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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长江学者赵月枝:新媒体不会造就一个理想地球村

澎湃新闻记者 李丹
2015-04-16 09:08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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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3月底,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在浙江缙云召开。学术周包括“2015年批判传播学年会”等学术会议。这些会议致力于搭建乡土中国建设的思想交流平台,试图探索构建平衡而互哺的新型城乡关系路径。澎湃新闻作为特邀媒体参与了会议,对与会学者做了系列访谈,并将陆续发表会议相关成果。

村庄空心化日渐恶化,青年人出去打工只能成为毫无依托的农民工,留在农村又看不到未来。  CFP 资料图

        赵月枝,传播学中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她出身浙江农村,在加拿大获得国家特聘教授的头衔后,又成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有人曾经质疑她,你已在西方过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有什么资格回来谈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学术?在之前的一篇访谈中,她曾剖白:“首先我是农民出身,没有知识分子血统。第二,我的学术跟别人不一样,我搅了别人的‘清梦’。第三,在一个男权主宰的学术界,我还是一个刚性十足的女学者。知识场也是权力场、名利场。”她称自己是拥有高级职称的跨国知识劳工,认为以上对她的质疑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有选择地调用庸俗的“身份论”,否定她回国发出批判声音的合法性。

        她还认为,如果非要把她看成加拿大人也无妨:共和国的旗帜上还有她的加拿大先辈白求恩大夫“血染的风采”呢,她总可以沾点白求恩的光,以他的新“同乡”的身份,在加拿大本国促进媒体实践和传播教育民主化与国际化的同时,研究一下白求恩曾经战斗过的中国现在什么样了,并试图继续他的国际主义事业。

        她的工作是用批判的视角看待传媒,反对传媒对社会不平等的加深。她忧虑地提醒,新媒体的发展与扩散,与全球范围内贫富不均的扩大、族群矛盾的加深、生态危机的加剧,是同步共生的。“新媒体不但不会造就麦克卢汉所寄托的理想地球村或网络共和国,反而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控制和反控制,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场域。”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构了全球传播体系,而作为一个主权主体的中国该怎样参与进去?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工农联盟”是权力基础,那么“工农联盟”如何在一个全球化和商业化的传播体系中成为真正的传播主体?这是她所关切的。

        另一方面,赵月枝是接地气的实践者。上个月,她在家乡浙江缙云县举办“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学者云集,动机之一正是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让传播研究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就此,澎湃新闻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澎湃新闻:有学者质疑:新媒体真的新吗?您怎么评价国内外新媒体的发展?我们澎湃新闻也是一种新媒体的尝试……       

        赵月枝:新媒体既新也不新。从传播手段上,它的确新;但因为它是在既有的不平等的社会传播权力关系下产生的,它的扩散有可能会深化(而不是抚平)现有传播体制所维系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要知道,前天的广播,昨天的电视,在今天的网络“新”媒体出现之前,都曾是“新”的。从普及知识到连接“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对这些当年的“新媒体”,如同对今天的网络一样,寄予了许多乌托邦式的幻想。

        然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的利益,包括广告商的利益和媒体资本家的利益,逐渐主导了广播、电视的发展,使它们变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售卖机器”,资本积累的逻辑劫持了民主传播的逻辑。198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和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的巩固,美国的商业主义模式进一步侵蚀了广播电视媒体的公共性,以及它们对于维系社区团结的积极意义。

        我们必须看到:现在所说的新媒体,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新媒体的发展与扩散,与全球范围内贫富不均的扩大、族群矛盾的加深、以及由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扩散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加剧等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同步共生。总之,从批判传播学的角度,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任何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不仅是危险的,更是意识形态工程的一部分,服务于统治性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转移社会矛盾的目的。当然,批判传播学者并非反技术主义者。我们强调的是,不能脱离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抽象地谈技术的民主化特质。

        回到我们所聚焦的“乡村、文化与传播”这个主题,如我在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访谈中所提及的那般,促使我回到乡村做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几年前在温哥华的一份中文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讲述了我家乡的一位青年与云南的两位青年在网络上相约自杀的故事。如今村庄空心化的现象日渐恶化,如果青年人出去打工只能成为没有城市身份、毫无依托和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留在农村又看不到可欲可求的未来;如果有一天连像澎湃网这样的新媒体也因为商业广告或其他的意识形态原因,边缘化、客体化和奇观化我们的农村,使农村人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有希望的未来,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日夜能看到卫星电视,即使能上澎湃网,那又如何?

        媒体人和媒体学者很容易产生技术中心主义和媒体中心主义的认知偏颇。殊不知,在农村,人际传播、传统仪式、社戏、乡村春晚这些能表达农民主体性的传播形式,对维系社区共同体依然非常重要;同时,对一个村庄来说,一所学校的存在,一个集体经济体的存在,也许比任何新媒体的普及,对维系农村社区共同体而言,更为关键。比如,去年我在家乡一个山村的调研中,就发现有不少村民至今仍然对村校的被撤销耿耿于怀;他们对新媒体的态度主要集中在电脑如何使孩子们沉溺于游戏等负面担忧。

赵月枝 资料图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当今的伊斯兰问题?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秩序,而媒体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穆斯林中的少数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靠大众媒体、新媒体获得了惊人的传播力,他们还靠恐怖袭击成为西方媒体的审查官,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更多穆斯林群体是面目模糊的,比如战乱国家的贫民,这也涉及到您说的“第三世界乡村”的问题。      

        赵月枝: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问题。从批判传播学的角度,我觉得中国媒体和学者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西方主流媒体在这个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框架要有足够的警觉和批判,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自己也要“做强做大”就“自然地”与西方主流媒体攀亲,来一次“今夜我们都成了西方媒体”。

        比如,“穆斯林中少数极端分子靠恐怖主义行动,成了西方媒体的审查官”这一说法,从表面上好像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这不仅从一定意义上遮蔽了西方媒体对整个伊斯兰文化长期犯下的语言与符号暴力,更危险的是认可或接受了“西方媒体真是无冕之王,不应被管束和自我约束”这一传播前提。

        我曾在前面提及,新媒体崛起的过程恰恰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快、贫富不均深化,传统社区和意义系统解体,文化危机加深的过程。随着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的蔓延,得益者的傲慢与失败者的绝望成了两个极端: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金融——媒体利益共同体加强了对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控制;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乡村在加速的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相继被边缘化,逐步成为生产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换句话说,原本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第三世界乡村或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冲突,却往往以宗教或民族冲突的形式彰显出来。

        当然,问题的核心还在于,由于危机的一个核心层面是文化和生存的意义,也由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早已使“第一世界”中有了“第三世界”,伊斯兰与其他的宗教或世俗极端主义者已存在于西方国家内部,也不局限于贫困群体和族裔。这些人从西方内部对社会、对人类因绝望而采取极端的恐怖主义抗争方式。

        所有这些都表明,全球层面也好,国家层面也罢,只要社会分化加深,文化危机加剧,新媒体不但不会造就麦克卢汉所寄托的理想地球村或网络共和国,反而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控制和反控制,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场域。总之,新媒体时代,文化领导权问题和人类意义共同体的重建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地摆在世人面前。

        

        澎湃新闻:您邀请了很多乡土中国研究者和乡村建设实践者共同讨论中国乡村问题,您说知识分子下乡不该是走马观花,不该变成“文化乞丐”,他们是不是较易有这样的倾向?       

        赵月枝:面对今天的脑体差距深化和固化的现实,要求知识分子下乡不走马观花,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就是请同事们全程参加在最近在浙江缙云举办“乡村、文化与传播”学 术周的活动,也不是所有有教学任务的学者能够做到的。现在国内许多大学规定学者不出国一年无法申请正高职称,却好像没有规定学者如果不到工厂、农村和其他国内基层单位做一年田野调查就不能申请正教授;博士生也是在中外“联合培养”的计划下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国外去,而不是鼓励下到基层,获得问题意识和一手资料。

        在缙云的“学术周”期间,我随便跟一位学术领导提起这点,这位领导说,在经历了“文革”后的今天,谁还敢提知识分子下乡这样的要求啊!当然,我不是说要一刀切,所有人都得出国一年或下乡一年。更何况,这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过,即便如此,我也立刻意识到:从狭隘的身份政治的角度,我这个不仅出国留了学,还移民国外的人,甚至想都不应该想到国内学者下乡的问题!

        “文化乞丐”这个词是这次我回家乡筹备“学术周”,第一次间接听到的。当时觉得很难过,但后来一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没有用实绩证明我不是来索取之前,我最好不要觉得自己与“文化乞丐”有什么两样。有多少知识人到了农村,收集了资料,拿了土特产,拍拍屁股走人,回去后发表了文章,满足了学院体制内知识生产的要求,但是,他们为研究对象做了什么?为乡村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什么?还好,不是所有知识都会变成政策,如果这样的话,某些走马观花或带着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框框得出来的“学术垃圾”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影响,可能就不再局限于“文化乞丐”的索取,而很可能是长期的负面政策效应了。

        

        澎湃新闻:您个人比较赞同怎样的乡村建设模式?       

        赵月枝:坦率地说,我还没有足够的乡村建设的经验,对中国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和当下实践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不敢奢谈乡建模式。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不仅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性,还要跳出乡建看乡建。

        正如我们这次“学术周”的征文启示所言: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乡村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乡村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乡村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我不希望把自己定位为具体的乡村建设者。我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名批判学者——一个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理解中国乡村何去何从问题的学者,一个尝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

        

        澎湃新闻:关于您自己,您的身份在精英知识分子和村民、外来者和当地人之间转换,您能否谈谈在几种身份之间转换的体会?       

        赵月枝:从生长在一个叫“岩山下”的小自然村的农家女,到“地球村”里的跨国知识分子,再到今天试图通过重返乡村做既有“高大上”的全球视野又“接地气”的学术工作,我的确一直经历着不同的身份转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的理想人格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知识阶层定位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遗产中,知识分子曾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与工农相结合,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包括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克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作为一名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学者,我自然更倾向于后一种认知,认为村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只有劳动分工的不同,没有身份高低贵贱的不同。实际上,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拥有高级职称的跨国知识劳工,而且我坚持认为,就像体力劳动离不开脑力成分一样,自己的学术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它不仅使我腰椎和颈椎劳损,而且让我的声带长出了老茧!

        作为一名在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里利用课余时间挣过“工分”、深受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影响的华人知识分子,我相信自己的批判学术与一直身处西方的某些批判理论家的学术是有区别的。你知道,一些西方知名批判理论家,往往因脱离人民群众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实践而绝望,甚至自杀。与此相反,我一直以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的名言为座右铭:心智上的悲观主义者;心志上的乐观主义者。我不会小看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作用,所以一直在努力工作,相信写出一篇文章、毕业一个学生就是自己存在的价值所在;但我也经常对一些因为当下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失望的年轻学人说,不要太把我们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太当回事,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除了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我还有其他社会身份:对于“岩山下”这个村庄,我是个迁出了户口和嫁出去的女儿,除了客人之外没有其他的身份;对于加拿大白人社会,我是有色族群的一分子,可能是永远的“他者”;对于依然把温哥华看作是他们曾经的“冬天的村庄”的加拿大原住民来说,我也许是与最先占领了他们土地的白人垦殖主义者没有多大差别的 “新移民”;而在个别受庸俗唯物主义和身份决定论影响的国内学人眼里,我早已是一边享受着西方资产阶级生活,一边回国高谈马克思主义的“伪善者”。这些都是我在穿梭于不同场景时所需要面对的。总之,我力图把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客体,变成一个“里外都是人”的行动主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身份必然是多元的。关键是不要把任何身份本质化,而是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中,能动地处理不同身份给自己行动所提供的空间和规定的约束。

        所幸的是,于我自己而言,我的生活逻辑和学术志向是一致的:我不是在传统文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德制高点上做学术;我也不是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中的“人文关怀”和“同情弱者”立场上做学术,我更不是仅仅为了慰籍自己的“乡愁”和表达爱国情怀回国做“学术反哺”。作为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华裔批判知识分子和反种族主义者,我既不会站在加拿大原住民眼里的新殖民者立场做学术,也不会站在西方霸权主义和反共新冷战的立场做学术,我更不希望自己重蹈北美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覆辙——在珍珠港事件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因自己的族裔身份,就被关进集中营。也就是说,为了我自己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我的学术立场必须是也只能是反帝、反殖、反资、反种族主义和反男权主义的。

        

        澎湃新闻:您能否用简明的语言告诉我们的读者,你所从事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什么?目前中国批判传播理论的发展状况如何?由于传播理论来自西方,您回到中国,最迫切地在哪些方面致力于推动能体现中国本土的传播批判理论?       

        赵月枝: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以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相互构建问题为切入点,以挑战不平等的传播权力关系为价值取向的一套传播理论。作为批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演绎与发展,这套传播理论坚信劳动者至上的理念,坚持构建劳动者共同价值体系和文化的可能性,反对社会的传播资源和话语权力从属、维系甚至帮助深化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不言而喻,因为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作为价值取向,批判的前提和归宿必然是建设。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民主化的建设性学术实践。

        中国在1980年代引入的美国新闻传播学“主流”,是与美国反共冷战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行政学派”。从学术政治取向上看,这个学派倾向于维护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并在国际传播领域从属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策略。引入中国后,这个传播学派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与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间形成张力,更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落地生根提供了理论基础。

        不过,自新世纪以来,批判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令我欣喜。在内容层面上,中国的批判传播学术已超出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国外学术的译介,进入了针对中外传播现实发展原创分析的阶段;在学术团队的建设层面,一批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立场的年轻批判传播学人已初露锋芒;在学术平台的层面上,如我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有机会成立了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吕新雨教授先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后又受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教授职位,目前以华东师范大学——康纳尓人文比较中心为平台开展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得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批判传播学”书系。

        当然,要确立中国批判传播学术的主体性,还必须面对很多挑战。首先,对美国主流传播学及其背后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包括对一些早已 “深入人心”的基本概念的批判分析,依然任重道远。比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最近挑头与两位年轻学者合写了一篇有关电视收视率的文章,近期会在 《开放时代》发表;其次,对英美批判传播学术本身的局限性,包括它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甚至白人种族主义的偏颇,也有很多的反思和批判工作要做。

        以上这两方面的“破”的工作,又与以下“立”的工作密切关联。首先,迫切需要处理批判传播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遗产之间的关系;其次,批判传播学需要全面分析、理解、并介入当下国际和国内传播体系的改革实践过程中。

        为了面对这些挑战,我在最近的学术工作中,致力于发展“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力图处理在“中国崛起”和“全球权力转移”语境下,中西方传播关系与重构全球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中国“软实力”与“中国故事”的内核和力量源泉,中国内外传播中的阶级、民族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复杂交错关系,以及中国传播与“人民民主”、“工农联盟”这些至今依然作为立国根基存在的理念的关系。

        在我看来,有中国主体性的批判传播学必须处理互为表里的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作为一个主权主体的中国以何种立场和战略参与后2008危机年代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构;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作为权力基础“工农联盟”如何在一个全球化和商业化的传播体系中成为真正的传播主体?而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让传播研究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进而打通 “从全球到村庄”的整体性研究路径,正是我这次联合其他合作者在我的家乡浙江缙云县举办“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的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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