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实现了威尔逊的梦想：将美国最杰出的著作以权威版本出版

        2011年3月2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东厅主持了盛大的仪式，颁授前一年度的“国家艺术勋章”和“国家人文勋章”。前者的10位获奖者中，包括钢琴家范·克莱本和电影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后者12位，按姓氏字母顺序，以3位著名的学者为首：同为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的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和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Bailyn），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教授、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Barzun）；其他的获奖者还包括小说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菲利普·罗斯。因为年事已高，那一年已经98岁的艾伦和104岁的巴尔赞都没有到场，由家人代他们从总统手中接过奖章。

        总统宣读了简短的表彰词，说明作为文学研究学者的艾伦之所以得此殊荣，是由于他对美国文学与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其中特别提及，艾伦作为《美国丛书》的创始主编，将美国最杰出的著作以权威版本付梓，有助于国家文化遗产的保存。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期间，艾伦是我最尊重的前辈学者之一。但我初次见到艾伦，得追溯到我还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本科的时候。当时他来校做了一个讲座，从我当时的简短日记上，知道那天是1980年6月4日，星期三。那一年67岁的他，叼着烟斗，侃侃而谈。当日的讲题是美国现代文学，可是他演讲的范围却极为广泛，从流浪汉体小说的传统开始，讲到现代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从存在主义的哲学，讲到拉尔夫·埃利森的《隐形人》和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袅袅烟云中，他奕奕的神采，潇洒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9年艾伦与笔者在哈佛大学沃润楼（英文系）前合影，艾伦办公室在2楼203室。

        英文有句成语：“世界很小。”时隔不到3年，我再次见到艾伦时，空间已经转换到哈佛英文系所在的“沃润楼”2楼，他那间满架图书的办公室。我是通过我在复旦念本科时的外籍教授之一、加拿大教育学家许美德（RuthHayhoe）的介绍，来敲他的房门的。当时我刚到哈佛不久，很快就要在比较文学系开始我的博士课程，对于研究生院的教学方式和研究生的水准心中无数，有些惴惴不安。艾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还是叼着烟斗，透过淡淡的烟云，跟我交谈。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毫无拿腔作势的架子，谈了没多久，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位我可以信赖的老前辈。

        当天我带去了我在复旦念本科时写的两篇论文，艾伦非常爽气地一口答应留下来让他过目。过了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约我再度去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立刻将我的论文还给我，一面肯定了我的成绩，一面也给我提了不少具体入微的中肯意见。我在哈佛研究生院迈出的第一步，是和艾伦的鼓励分不开的。

        在以后的数年中，我成了“沃润楼”他那间办公室的常客。我们聊天的范围极广，由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一直到平时涉猎的作家作品。他是英文系的教授，而我在比较文学系攻读，我去时他常常问我最近上课的情形。有一次，我在一门课上读了保加利亚籍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年生）的一篇分析亨利·詹姆斯中短篇小说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精彩。我跟艾伦说起，他说从来没有读过，很感兴趣，要我把文章拿给他看。我当然照办了。再一次见面时，他谢谢我让他读了一篇好文章，让他对所谓“结构主义”批评家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我跟他说起唐太宗的说法：“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帝范·卷四》）随后我问他平时写文学批评的文章，在当代作家当中，哪一位的文笔堪称上品，值得取法。他立即向我推荐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执教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1935-2003），我有些意外。可是后来读了萨义德的许多著作，包括他写的古典音乐评论，觉得在当代批评家中，他的英文确实写得漂亮，不是其他那一班所谓“后现代”和“文化研究”的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一两年后，我们比较文学系曾力邀萨义德来哈佛任教，可是当时他还没有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闹翻。作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成员，他经常为巴勒斯坦代言、出力，也许因为待在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能占地利之便，所以他并没有接受哈佛的“挖角”之邀。

        在艾伦的直接推荐之下，我两次参加了美中学术交流会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见到中美两国许多杰出的学者，获益匪浅。也是在他的引荐下，结识了他的好友、后来成为我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之一的海伦·范德勒（HelenVendler）。尽管我日后在范德勒教授的影响下，决定专攻抒情诗的比较研究（英、中、法），和美国文学的姻缘日渐淡薄，但艾伦始终是我在哈佛最为信赖的导师之一。我个性比较保守，讲究师道尊严，但是在他的坚持之下，我总算慢慢习惯了以他的名字“丹尼尔”的昵称“丹”当面称呼他，这在我当时所认识的哈佛教授当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艾伦亲笔撰写以及经他精心编辑的著作，共达40余种。20世纪初叶，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之下，美国的迈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约翰·里德（JohnReed）等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德莱塞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同路人”，试图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引进、糅合共产主义的理论，但是随着斯大林“大清洗”等事件的发展，这些美国左翼作家的热情理想，成了梦幻泡影，这一热潮到了40年代初已经灰飞烟灭，成了美国文学史上几幕简短的插曲。这一段历史，就是艾伦在1961年发表的《左翼作家》的主题。作为研究20世纪美国文学史的一部必读书，此作奠定了艾伦的声名。

        19世纪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然而在文学史上，至今不见任何以这场战争为主题的真正杰作。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主要作家的作品中，鲜少触及这场内战，而麦尔维尔、惠特曼、福克纳等极少数作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则是这场战争的悲惨与残酷。为什么这样一场被普遍视作正义战争的大事件，被作家、尤其是主流大作家，避之唯恐不及？艾伦在1973年发表的《无人下笔的战争：美国作家与内战》一书中，通过对19、20两个世纪大量的美国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日记、私人信函的研究，对以上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审视了美国内战对于文学创作和作家思想意识的影响。

        2007年，艾伦的《美国研究者》一书问世。这一年，艾伦已经95岁高龄。这是一部回忆录，从他的童年、求学、执教一直写到晚年，以及他一生与美国内外许多著名作家和学者的交往。评家以为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几乎就是一部20世纪美国文学的名人录（Who’sWho）。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说艾伦的书他全部读过，而且都很喜欢，可是他认为艾伦将以这部200页的回忆录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布鲁姆欣赏艾伦在书中所拿捏的分寸和节制：“他既是、而又不是书的主题。”他又说作者在流畅的行文中捕捉到了一个已经消逝了的世界，而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却又源自他笔下的这个世界。

        1912年8月4日，艾伦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犹太裔移民，父亲是位律师。1917年，艾伦5岁，他父亲开始出现了多发性硬化的症状，举家搬到了天气比较温暖的洛杉矶，住在好莱坞一带。洛杉矶有条东西走向的交通干道，叫威尔榭大道（Wilshire Boulevard），由洛杉矶市中心出发一路西行，穿过好莱坞、比华利山庄、洛杉矶加大所在的西木市，一直到圣塔莫尼卡的太平洋海滨。

        在艾伦的回忆中，这条如今极为繁华的要道，在他的童年时代，很多地方还是泥土路。他在这条路上著名的“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见到过从法国来美访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的福煦将军（FerdinandFoch）。艾伦儿时的游伴，包括常给卓别林配戏的童星杰克·库根（JackCoogan）。未久，家中迭逢巨变，父母先后去世，艾伦12岁那年，一下成了孤儿，跟他的4位兄弟姐妹一起，迁回芝加哥投靠亲戚。他在那里上了中学，又进密西根大学念本科。1933年从本科毕业后未久，他就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入英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艾伦在哈佛研究生院，一待就是10年。1943年，他获得英文系的博士学位之后，应聘去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史密斯学院任教，在那里一教就是30年。哈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很少能直接得到哈佛的教职。他们必须离开校园，去别处跌爬滚打，等到功成名就之后，才有可能由哈佛主动请他们“回家”。艾伦也不是例外。

        70年代初，他回到哈佛英文系执教，到了1975年，他荣任维克多·托马斯讲座教授。艾伦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是个“世界公民”，除了哈佛的教学，他先后在芬兰的赫尔辛基、波兰的华沙和英国的萨塞克斯担任过客座教授。中美建交之后，他曾数度访问中国。早在他获得“国家人文勋章”之前，他已经在美国人文学界声名卓著。1973年，他膺选为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Academyof Artsand Sciences）的院士。1997年，他又被选为美国艺术人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ofArts andLetters）的院士。

        我到哈佛那年，他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刚刚退休。虽说退休，他却比退休前更见忙碌。每天一大早，他叼着烟斗，骑着一辆半旧不新的自行车，穿过哈佛广场，到他的办公室上班。我在哈佛的那几年，艾伦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国丛书》上。

        说到《美国丛书》，先得讲一讲法国的《七星丛书》。

        “七星”（Pleiades）一词，源自希腊神话，为以肩负天的巨灵神阿特拉斯和大洋神女普勒俄涅七个女儿的总称，身后化为天上金牛座的昴宿星团中最亮的七颗星辰。16世纪，以龙沙、杜贝雷为首的七位法国诗人，出于对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共同喜爱，以此为名，组成了一个“七星诗社”。

        时间到了20世纪，1908年，法国作家纪德、希伦伯格（JeanSchlumberger，1877—1968）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一本题作《法兰西新语》（LaNouvelleRevue Fran觭aise）的文学杂志，由纪德主编。当时的知名作家如法朗士等人，都为杂志撰稿，日后如萨特、马尔罗等人，都在这本杂志里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1911年，盖斯东·伽利马（Gaston Gallimard，1881-1975）加盟成为杂志的编辑，专门负责出版印刷事宜，由此便创办了伽利马出版社。

        这本杂志最初是月刊，由创办至1914年第一次欧战爆发，由纪德担任主编。两次欧战前后，这本杂志两度停刊，但是两落两起，延续至今。如今这本已经成为季刊的杂志的主编，是老伽利马的孙子安东尼·伽利马。至于伽利马出版社这家老牌的家族企业，在创办百年之后，已经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出版社之一。

        1931年，有位独立的年轻法国编辑雅克·希弗兰（Jacques Schiffrein）心血来潮，想将经典作品以经过编辑校注的简装本的形式出版，以飨大众，用《七星丛书》作为丛书的标题。当年9月10日，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波德莱尔全集》的第一卷）问世。几年以后，这套丛书赢得纪德和希伦伯格的青睐，将他介绍给了伽利马，双方一拍即合，由1936年7月31日起，这套丛书就开始由伽利马出版社接手出版。

        1939年，纪德成为丛书出版在世作家作品中的第一人。可惜好景不长，二战中，纳粹入侵法国，希弗兰逃亡到了美国，1941年以后，《七星丛书》一度成为绝响，一直到1960年才重新出版。希弗兰于1942年在纽约创办了《万神丛书》（Pantheon Books），日后被兰登书屋收购，自60年代起，由希弗兰担任执行主编多年，这可是后话了。

        《七星丛书》每一部都是皮面金装，用的是坚韧而不透明的“圣经纸”（亦称“词典纸”），看上去很像小型的《圣经》。因为用了这种又轻又薄的纸张，一卷书可以长达1500页，也不显得太厚重。丛书中最长的法文译本《一千零一夜》上、中、下三卷，共达3504页。

        丛书封皮的颜色，按照时代和文类而有所不同。古典作品为绿色，中世纪为紫色，16世纪为棕色，17世纪红褐色，18世纪蓝色，19世纪绿色，20世纪浅棕色；心灵励志一类的作品用灰色，综合选集则用红色。每一部作品，都请专家学者，在往往长达数年的研究基础上，加以详尽的注释、评论、版本考证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凡是入选的外文作品，都专门请名家重新翻译。每年大致出版11种上下，时至今日，已经出版了250多位作家的作品，共800余卷。作品以法国原著为主，但是也包括世界文学名著，例如莎士比亚的英、法语双语版本，以及英国作家奥斯丁小说的法语译本。作品能够被收入《七星丛书》，意味着读者与权威的双重认可。除了纪德当年作品收入丛书之外，在世的法国作家，极少能够得此殊荣。

        1943年，艾伦刚去史密斯学院任教时，著名作家、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去学院作系列讲演，艾伦就此跟他结识，开始了与这位长他17岁的忘年之交长达将近30年的友谊。

        威尔逊从青年时代就重新发现了爱伦坡、爱默生和梭罗的魅力，终其一生，推崇美国本土文学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在他批评、讲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文化史进行研究时，发觉许多美国作家的作品早已脱销、绝版，坊间难以觅得。向来注意欧洲出版界动态的威尔逊，非常喜爱法国的《七星丛书》，大力鼓吹美国应当仿效其做法，出版自己的经典名著。他虽然得到了一些文学界友人和少数出版商的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付诸实现。

        威尔逊逝世之后，艾伦决心要继续推动这一计划，实现威尔逊的梦想。皇天不负有心人，到了1979年，总算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国家人文基金以及福特基金会的赞助，组成了编辑委员会，由艾伦担任主席，著名诗人罗伯特·潘·华伦、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批评家欧文·豪等人，先后担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年以后，也是在威尔逊逝世十周年的前后，《美国丛书》第一批8种问世，其中包括麦尔维尔、霍桑、斯托夫人和杰克·伦敦的小说，以及惠特曼的诗文。

        《美国丛书》的装帧印刷，仿效《七星丛书》而略有不同，外面一律用黑色护封，里面的硬底封面则按照不同时代和内容采用不同的颜色。使用的高级无酸性纸张，永远不会发黄、变脆，而且又轻又薄，书籍不重，便于携带；在装订方面不惜工本，务求能长期保存。每卷的页数，由700页至1500页不等。每一种都请名家担任主编，采用经过校订的权威文本，有些甚至是从作家的手稿直接编辑、排印，并且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详加注释，收入相应的参考资料。

        例如与艾伦同年获得国家人文勋章的哈佛史学家贝林，就主编了美国《宪法》辩论文选两卷，耶鲁大学教授、诗人约翰·荷兰德主编《十九世纪美国诗歌》两卷，耶鲁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爱默生的诗歌与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托尼·莫里森主编詹姆士·鲍德温的小说和散文，萨义德主编亨利·詹姆斯后期的中短篇小说，均为一时之选。

        与《七星丛书》不同的是，《美国丛书》几乎清一色全部是美国作家的英文原作，而绝大部分收入的作家均已过世。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著《美国民主》新译本，以及出生于1933年、仍然健在的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是被收入丛书之中极为罕见的两个例外。自1980年以来，丛书每年都有作品付梓，少则五六种，多则十余种。到今年春天，已经总共出版了260余种。今年出版的，包括索尔·贝娄的后期小说、阿瑟·米勒的后期剧作，以及美国革命时期的活页文选两卷本合集。

        25年以来，丛书在美国出版界声誉日隆，获得过许许多多的出版物奖项。国家人文基金以及福特基金会对《美国丛书》的赞助，仅限于丛书出版的前3年。丛书问世以来，一直维持较低的售价，主要以美国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为销售对象，每年销售所得，不过在25万美元以上。所以多年以来，丛书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必须依靠向私人和各种基金会募捐的款项才得以维持。

        艾伦担任编委会主席6年，到了1986年就主动让贤，但是兹后他还长期担任编委，为丛书的编辑、出版、募捐继续贡献心力。直至如今，他以103岁的高龄，还担任着丛书理事会的终身理事。可以说这套丛书，已经成为他的一座不朽丰碑。在写下此文最后的句号之前，我从心底默默祝他健康长寿，愿他永远保持他的幽默感和快乐的好心情。谢谢，丹。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订阅号是“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