续……

        就这样不断地写呀写呀。我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和《狗年月》，以及插在它们之间的中篇《猫与鼠》，把我训练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这几本书结果引起反感，激起愤怒甚至仇恨。出于对祖国的爱而从事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弄脏了故国老巢的勾当。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这就意味着，像在西伯利亚或诸如此类的地方被查禁的作家一样，我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公司里。我没有理由抱怨；相反，作家应当想到：长期争议不休乃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选择这一职业就得充当冒险的角色。在适当地权衡利弊过后，作家总是以极大的愉悦想在高级的强力的菜汤中捞点东西，这是人生的一种现实状况。这就是造成文学的发展类似于检查制度的发展及其改进的一大因素。

作家总是揭开被捂住的伤口        

        权势者的病态的情绪迫使苏格拉底饮鸩而死，逼得奥维德四处流亡，导致塞内加（Seneca）割开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实仍然列在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公贵族的检查制度，使得欧洲启蒙运动从中学到了多少躲闪其辞的迂回战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语言文字？多少作家成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今天，在诸如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作家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

        我来自一个焚烧书籍的国家。我懂得焚毁可恨的书籍的欲望依旧是（或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必要时，它还找到了适当的电视屏幕来展现，从而拥有广大观众。但是，更糟糕的是，对作家的迫害，包括暗杀的威胁和暗杀行为本身，在全球都有上升趋势，因此，这个世界已经日益习惯于这种恐怖。诚然，地球上称其为自由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时会提高呼吁的声音，例如，在1995年的尼日利亚，当诸如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这样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于采取反对所在国家的污染物的立场而被判处死刑时，我们听到了强烈的呼吁，但他们惨遭杀害之后，事情很快就恢复平静，因为生态学的考虑也许会影响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书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险，以致于教会和国家、决策机构和大众媒体感到需要出面反对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言禁和更坏的情况往往并不是直接抨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更主要的原因总是因为文学作品所影射的这一思想：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正是这种文学的含沙射影使得这种或那种真理的捍卫者感到危险，感到性命攸关的危险。

        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他们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了食品柜里吃剩的骨头，发现有人甚至贪吃神圣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语建议：在英国贵族的厨房里，不妨把爱尔兰儿童“烧、炙、烤、煮”，好好享用。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神圣的东西，资本主义更不是什么神圣的货色，这就使他们成为冒犯权贵的人，甚至成为罪人。但是，在他们拒绝与历史的成功者联手的一切事务中，最惹麻烦的是，他们乐于与失败者，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评点历史的进程。通过为失败者代言，他们对成功者提出了质疑，通过与失败者联系，他们站到了同一阵线中。

在讽刺中，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当然，权势者，不管在什么时期，不管有什么装束，他们对某些文学并不反对。他们赏识它，用来装潢门面，甚至提升它。现在，它的作用就是娱乐，就是为消闲文化服务，就是掩盖事物的阴暗面从而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黑暗中的光明。他们最推崇的是一个“正面英雄”，尽管与共产主义年代里所要求的不尽相同。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丛林中，他很可能像兰波（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主角）一样以尸骨和微笑铺平胜利的道路；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是在战役之间为了迅速出击而冒出来，他是一个胜利者，一个把一连串失败者抛在身后的大赢家，简单地说，如此完美的角色为我们全球化的世界竖立了楷模。如此强硬的男子汉，总是化险为夷的男子汉，可以经久不衰地在荧幕上遇到：那就是詹姆斯·邦德，他已经像鱼群产卵一样产生了无数的布娃娃般的儿童。只要摆好他的临危不惧的英俊青年的姿势，善就会继续以压倒的优势战胜恶。

        这样做是否就会使得他的对立面或敌对面成为一个反派英雄呢？那倒不一定。我有我自己的根，正如你们会从你们的阅读中注意到的，我的根就在西班牙人或摩尔人的流浪汉小说流派中。单骑长矛直冲风车是这一流派传了几个世纪的模式，这种流浪汉的真正生存状态来自失败的喜剧性。他往权力的廊柱上撒尿，他在王侯的宝座上拉锯，并且可以把他的技艺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人觉察不出一点尿液一丝锯齿的痕迹：一旦他如此行动，高耸的神庙也许可以看到陈年失修的败象，尊严的宝座也许可以听到轻微晃动的杂音，但这就是全部艺术效果。

        他的幽默乃是他的绝望的主要表现形式。当“黎明之神”在拜罗伊特的文雅的观众面前咿咿呀呀时，他坐在后排窃笑，因为在他的戏剧中，喜剧和悲剧携手向前。他嘲笑成功者的庄严的进军，甚至伸出一只脚使他们绊倒。他的许多次失败使我们发笑，笑声刺进我们的喉管：甚至他的最聪明的犬儒主义也有悲剧性的投影。此外，无论从左派市侩还是右派市侩的角度来看，他都是第一流的形式主义者——甚至是别扭的形式主义者：他把小小的望远镜拿错了一头；他把时间看作铁道侧线上的一列火车；他把镜子摆在各个地方；你从来就讲不清楚他究竟是谁的口技表演者；给他一种透视法，他甚至可以把侏儒和巨人收为自己的随从。

        拉伯雷总是不断地逃避世俗社会的警察和异教裁判所的追捕，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他笔下的巨人卡冈图亚和庞大固埃把那个被经院哲学弄得头脚倒置的世界翻了个个儿。他们释放的笑声的确是恶魔般的。卡冈图亚在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光着屁股弯着身子，朝下撒泡尿，全城就是水乡泽国，面对此时此景，每个人都不会哄然大笑。或者再来看看斯威夫特，如果在下一次经济高峰会议上，为国家元首安排的餐桌上可以听到来自巴西或南苏丹的喷香的街童的呻吟时，那么，斯威夫特对于减轻爱尔兰的饥荒的温和的烹饪建议，就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讽刺是我心目中的这种艺术形式的名称，在讽刺中，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甚至可以用怪诞逗得你骨头发痒。

        当亨利希·伯尔于1973年5月2日在这里发表诺贝尔奖演说时，他把理性与诗歌的表面上的对立状态带进了一个愈来愈接近的相似状态，可惜时间不够他转向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已低估了幽默，幽默虽然不是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在他的诗歌中，幽默作为一种隐蔽的抵抗阵地，已经被忽略了。”那时，伯尔知道，他所讨论的琼·保罗，曾经在德国名人文化遗物收藏馆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这位诗人今天只有很少的读者；伯尔也知道在什么程度上托马斯·曼的文学作品当时被右翼和左翼两方面怀疑为一种反讽艺术（我也许可以补充说，今天依然如此）。

        显而易见，伯尔所想到的不是捧腹大笑的幽默，而是听不见的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幽默，这种幽默是对丑角的忧郁症的一种长期敏感，是采集无言之美的人的一种急中生智，一种机敏——这种机敏在媒体中已经成了一种相当时髦的东西，同时，在自由西方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发的自律”的幌子下，这种幽默也是面对检查制度的一种巧妙的伪装。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1950年代初期，当我有意识地开始写作时，亨利希·伯尔，即使算不上一个始终受欢迎的作家，他也是颇有名气的了。与沃尔夫冈·科朋、君特·艾科、阿诺·希米德特一起，他站在文化工业的大门之外。依旧年轻的战后德国文学，与被纳粹统治所腐化了的德国一样，曾经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此外，伯尔一代，包括像我这样的略为年轻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曾一度陷入困境，原因在于特奥多·阿多诺的一句禁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换言之，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

        但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如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标志着一道断层线，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即使如此，阿多诺关于那堵墙的写作已经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属于我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与之作了公开的斗争。无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导迷路的德国走上正道，引导它从田园诗中，从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我们这些指头曾经被烧痛了的孩子们，我们是否定哲学上的绝对论，拒绝接受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者。怀疑和问难是我们的教父教母，灰色地带的多元价值观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圣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我强加给自己的苦行主义。后来，我发现了一种语言的丰富多彩，我要无所遗漏地坦承这种语言的一切“罪过”：它那循循善诱的柔和性，它用铅锤测量深度的倾向性，它那极易适应的耐寒性，更不用说它的方言文采，它的不尚雕琢却通体都是艺术细胞，它的种种离奇古怪，以及那种从虚拟语气中绽开的美的花朵。

        赢回了这种语言的资本之后，我们再投资以便赚取更多利润。有人蔑视阿多诺的评判，也有人受到他的鞭策。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因此，只有这样，战后德国文学才能合理地说明：把普遍有效的“未完待续”运用到那个时代及其后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假如有人极想忘却甚至勒令忘却的话，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就以这句口头禅开始讲故事：“从前……”。

        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总是要求考虑在最后一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嚷道：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状态呀！我们必须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在后面呀！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抗。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一种愚蠢到难以理喻的姿态；因为每一次战后时期的终结，在德国都是被公开宣布了的，例如十年前，随着柏林墙的坍塌和两德统一，过去又追上了我们。

        那时，即1990年2月，我在法兰克福对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我逐一谈论我的作品。1972年出版的《蜗牛日记》中，过去和现在或交叉进行，或平行发展，偶尔也发生碰撞。孩子们问我应当怎样界定我的职业，我答道：“一个作家，孩子们，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我对学生们说：“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并不是用胶囊包裹在孤立状态中，也不是永恒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活在当下的人，他们甚至向时代的变迁展现自己，他们介入并且有自己的立场。介入的危险，坚持立场的危险，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个作家刻意保持的距离是令人可怕的；出自他手笔的语言必须活在人们的嘴边；对当下事件的偏狭之见会使他胸怀狭小，能训练有素地勒住想像的缰绳，才能自由地纵马飞腾；有疾有徐的驰骋，才能气息平和地越过征途的险阻。” 

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 

        我当年的冒险多少年来一直未曾间断。没有冒险的作家职业会像什么样的行当？我们先姑且承认，作家应当有安全，比如说，文化局官僚的那种安全，可是，出勤登记会玷污了他的手，他会沦为这种恐惧的囚徒。出于失去地位的恐惧，他会在神话落脚的领域、遍布崇高思想的领域里最终失去他自己。但是，由过去不断转化而成的现在，最终还是会把他卷进来的，会把他摆在第三流作家的档次上。因为每一个作家都属于他的时代，不管他如何抗议自己生不逢时，都无法摆脱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联系。他并不是自主地选择写作题材，是某种选择逼近了他使他别无选择。至少我就不是自由地选择的。假如我能随心所欲，那么，我会遵循美学原则，乐于在滑稽可笑的无害的文本中寻找我的美妙的处所。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那时，瓦砾遍地，白骨成山，这是德国历史母腹的产儿。要想减轻罪行，就要铲除孽根。可是，我愈想铲除干净，它就长得愈快。它是不能被简单地低估的。此外，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这就意味着，除了驱使一个作家从书本到书本的一切因素——人所共有的雄心，对枯燥生活的恐惧，自我中心的机制——以外，我还曾经无法弥补地失去了故园。

        如果通过讲故事，还不能重新捕获一个即失去了又毁灭了的城市的话，那么，我至少可以重温旧梦。这种系念使我不断笔耕。我需要在我自己和读者眼前把它变得清晰些。在我的肩上并不是没有留下一点碎片，失落的东西也不能湮没无闻，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而苏醒过来，因为这种艺术可以再现一切崇高和卑琐：一座座教堂，一片片墓地，船坞的嘈杂的声音，环绕波罗的海的扑鼻的暗香，一种早已扬蹄出征却依旧有伏枥之温情的语言，一种脱缰难收却满腹忧愁等待倾诉的语言，需要忏悔的罪孽，需要宽容的却似乎从未被赦免的罪过……

        一种类似的失落感给其他作家提供了魂牵梦绕的题材的温床。在多年前我与萨尔曼·拉什迪的一次谈话中，我们一致认为，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就像他失去了的孟买一样，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伤心别离地又是世界的肚脐。那种狂妄自大，那种滥杀无辜的场面，在每一种文学的心脏部位都可以见到。对于能够发现一切艰难险阻的故事来说，它是存在的条件。煞费苦心的细节，敏感的心理分析，描绘人生片段的现实主义——光靠这些技巧并不能处理好我们的怪异的原始材料。像我们这样受惠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的作家，对历史的荒谬进程的理解是成功的唯一解释，它摒弃了一切别的推理性的解释。

文学正从公众生活中撤退，我愿跪在西西弗斯面前祈祷        

        诺贝尔奖金，只要我们剥去它的典礼的盛装，就会看到它根植于炸药的发明中。人类思想的胚胎是随着原子的分裂而形成的，而荣获诺贝尔奖的基因分类研究给这个世界既带来了福祉又带来了悲哀。文学也是如此，它的根基隐含一种爆破力，尽管文学释放的爆破力不是一种即刻的而是延后的行动效果，只有在时间的放大镜中才能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它都通过宣泄而发生作用。

        从蒙田到伏尔泰、狄德罗、康德、莱辛和利西滕门特以来，把理性的星火引进经院哲学的黑暗角落，欧洲启蒙运动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期。甚至这一点若明若暗的星火也经常熄灭在启蒙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竟然是严格的检查走向野蛮的禁绝的遥远路途。然而，当这一道闪光最终照亮了世界时，它又转化为一道冷酷的理性之光，局限于技术上切实可行的东西，局限于经济的社会的进步。一种被宣称为启蒙的理性却仅仅鼓噪了一阵基于理性的莫名其妙的行话（因此，它无异于不惜一切代价制造进步假象的上司的命令），结果一直灌输给它的后继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都曾借用理性一词互相攻讦）。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启蒙运动的所谓的后继者，这些辉煌的破产者已经为之奋斗过的究竟是什么货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后继者的延误的行动及其言语的爆炸，已经把我们推到一种怎样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尝试以启蒙的工具来修复这一片废墟，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工具。我们在恐惧中盯着资本主义上场，接着轮到他的弟弟社会主义——现在据说已经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如何不可遏止地掀起一阵阵风暴，狂妄地重新表演了在假想中已经过时了的资本主义老兄的种种错误。

        自由市场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教义，转化为绝无仅有的真理。在一切权力甚至是无限权力的陶醉下，这些后继者表演了最野蛮的游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蚕食鲸吞，除了牟取最大的利润之外别无目的。毫不奇怪，资本主义正在表明，它本来就是没有改革意向的冷血动物，正如曾经想扼杀它的共产主义一样。全球化就是它的座右铭，就是它骄傲地宣告的一句无可挑剔的座右铭——没有别的选择呀！  

        结果，历史已经走到一个终点。再也没有“未完待续……”，再也没有悬念。尽管如此，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有所作为的不是政治，不是已经放弃了它对经济的决策力的政治，那么，至少文学会带着某种引发“新教义”的东西重整旗鼓，含蓄地表达旧有的信念。

        起颠覆作用的文学如何能做到既具有爆破力又具有文学性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候这种被延误了的行动吗？将来，任何书都是为了提供一种短期消费的商品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对于文学正在从公众生活中撤退，青年作家正在运用电脑联网作为游乐园这一现象，当做何种解释？停滞不前的迹象日甚一日，这一点，可疑的communication一词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每一次时代的故障停车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崩溃。文化工业的一次浸染着泪水的低谷正在向全球的每个角落漫延。还有什么可做呢？

        尽管我不信神，但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外乎跪在一个圣徒面前，因为这个从未使我失望的圣徒炸开了某些最硬的坚果。“啊，（多亏加缪的恩赐）神圣而崇高的西西弗斯！也许你的石头不会停留在山顶，也许我们又一次把它滚了下去，像你一样继续为之感到高兴吧，也许，我们‘存在’的苦工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阿门。”

        但我的祈祷会有人听到吗？或者，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吗？新的无性系的生命的孕育注定能保障人类历史的延绵不绝吗？

饥饿还在蔓延，未来仍有东西需要讲述      

        这就把我带回到我在演讲开头说过的那番话。我再一次打开《雌鼠》的第五章，书中的实验室雌鼠，代表数百万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验室动物，赢得了诺贝尔奖。而我则想到：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曾经颁发给那些力求使这个世界摆脱人类一大灾患的科研项目——即根治饥饿的科研项目。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换两个新肾，心脏也可以移植。我们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打无线电话。卫星和太空站令人不安地绕着我们循着轨道运行不息。最近被构想被开发的武器系统，根据颁奖和获奖的原则，它们也有助于延缓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

        人的大脑构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惊世骇俗的实践的运用。只有饥饿似乎还在令人难以忍受地忍受着，甚至正在日益恶化。根深蒂固的贫困逐渐化为一片愁云。难民正在云集世界各地，伴随而来的就是饥饿。如何根治这一巨大悲惨的现状，政治认识与科学认识应当达成共识。似乎没有人决心进行这一事业。    

        1973年，正当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恐怖开始袭击智利时，威利·勃朗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这是第一位德国总理站在联合国讲坛上。他提出了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他惊呼：“饥饿也是战争！”接着是掌声如雷。

        他发表演说时我正好在场，那时我正在写小说《鲽鱼》。小说涉及人类存在的真正基础，尤其是食物——或极为短缺或相当丰富的食物，无数的忍饥挨饿的穷人和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富人的餐桌上的美味和欢笑。

        问题仍然纠缠着我们。穷人以增长的出生率抵销了增长的财富。富饶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尝试在防御壁垒中隐蔽起来，但难民潮仍然会把他们席卷进来，因为没有一扇大门可以抵抗饥饿的挤压。

        凡此种种，未来都会有某种东西需要讲述。我们共同的小说必须未完待续。甚至某一天人们不再写作不再出版或不得不如此时，仿佛书籍不再是有用之物时，仍然会有讲故事的人给我们做口耳相传的人工呼吸，仍然会用新方式来编织老故事：有时声音洪亮，有时气韵平和，有时诘问发难，有时踌躇不前，有时收敛笑容，有时泪珠盈眶……

（本文摘自《给诺贝尔一个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傅正明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