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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沙龙|把要消失的乡村拉回来:郝堂的实践

薛振冰
2015-04-16 22:26
来源:澎湃新闻
市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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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12日,市政厅沙龙开启,我们与NGO组织伴城伴乡一起,对“乡村的消失”课题进行线下探讨。

        在上海松江洞泾创异工房的老宅,关心乡村未来的人齐聚一堂。聆听管理者、实践者及学者分享的经验尝试、矛盾困惑。城镇化与乡村是什么关系?个人或小微机构如何介入乡村,达成共赢?如何让乡村自身与外界力量更好地互动?乡村为谁而建,它究竟是背景,还是目的?这些问题一再显现,引人思考。来自不同背景的各位发言者,其思考与实践本身,也形成了非常多的张力。我们近日会逐步发表本次沙龙实录。

        关心乡建的人,多少都听说过郝堂的事情。中国乡建院副院长薛振冰,也在此为我们做了更加系统的分享。

        

        我来自中国乡建院,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乡村做的一些小事。对刚才冯先生讲的,我们也有很多呼应和共鸣。

        我主要分享两方面的事情。一是说说河南郝堂的故事,二是说一下乡建院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实践。这些思考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炼。

        今昔郝堂

        我先讲讲郝堂的故事。昔日的郝堂,和今天的主题“乡村的消失”非常贴切一致。那时,说郝堂是一个要消失的村庄,名副其实。它当时的样子和我们见到或可以想象到的中国很多村庄非常接近:环境脏乱差,青壮年基本都外出了。

        拍这些照片时,是冬天。那时村里见不到什么人,是这样一幅破败的样子。而且,当时村里每年时不时有老人自杀。李昌平当初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村支书胡静的时候,胡静刚给两位老人办过丧事,心情非常沉重,她说,自己17岁开始在村里工作,越做越灰心。这两位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家里收入主要靠儿子,两个老人又病得很重,不能自理。如果让孩子回来,家里就没有收入了;如果不让孩子回来,村里的人就说他家孩子不孝顺,老人一想,就一了百了吧。这类事对村支书有触动。她说,想为老百姓做一点事。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李昌平老师,以及我们很多的人和团队,在这个村里留了下来,做一些事情。

        这些都是当初的样子。

        这里是现在的样子。一个村子,如果鸟回来了,鱼回来了,人也回来了,就有出路了。这个村的年轻人都回来了,环境也好了。老人脸上有了笑容,感觉过得很惬意。这是过年发红包的时候。对小孩子来说,他们生活在农村,但感到非常有自信。我在村里的时候发现,孩子见到陌生人,直接会跟你说叔叔好、阿姨好。我第一次去,发现这些小孩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是有触动的,比如我生活在城市里,在我们那个单元里,和邻居可能一起生活很多年,但在电梯里见面都不会打招呼。
        怎么让村里的年轻人回来,留下来?其实村子已经实现了这种状态。村里有一个人,十七八岁时在外打工,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孩子都上学了。但他去年回来了,在他的破房子里,他的房子已经破到不能住了。但他也不进城。他在房子边上搭了一个棚子,住在里面,做点小生意。他说,现在村里环境这么好,我是不想回去了。后来他还要修自己的房子。总之,这个村在我们做了几年的工作之后,有为数一两百的年轻人回来,不再出去工作了。之前孩子丢在家里,老人也顾不上,现在虽然说他们不一定发多大财,赚多少钱,但能够在家人身边,也算安居乐业。

        郝堂实践

        为什么郝堂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做了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做了两件事。郝堂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李昌平老师做了内置金融合作社。内置金融合作社,简单说来,可以理解成是村内部的银行。2014年一号文件使用了“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说法,可以看做小额信贷的一种方式。但内置金融合作社,仅限于村庄内部,不对村庄外进行存贷款。

老人领到红包。

        合作社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用一句话来说,是“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直接意义是,要解决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贷款难的问题;也解决养老难的问题,利息可以给老人发红包,老人过年口袋里有几百块钱,特别当时还没有新农保,让他们很开心,说可以去买新衣服,去给孙子包红包——对他们而言,几百块钱,意义非常重大;更深层次的意义是,重建村社共同体,恢复这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对一个村庄来说,村民可以组织起来,村集体经济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在村庄的治理以及村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村干部或两委班子,可以做很多事。这个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村民内在的、希望发展的劲头被激发了,而不是通常的”等靠要”。

郝堂茶人家。

        第二个,是以郝堂茶人家为基础的物质空间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这样一些事,包括硬件和软件。硬件方面,可以设想,我们做大部分的新农村建设中都会涉及规划建筑景观、基础设施改善、民居改造、改水改厕、生活污水处理,以及各种公建。在郝堂,我们对村庄公共空间的营造投入较多,比如学校、村民礼堂、大戏台、村民图书馆、书吧、养老中心。而且有一个特点,村民的公共空间和村委会分开,因为老百姓觉得村委会是去办事的地方,是官方的地方,村民他们自己活动,要看书或扭秧歌,不愿在村委会的地方进行。这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听到村里的人跟我们反映的。现在我们做其他项目时,村里可能会说需要一个村民活动中心,或很大的村委会等综合体,我们也考虑是否能把一些办公功能和村民活动分开。

        软件方面,我们做了环境治理/垃圾分类、健康教育、改善学校教育、社区大学/郝堂公开课、乡村公益站、文化修复、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大学生创业合作社,等等。

        挑剔地说,这个村庄的垃圾分类没有做到那么好。但我有一次亲身经历,当时有一个活动在村里举行,从外面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丢垃圾在外面,我看到村里有人在后面把它捡起来,当时心里有很多感触,他可以做到这样,是不是100%分类了,可能并不重要。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发现,村民会主动把经过的厨余垃圾捡起来。对于之前基础条件那么差的村子来说,村民可以做到这样,已经是值得钦佩的了。

        我们会请有一技之长的人或是名人,在村里面给村民做公开课,叫郝堂公开课。去年我带了一位同仁医院的眼科大夫去,我说他可以顺便讲讲,然后村里就贴了大红纸海报,郝堂公开课在几点几点开始,结果不少村民就拿着医院里拍的片子去了,这样很有趣。当然也有乡村公益站,是志愿者、大学生村官在运营,所谓村庄的包打听,也就是旅游信息中心,包打听是我们后来给它起的名字。还有慈善超市、社区大学等都是乡村公益站负责经营。

        村庄里有大学生创业合作社经营的书吧,每周给小孩子开手工课、图画课,给年轻人举办读书会,以及郝堂公开课或组织看电影这种活动。通过这些小事,运用这个空间,把村里的年轻人逐步笼络回来。一开始,只有外面来的两个大学生村官在这里折腾,但现在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会来,很多事情他们也会做。像去年,大家吃了两顿饭之后,决定做一个郝堂春晚,自己编,自己导。村庄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村里还有一件小事,有一个小鹰计划。两个姑娘喜欢读古文,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在屋檐下读书。即便这样小小的行动,对村里的孩子们,也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父母会说,这两个姐姐每天读书。小孩每天上学路过那个地方,看到有两个姐姐,每天都在读书,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武大的。这就给村里的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

        协作者、组织农民和农民组织

        以下说一下我们的思考。乡建院专注于乡村的建设,我们把乡建院的文化定义为协作者文化,我们的角色是协作者,而不是主体。我们的同事,需要明确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我们认为,现在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对复杂巨系统认识、修复、改善、激活的系统性工程,不仅是物理空间改善,还涉及整个制度、产业、环境、文化等方面。现在乡村规划设计和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钱为乡村规划设计买单,这是好事。但绝大部分钱花得毫无意义。大多数规划设计方案是没法落地实施的一堆废纸,即使付诸实施了的规划设计,也有相当多是破坏性的。

        第二个问题是,谁的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吗?是开发商的新农村建设吗?还是建筑师的新农村建设?其实都不是,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农民以及他们的共同体,才是乡村真正的主人。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做了什么事情,村庄都是他们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是什么?第一,我们只是协作者,但同时也是社会工作者,因为软件、硬件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在这过程中需要复合型的团队,比如设计师、社区工作者、梦想家、发明家、生态营造家等等。

        第三,如何协作新农村建设?这里简单列举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思考。

        首先,我们把农村分成几个类别。第一种乡村的发展趋势是空心化,研究重点是,如何适应城市化趋势,实施农业经营主体再造和农业现代化模式。第二种乡村的发展趋势是变成中心村、小镇,研究重点是如何适应逆城市化的趋势经营乡村。其三,第三种乡村的发展趋势是进入城市,研究重点是村民如何抱团进入城市。

        第二种乡村,是中国乡建院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规划局的人会说,这个村是想往城市发展还是乡村方面发展,定不下来。但这不是规划设计人员自己就能定下来的,要一个一个乡村去思考。对乡建院来说,我们思考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认为,10%的村庄早晚会要消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人要抱团进入城市。大部分村子会逐步走向空心化,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适应城市化趋势,采取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另外30%的村庄还是会成为中心的小镇,乡建院关心这30%的部分。

        我们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和方法有5点。其一,建设有主体和主体性的乡村;其二,经营乡村;其三,适应逆城市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其四,“三生共赢”;其五,开放的新农村建设。

        主体性意味着,农民以及农民的共同体。现在政府有很多投入,我们认为,有效的投入是这样,能用政府的增量投入,激活民间巨大的存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任何把钱投下去,只是把它建成而不实现经营的方式,我们都认为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现在是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欧洲和美国率先实现城市化,而中国一部分人要进城,同时有一部分人希望能回归乡村——包括产业也有这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要尽量挖掘、保留并发扬光大这些价值,而不是带来毁灭。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三生共赢”的意思是,我们不希望为了保护生态,牺牲老百姓发展的机会,当然也不能反过来,为了发展,而损害生态和环境。

        针对开放的新农村建设这一点,我刚才也提到,在郝堂的建设过程中,有不同的人来参与。郝堂不是乡建院自己做的,郝堂是一个平台,有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他们愿意在这里创造价值,那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这里既是村民和村民共同体,在创造价值,也提供一些机会,让这些人来创造价值——但这里不只是开发商的新农村,或不仅是政府的新农村。

        对我们来说,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设计及建造中,更强调的是体制、机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设计中,我们强调的一点是,和主体一起完成,可以理解成是参与式,其中设计师始终坚守协作者的角色和本分,不能说最后的成果一定是建筑师的房子。农村的规划、设计和建造(营造)最好是一套人马,流水作业。最低的要求是规划设计后要安排建造师(营造师)现场指导规划设计的落地实施工作。乡村的各种关系非常复杂,把一个村庄建设好,三分靠规划设计,七分靠落地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甲方,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有团队配合当地来实现。

        垃圾和污水,这个问题国家也很重视,而且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希望强调的一点是,这个工作重点可以移向前端,从规划设计开始,从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经营模式开始,从小学教育开始,而不是重点考虑后端的回收处理。否则,不但成本极高,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我们希望软件和硬件一起建设。因为一个电脑再好,硬件再好,软件跟不上,其实就是一个废物。

        我们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希望多用金融的手段,少使用财政的手段。财政资源堆出来的示范村,实际是“官范村”,往往是官范村最缺软件,最可能成为“高级鬼村”。因为我们都知道,白给的东西是不会被珍惜的,即便财政有预算,我们是否也需要用金融的手段,让这个钱得到更好地利用?

        组织制度、经营制度、治理制度,这些是在软件中非常重要的。新农村的软件建设就是改革阻碍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改革促进农村发展和建设及治理。软件建设主要包括:基本组织制度建设——以村社一体化为核心的村民共同体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以内置金融为核心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建设——以共同体内“结平衡账”为核心内容的民主自治制度。

        农民不管在社会还是市场都是弱势者,但一旦组织起来,会有很大的力量,那内置金融是一种手段。在我们做新农村建设时,组织农民和农民组织,是最最重要的内容。在今年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甲方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这个金融是我刚才提到的内置金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排斥资本,但关于跟外来大资本的合作,我们的做法是,希望在村里建立内部金融的基础上,再和外来的资本合作,这样不管土地还是房屋,收益都能留在村子里面。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我们希望让农民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有一个口号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其实这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要让人过上更好的日子、更好的生活。

        最后,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现在也是,农村有两大难题,一是养老的问题,一是农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可以解决的方式,是建设养生养老村,也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养生养老村建设结合,这可以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化,第三产业肯定比第一产业赚钱。而且我们也认为,养生养老村的建设一定以后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今年我们也是越来越看到这种趋势,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些。

(薛振冰系中国乡建院副院长。澎湃新闻王昀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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