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侯旭东：“传统中国专制说”是如何产生的

        【编者按】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是专制国家这个说法作为不证自明的论断被大多数人接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在其文章《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中对“专制”说的产生、传播过程进行了考察，重新思考自近代以来流行中国的“专制”说。

        近日，中西书局出版《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其中即收录此文，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问题采访侯旭东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

        澎湃新闻：长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即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是中学教科书就已形成的“常识”。这个“常识”是何时开始出现的？

        侯旭东：这个“常识”清末就开始在国内传播，初步形成于民国时期。1904-1906年分三册出版的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秦以后的很多问题，都使用了“专制”或“专制政体”的说法。此后，不少历史教科书都有类似的表述，我看过的有：

        1914年钟毓龙编的《新编本国史教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秦之内治”（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我看到的是1920年出的第16版）。

        1924年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1932年周予同著《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三编“中古史——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民革命的暴兴”（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60页）。

        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108页）。

        没有看到的自然还有不少，不过，可以推想，带有类似提法的一定不少。不过，那时能接受新式中学教育的人还是少数，在4亿国民中这类人的比例不大，因此这一说法的影响很有限。

        

        1949年以后，随着小学、中学教育的逐渐普及，以及这一论断进入1956年以后的各版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这一说法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标配”，经过几十年来年复一年的课堂教学，植入人心。       

        澎湃新闻：民国思想界如何思考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体”？

        侯旭东：当时无论思想背景是左还是右，推崇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除钱穆之外，各派都一致认定中国自秦代以来的王朝时期，一直到清末，二千多年都属于“专制政体”，皇帝是“专制皇帝”。1940年代末，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一番话，道出了当时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

        说是“公认”一点也不错。当时唯一持不同看法，且站出来唱反调的是钱穆。目前所见，至少从1939年起，钱先生就反复撰文批驳这种看法（见于他的《国史大纲》、1941年10月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1945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的《中国传统政制与五权宪法》等），认为称中国传统政治为“专制”是“自鄙”，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权属于“信托政权”，后来还提出其他不同的说法，如“士人政府”，甚至“民主政体”等，不过，钱穆的说法一出，就遭到来自不同阵营的萧公权、胡绳的批驳。

        

        澎湃新闻：“专制”最初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侯旭东：应该说是用来指代despot, despotic, despotism这一含义的“专制”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因为“专制”是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左传》、《韩非子》等先秦文献中就多次出现。那时它的含义和今天的流行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类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又分为受命专制和不受命专制两种。这个词和despot联系在一起，是来源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政体概念的翻译。

        日本古代文献中也有“专制”一词，含义和中国古代一样。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开始了解和翻译西方政治学著作，接触到西文中的despotism一词，几经反复，最后采用旧有的“专制”一词来与“despotism”对应，时间大概是在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日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当时译作《万法精理》）。这本书中不但使用这个概念，还有中华帝国是专制国的说法。此后，日文中“专制”便开始带有政体的含义，并成为落后政体的代名词。

        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开始到日本留学，接触到这一观念与关于中国的论断，时间是1899年，目前看到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梁启超，目前看到的最早出处是1899年4月20日的《清议报》，他在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前言中使用了“专制政体”一语。

        1901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派别，从革命派到保守派，都接受了这一说法与论断。借助这批留学生，这个概念与论断迅速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甚至很多清政府的官员也都在使用这一说法。        

        澎湃新闻：与“专制”直接相关的是“政体”，这样一个对政体进行分类的概念为何在近代中国语境中具有“负面”意义？

        侯旭东：“专制政体”(despotism)概念是西方政治学上一个对政体进行分类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这个概念为近代中国推翻清朝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现在之所以要回过头去进行“知识考古”，挖一挖这个概念生产、传播的过程，是因为这个概念以及秦代以来是专制政体的论断已经成为学界研究不证自明的前提，也是广大国民评判历史的一把不言而喻的重要标尺。这是它带来的最大危害。

        有一故事，略可见“专制说”的影响，也可说是危害。钱穆《师友杂忆》中回忆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在北大历史学系教书，想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系主任不同意，“大意谓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钱穆反复争取，才获准开设。刚开设时竟只有人听而无人选这门课，后来还是法学院院长动员了政治系的学生来选听。

        现在一提到中国古代王朝时期的政治，大家就会不加思索地概括为“君主专制”，而且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论断。抱着这样的论断去看历史，就好比色盲的人看大千世界，有些颜色无法分清，看到的画面总是带有偏差。这种状况无论对于认识过去，还是现实，都是有害的。

        我捋了一下这个概念与论断的来龙去脉，发现其中问题多多，最关键的是当时接受这一论断时，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进行思考与研究，出于革命的需要，如获至宝，当作公理而接受下来的，而在西方这一说法的产生，也不是什么经过认真研究后得到的结论。是先有结论，后找材料，论证的程序上存在问题。

        讲了一大通，目的无非是提醒大家，现在需要把这个论断放在一边，重新回归史料，去归纳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情况，重新考虑中国古代的政体该如何概括，不应陷在西方的政体概念中无以自拔。尽管新的研究无法摆脱立场与前提，观察角度一定会各有不同，但只要对自己的立场与角度有足够的自觉，便可以更加贴切地把握过去。当然，秦以下的王朝史二千多年，要作的工作很多，需要的时间一定不会短，耐心必不可少。我也在朝这方向努力，不过，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有什么成熟的答案。   

        澎湃新闻：您说，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专制”说是一种“自我东方化”。如何理解？

        侯旭东：这里借用了萨义德《东方学》的说法。西方人将中国视为专制帝国，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描述，是一种曲解，中国知识分子不加分辨就接受这一论断，实际是在替西方人宣扬东方主义学说，属于自我矮化与自我贬低，即我说的“自我东方化”。这是近代以来以进化论为标尺，以西方为参照，强调传统/现代二分，将中国过去视为传统与落后的一个极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