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中国的第三世界传统

来自亚非拉三地的三十余名知识分子共同探讨万隆精神开启新世界体系的可能。

        “我们要牢记，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创始人，以及通过他，中国对万隆会议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各国领导人将齐聚雅加达庆祝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前夕，2015年4月18日至19日，致力于亚洲范围内思想交流的学术共同体“亚际书院”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学术会议。会议以萨米尔·阿明题为“复兴万隆精神的可能性”的录音演讲拉开帷幕，阿明在演讲的这句话，昭示着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重要的历史关系。

        这次会议的会议组织者为长期致力于建立亚洲范围内知识分子网络的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陈光兴、以及曾策划过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的两位著名艺术界策展人：香港汉雅轩艺术总监张颂仁和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来自亚非拉世界的30余名知识分子围绕着反殖、发展、团结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了四场专题讨论与一场圆桌会议。

        六十年前，“万隆会议”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中、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中，确立了亚非拉各国的独立姿态与国际连接。于世界历史而言，万隆会议首次确立了“南南合作”的思想，推动了美苏对峙中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不结盟运动”。然而六十多年过去，在资本全球化等多重历史动力的作用下，当年的“第三世界”愿景早已支离破碎，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在本次会议上所言：如今的世界结构是一个在美国单极全球治理下的“两个世界”，而且是依靠着资本与资源的互通，彼此依存却高度不平等的“两个世界”。

        如何应对这一“两个世界”结构下的不平等与冲突，是此次会议议题设置的核心主题。会议以萨米尔·阿明题为“复兴万隆精神的可能性”的录音演讲拉开帷幕，作为自战后即投身于后发国家发展问题研究的老牌政治经济学家，阿明认为，万隆会议曾经创造出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西方帝国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些多样的社会体制给所有国家留出了探索各自发展道路并进行自行调整的空间。然而自里根时代开始的、以毫无节制的开放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三四十年内曾经为全球带来了一段长期和平和市场原则下的经济发展，但目前其巨大的社会灾难已初步展露：贫民窟、战争与恐怖主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名列《外交事务》“全球100名知识分子”第9位的穆罕穆德•马姆达尼在圆桌会议环节发言称：欧美国家对非洲国家的控制与惩戒，是尼日利亚等国政府治理失效，各利益团体争夺国家统治权乱象的根源。此外，ISIS在南非也正在快速发展，其幕后推手多为具反美意识形态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正在民众中撒网，去寻找那些可利用的脆弱者。”与此相对应的悲惨状况，则如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部总干事乔莫·夸梅·桑德拉姆所言，索马里等地出现的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规模饥荒，完全不在公众视野范围内。那些外出打工者的汇款，也无法汇回。对此国际社会却采取了静观心态，拒绝提供援助。这其中是否存在故意不作为，放之任之的因素？会议第二场的主题“饥饿、贫穷与社会庇护：后2015联合国发展议程与发展中国家是否相关”“亚非团结与‘资本’症结：透视最后的边境”，可说都围绕着这些问题。

        而于中国历史而言，万隆精神之所以被深刻铭记在普通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中，是因为其承载其一套深富共产主义理想的外交观念。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周展安在此次会议的青年论坛上提出，从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再到1946年的“中间地带”理论，以及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实验，最终1974年与美国开展外交后“三个世界”理论的成熟，这一新中国外交思路的脉络并不仅仅局限于对霸权的反抗，其中更蕴含着一种全新的建设性思路。

        然而作为当前世界体系中重要角色中国，又是否做好了为当前世界性危机重启这一建设性思路的知识准备？万隆是一次国家首脑会议，那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府，具有代表人民的正当性。它传达出一些相对单纯的声音：反殖民、反压迫，要求独立和尊重。而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经由资本全球化的改组，国家是否代表人民这件事已不再单纯；而人民所要求也已经更多：更实质的平等和发展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发言称，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第三世界”的发展曾经一度不成为中国人心中重要的问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亦一直存在着对于第三世界的认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不让中国丧失第三世界的思想传统，是我们应该有的课题。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就彰显出其时代意义来。左翼独立记者张翠容在会上发问，“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正在把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利益联结起来，但它们究竟是对原有世界体系的跟随，还是能够带出另类的发展可能性？会议第三场主题“万隆运动在加勒比地区的回声，以及中国在此区域今日的风貌”、“思考今日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可说是对这些关切的回应。

        印尼雅加达社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希尔玛·法里德认为，如今，“反对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失效的口号。与当年的反殖相比，如今的反抗者们缺乏明确问题后冲在前面的精神。环境发生了变化，如何才能在反对种族隔离、关注移民问题这些问题上，让年轻的学者接过老一代第三世界学者的接力棒？“南南合作”的链接与平台，在今日是否还有实现的可能性？

        致力于全球农业问题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科学系教授严海蓉的发言，或许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回应。“亚洲思想”、“万隆精神”这些跨越国家的知识讨论，似乎是小圈子之内的问题；而在进行反转基因、寻求另类农业发展道路等社会议题的讨论时，就需要实实在在的跨区域知识。比如中国为何不能拒绝转基因大豆？那么就需要知道大豆在拉美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提出另外一种知识建构，来对于当下的社会问题很快做出新的解释。如果能做到这些工作，那么对万隆精神的讨论，就能走出知识圈子，与具体的社会议题相结合。”

        1996年，历史学家罗友枝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发表演讲——《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由此算起，新清史已经过了近二十年。近年以来，“新清史”的成果，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眼中。其代表性人物，如路康乐、欧立德等人，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更有汇聚相关争论的文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早在2010年即已面世。

        近日，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先生，接连在《上海书评》发表《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两篇文章。回顾和分析相关争论。

        姚大力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于“新清史”的评述，通常具有如下特点——“隐含着对于‘政治不正确’的高度，甚至过度猜疑；评论中的学术取向越强，批评就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学术性很强的评论，也率多脱离西方知识界的共同认知背景去解读‘新清史’的研究成果。”

        因而，姚教授在《“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一文中，着重从西方学术发展和风向转变的脉络中，理解“新清史”的种种言说。他认为，“新清史”论点中，认为清帝国带有殖民帝国的性质，从西方学术界的角度出发，是受到后殖民研究的影响，“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在后殖民批判诸领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今的三十多年里，这一思潮通过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易变属性、现代性的多元可能、全球化机制中的非西方元素、性别与女权主义等基本话题，越来越广泛地浸入西方学术主流之中”。在姚大力教授看来，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界的整体转向轨迹，作为西方学术界这一大领域之下分支的中国研究，流风所被，转而关注汉化/中国化之外的叙事和领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只有放置到西方学术界的整体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到“西方中国研究中不少孤立地看起来似乎十分独特的见解，实际上往往是以比那里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更迟缓的节拍，受影响于作为整体的西方学术背景的产物”。

        相比于以往对具体观点的介绍和反驳，姚大力教授新近的文章，最重要的一点，大概在于把关注“新清史”和相关民族问题的中国读者，重新拉回到一个常识之中，即“新清史”虽然是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但是置身于西方学术界的脉络之中。当然要从这些研究根植的学术语境之中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相关论点和思潮的由来。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有“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口号，套用这个句式，姚大力教授的文章，则是“在西方发现新清史”。这当然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意识。《清朝的国家认同》一书的编者，即曾在后记中写道，在访问美国的诸多“新清史”学者之后，“感受之一，‘新清史’的史学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是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一种结果”。然而，真正让读者理解这一点的，还是仰赖于治中国史却熟稔西方学术发展轨迹的姚大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