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沈渭滨去世，“文革”时曾在香烟盒大小的草纸上写书

        2015年4月18日7时，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上海市中山医院去世，享年78岁。

        先生1937年6月23日生于上海七宝镇。1953年初中毕业后，参军任福建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教员。期间展露才华，1956年在《福建日报》发表《民间艺术的广阔前途》。1957年作为调干生，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师从魏建猷、陈旭麓等先生研究辛亥革命史，大学四年级在《学术月刊》发表《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夏东元先生商榷》。1961年毕业后，任七宝中学政治教师。

        教学之余，仍致力于历史研究，下“狠功夫”，每天看书笔记到晚上12点，发表《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等论文，深得陈旭麓先生赏识。1975年底经陈先生推荐，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教学与研究。1997年退休。

        退休后学术热情更为发抒，笔耕不辍，成果远超工作期间，主持并完成“国家清史工程·传记·光绪朝（上）”项目。曾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理事兼《近代中国》丛刊编委等。

        自196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今年3月发表《当代上海学研究的三点希望》，先生在整整五十五年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固守一域，作为一个“会通型”学者，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在辛亥革命、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等领域有精深研究，在中国近代军事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上有开创之功；在会党史、区域文化史与社会史、人物研究与地方史志等方面也卓有成就。

研究成果及相关著作

        先生以辛亥革命研究起步，并逐渐聚焦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这个专题，先后发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新资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政治觉醒》等，1993年出版专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对此前研究做了总结。

        但他并不满足，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内部也存在自我矛盾之处，先后发表《论“三民主义”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生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一》、《平均地权本议的由来与演变—“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二》等，对此问题作了非常翔实与严密的论证与阐述，并提出“孙中山是推进中华文化转型的第一人”。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2001年曾再版。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应出版社邀请，先生以4个月时间对该书进行了增订，增加字数超过15万字，耗费心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备尝艰辛”。被林家有先生誉为“一部跨世纪的、意蕴常新的著作”。

        太平天国运动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先生1965年与人合作在《历史研究》发表《论“防鬼反为先”—驳李秀成问题讨论中的几种论调》，开始涉足其间。他独辟蹊径，先后发表《太平军水营述论》、《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研究》、《太平军水营“岳州成立说”质疑》等，从军事史角度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出了看法。先生勇于对已有定论做出颠覆，对洪秀全创办“上帝教”这一陈说提出了疑问，先后发表《洪秀全创立“上帝教”质疑》、《洪秀全与基督教论纲》等，认为洪秀全并未创立“拜上帝教”。晚年更是发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十大问题》、《“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说质疑》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是农民战争性质提出质疑。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历来是史家研讨近代中国命运的起点。先生主要从思想文化与知识分子角度介入这一领域，先后发表《论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与学习西方》、《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等，对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势力与西方文化的认识态度做了极为精当与细密的分析。

        后受《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尝试以年代学的方法，遵照陈旭麓先生1839年与1840年是“头与头发”的关系的教诲，专注于以往语焉不详的鸦片战争前中外关系及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这一“头发”的研究，最终成果就是2014年8月出版的《道光十九年》。香港中华书局正在出版繁体字版，可惜先生不能见及。

        对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引发了先生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巨大兴趣与热情。他在历史系本科生中组织军事史研究兴趣小组，指导他们分别从事海军史、军制史等专门史研究，自己则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先后发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对象与分期》、《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概论》等论文，从宏观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前瞻，在军事史学界激起强烈反响，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新局面。

        先生从研究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出发，上溯资产阶级的诞生、下延资产阶级的发展演化，先后发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略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论五四运动前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等，提出并严密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这一论点完全重新评估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的新热潮，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

        秘密会社是维系中国社会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历次运动与革命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先生注意到会党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由此关注会党史的研究，先后发表《国内有关天地会起源与性质研究述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会党与政党》等论文，对会党的历史演化及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做出了重新评估，认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是革命派联系下层社会的纽带。

在香烟盒大小的草纸上撰写《七宝沧桑》二卷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开始关注区域文化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姜鸣合著《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察》，先后发表《海派文化散论》、《海派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论纲》、《重视海派文化研究》、《上海城市民众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等论文。

        正是在前此较为贯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区域文化史与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使先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总体性的把握，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具备界标意义，因此后的中国政治上仍是王朝统治，经济上依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社会心态上向西方学习社会影响也极小。而辛亥革命促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真正转型，冲破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尊卑有序观念，促使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转变。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引人入胜、也最容易出彩的地方。“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评价一个人与事件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判断、思考，要有一种知人论世的态度。”先生常常这样说，也这样做。他总是能抓住人物的独特个性及其人物在历史变动改变的社会历史因素，并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命运。无论是《洪仁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还是《晚清女主—细说慈禧》都在在体现了这一特质。他既反对神话孙中山，也不同意某些作者恣意贬低孙中山，而为世人正确理解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完整而丰满的形象。他以为慈禧太后“做了许多误国害民乃至妥协卖国的勾当，但也做了不少顺应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确实有利于中国走出中古状态，面向近代化”。

        先生在人物研究方面，更留下不少经典之作。《论陈宝琛与“前清流”》一文，以陈宝琛为个案，指出晚清清流作为权力争斗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平衡器，虽具有准集团化倾向，但作为“言官”，手中既无实权，自身又短于实践，一当权力争斗调节器作用消失，清流党的消失也就不言而喻。超过4万言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在详细分析“蒋廷黻其人”、“蒋廷黻其书”后，研讨中国近代通史写作系统的新陈代谢，已经成为“人物与作品”研究的典范。

        先生十分热爱家乡，“文革”被关禁闭期间，克服各种困难在香烟盒大小的草纸上撰写5万余字的《七宝沧桑》二卷（另有十万余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对七宝古镇的修建也建言不少，为蒲汇塘桥和老街修复撰写碑文，撰有《七宝古镇巨变》、《重刊<蒲溪小志>前言》等。由此，他对地方史志也有深厚研究，先后发表《乡镇志是研究上海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蒲溪小志>为例》、《晚清村镇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历史价值—以江南名镇志<诸翟村志>为中心的分析》等论文。

        先生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进取。他认为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被历史学界所忽视，因此组织周围学人，编撰《近代中国科学家》。晚年指导学生专门从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研究。

        除致力于学术研究之外，先生在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工具书的编撰上也着力甚多，先后参与整理、编撰《张謇存稿》、《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等。先生常说，一个历史学家除撰写学术论文之外，还应学会写散文，能将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成果传输给社会大众。他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报刊发表不少通俗文章，主编有《天国寻踪—太平天国一百问》等，并策划与主持与近代史有关的电视纪录片《大辛亥》、《慈禧真相》等。

为人刚正不阿，对后辈青年提携有加

        先生一生凡事认真、一丝不苟。自己撰写的专著、论文与文章姑且不论。无论是学生论文的修改，还是硕士、博士论文的评阅；无论是后辈学人即将出版的书稿，还是已有学术地位者的课题评审，无论是身边的熟识者还是远方的陌生人，他都仔仔细细地阅读，翻找资料仔细核对，挑出其中的硬伤与史实错误、甚至史料引用的不妥，工工整整地将修改意见旁注其间，然后深思熟虑，从选题、论域、方法与逻辑，甚至资料等方面，提供系统性的修改意见，提出可商榷的论点，并以工整小楷集中写好，提供给作者。

        先生因此在学界留下了“认真”名声，也使学界受惠不少，并提携了不少的后辈学人。无论是出席什么会议，只要有发言，先生都要详详细细地写好发言稿，时间实在来不及，也至少要写好发言提纲。因此，只要先生出席会议，往往会成为会议关注点。

        先生为人刚正不阿，对后辈青年却提携有加。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组织军事研究小组，近代海军史研究权威学者姜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英年早逝的郭太风教授也曾因此受益匪浅。对自己的学生自不用说，别人的学生只要向他请教，他也全心全力指导。因此，学界有不少人的第一篇论文都是先生修改并推荐发表的。他更有不少的私淑弟子，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谢世诚教授。

        因历史的原因，先生自己招收的研究生并不多。学生们每年正月初五到他家聚会，已经延续二十多年，成为学界佳话，其中多是他本科学生与私淑弟子。先生常常以陈旭麓先生为榜样教诲学生，也非常尊敬陈先生，曾致力于陈先生的年谱编撰，但因资料等原因，并未最终完成，这成为先生一再念叨的遗憾。如今先生遽归道山，薪尽火不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先生遗愿的完成，更看到先生学术的发扬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