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帝|认识城市发展规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做了啥贡献

chenqin

2015-04-18 08: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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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数据帝chenqin,擅长用数据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今天起,他会不定期在这里写点文字。
       每个学科都可以为城市做更多。这里的头一篇,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对城市研究的贡献,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何解释城市运行规律。

2015年3月30日,上海陆家嘴,一位男士走在陆家嘴环形天桥,身后是陆家嘴金融大楼。 杨一 澎湃资料
       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保罗·克鲁格曼,因其对贸易和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经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克鲁格曼之前,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增长时,缺少一套自洽的理论工具。一般来说,经济学中假定边际产出必须是递减的。但为了解释城市的集聚和增长,边际产出递增又成了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假设。但这种假设有一些“套套逻辑”的意味在其中——城市出现了集聚,其原因是集聚是经济的,但为何有些城市获得了集聚的正外部性,而有些城市没有呢?传统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好的解释手段。
       但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中,一个简单的模型便可解释企业生产时的集聚行为。假设一个厂商面临两个不同地点的市场,此时他有两种选择:可以在同一个地点生产,将一部分产品卖到另一个市场,并支付一定运费;也可以在两个地点都生产,不支付运费,但支付新建工厂的固定成本。那么,如果规模经济效应很大(有利于原有地点扩大生产)、运费较低、且可贸易商品的比例较高时,在新地点建厂便显得不太划算,厂商便会选择集聚。这称作所谓“中心-外围”模型,对美国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城市集聚和工业集聚有着非常好的解释力。由于在该时期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铁路运输也逐渐普及,工业化则使得可贸易品的比例增加,美国的城市便出现了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有着很好的延展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城市集聚的新命题,一些经典命题也因此得到了解释。例如,19世纪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提出产业集聚的三大原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外溢以及专业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三者并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只有专业提供者能够得到解释,而新经济地理学能够解释前两者。
       新经济地理学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其规模经济的思想被广泛用于解释和预测城市的生长。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在公共资源的经济治理上的研究,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在1960年到1970年写下了有关多中心治理的一系列研究。当时,流行的政治学观点认为,单中心的政府治理更有效率,而多中心的政府治理则存在低效、碎片化等特点。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在同样资源投入下,对一个城市的单中心服务比多中心服务更加有效率。
       但奥斯特罗姆发现,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种流行的看法。她首先分析了加州的供水系统,对其表现进行了多方面分析,结果发现:1.比起大城市,中小型城市在监管与控制成本上更有效率;2.不满的市民更容易用脚投票,移动到其他辖区内;3.小城市的本地社区更有可能与大型生产商进行讨价还价,但大城市的社区没有这种功能,相对来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公共安全服务上,多中心的结果也同样有更好的表现。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毗邻的三个社区,被三个独立的小型警察局服务,而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被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所服务,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情况大致相同。研究发现,由较小的警察局提供服务的这三个地区的居民,拥有较低的犯罪率;当他们遭遇犯罪时,更愿意给警察打电话;更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服务跟进;对警察局绩效的评价更为积极。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集中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概括来说,研究的是公共池塘资源的提供。所谓公共池塘资源,可以理解成一种有限的“公共品”,例如灌溉系统。多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将更有效地使用公共池塘资源,这一假说在大量案例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例如,Tang(1994)研究了47个灌溉系统,其中22个由政府运作的灌溉系统中,只有7个表现良好;而在25个由农民自行管理的灌溉系统中,18个表现良好。在内蒙古的草场保护、近海渔场的运作、森林保护等多个公共资源中,多中心治理都找到了类似的证据。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结构的政府治理,为大型都市的公共服务提供困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法。
       丹尼尔·麦克法登:离散选择模型
       丹尼尔·麦克法登因其在分析离散选择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被授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麦克法登的离散选择模型,可以估计针对一些不连续的选择的概率。其基本思想是,如果某一选择带来的效用以一定概率大于其他所有选择,那么它就等于这一选择被真正付诸实践的概率。该模型在计量经济学上有着广泛应用,比如职业选择、消费选择等,经济学家可以根据人们的特征和不同选择带来的回报,对最终的选择分布进行预测。
       不过,它最初却被应用在对交通工具的分析上。1972年,麦克法登教授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分析不同通勤方式对人们的影响,并试图预测在1975年地铁建成后,有多少人会选择地铁出行。麦克法登最后预测,会有6.3%的通勤者选择地铁出行。三年后,数据显示,6.2%的通勤者选择了地铁出行,这与麦克法登教授的预测非常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法登的离散选择模型并不是凑巧获得了胜利,在建造地铁时,政府也曾使用当时非常流行的引力模型对选择地铁的乘客进行预测,结果为15%,比实际值高出两倍半。
       麦克法登的贡献,使城市规划者在对交通线路进行规划时,得以提前预判特定的城市通勤需求,也可以解释价格变化、获得方式、人口构成的变动将如何影响使用不同交通方式所占比例。离散选择模型在其他城市经济学领域也有应用意义,比如说研究居住方式、居住地以及教育选择等。
       罗伯特·席勒:“凯斯-席勒”房价指数
       罗伯特·席勒因其在资产定价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泡沫问题的研究被授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业界,席勒最为人们熟知的大概是他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和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准确预测。
       在通常的价格指数计算方式中,房价反映的信息可能会产生误导。如当新房交易比例上升、高档住宅交易比例上升、中心区交易比例上升时,即便所有房产价格都没有出现变化,房价指数也可能上升。为了避免普通房价指数的缺陷,席勒和凯斯在1980年构造了一种“重复销售定价指数”,即计算同一间房屋在不同时间的价格,并使用大样本和加权的方式构造总房价指数。
       席勒从1890年开始,计算了美国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排除通货膨胀后,美国房价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任何上涨,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下跌。从战后到1997年,美国房价指数在100到120之间波动。并且,数据显示,房价的变动与建房成本、人口和利率等因素并无直接关系。
       凯斯-席勒指数在1997年之后出现了火箭发射般的上涨,最高达到了2006年的195.7。席勒在他的著作《非理性繁荣》中,表达了对这样远远超出长期均衡房价的忧虑。不出所料,随后几年房价的下降,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根导火索,房价指数自身也下降到了2012年的125,下降超过36%。
       凯斯-席勒指数已被标准普尔收购,成为表达房价波动的权威指数之一。但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重复销售定价指数。如果采取凯斯-席勒的方法,中国的房价上涨了多少?与美国2006年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房价过高了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要思考题。
       华西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
       华西里·里昂惕夫因投入产出分析法被授予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投入产出分析法系统描述了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今,投入产出分析法不仅被用来分析各产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能分析各城市、各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为了分析各城市之间的依存关系,首先需要建立投入产出表。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由多种有弹性的形式构成,如和产业相关的投入-产出,和人口相关的收入-消费等。目前,我国已经绘制了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表、省级投入产出表,可用于分析不同区域、不同行业间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国际上,国家层面的投入产出表也可用于分析出口、进口的结构、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变化等重要经济变量。 
责任编辑:王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数据帝,经济学,城市,席勒,奥斯特罗姆,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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