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世俗革命后的宗教反扑

民族解放运动的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取得成功。这种解放运动大多建立在民主和世俗理想基础上，但是不承想，“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不得不面对宗教势力出乎意料的猛烈攻击。

        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近日，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80岁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出版新书《解放运动的悖论》（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以印度、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为例，讨论这些国家世俗革命之后的宗教反扑。

        沃尔泽曾在哈佛任教十年，现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科学荣退教授。他活跃于西方学术界四十多年，研究论述领域涵盖了战争伦理、分配正义、政治义务、身份认同、政治哲学方法论、社会批评理论以及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等诸多方面。从1965年的《圣徒的革命》到今年的《解放运动的悖论》，代表了他对宽容、正义和道德，世俗和宗教的长期思考。1977年的经典之作《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书名让人想起这是一本20世纪版的圣奥古斯丁式著作。

        那么，解放运动的悖论何在？很简单，瓦尔泽说，民族解放运动中，“旧制度必须被完全地批判和克服。但许多人还留恋和珍惜这样的旧方式。这就是解放的悖论。”

        沃尔泽指出，对旧方式的革命很难一蹶而就。在犹太人的情况中，几世纪的压迫和无根徘徊导致大散落的侨民温驯、服从并缺乏政治野心。而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模式略有不同：不是犹太式的大散落，而是长期被外国人征服的历史。外国的持久统治导致了当地人“向内转”，即转向灵性和非政治化的存在。

        在发人深思的讨论中，沃尔泽问道，为什么这些世俗民主运动都未能维持？为什么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中，他们无法再现其政治文化？印度、以色列、阿尔及利亚这三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机构被三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复兴主义者攻击：在印度是印度教激进分子，在以色列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救世主犹太复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答案正在于民族解放运动并未能有效根除上述的对旧方式的依恋。在这种情况下，如今的世俗化精英如何重新争夺这些国家？这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

        在后记中，他通过当代政教分离之难，比较了美国早期建立世俗政权的成功，从而为“美国例外论”提供了又一个例证，但他同时严肃地提出，美国今天可能也不太例外了。

《大宪章》800年神话

        今年是英国《大宪章》颁布800周年纪念。1215年，教皇、英王约翰及封建贵族对王室权力出现重大意见分歧，为对抗英王约翰权力，贵族们和约翰签订了权利保障协议。在此后800年中，《大宪章》逐渐被看作法治之根本，是英国建立宪法政治的长远历史过程的开端，没有哪份法律文件比它更受尊崇。

        在隆重庆祝800年诞辰之际，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20日《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知识考古学”方法，从历史的左右力量来考察《大宪章》如何被塑造成今日的经典。

        莱波雷说，历史经常的面目是，道路总偏离本意，《大宪章》可作为一个经典例子。它的重要性时常被高估，意义时常被扭曲。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不同的遗产，在英国，最初的约六十条中仅有四条还保留在官方法律文件中。对美国的原旨主义者来说，《大宪章》的生命力尤其持久。

        莱波雷指出，首先，《大宪章》并非横空出世之物，国王以书面形式坚守自己的统治权，这种做法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了。《大宪章》从早期的协议中多有借鉴；其中的大多数观念，包括许多特定条款，都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

        其次，《大宪章》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真的起作用吗？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完备，没有可操作性，并且无关紧要。在历史上，《大宪章》先后被重申了近五十次，那也只是因为它几乎不被尊重。

        《大宪章》变得重要是在17世纪，在议会与专断王权的斗争中，《大宪章》成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但那时它的版本已混乱不堪、历史也不为人所知。莱波雷说，北美殖民地的许多宪章深受《大宪章》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招揽殖民者。而它在殖民地开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总是被高估的。

        莱波雷进而指出，《大宪章》在当时的英国得以复兴，又在18世纪的美国得到称颂，这是因为人们人为地赋予了它权威性——作为政治抗争工具的历史文件。美国的“自由之子”们把自己想象成男爵的继承人，罔顾宪章事实上捍卫的不是国王赐予某些贵族的自由，而是自然赋予所有人的自由。在19世纪的美国，《大宪章》是一份单一、稳定、不变的文件这个神话被建构出来，有助于塑造人们对宪法的尊敬，让人们认为宪法是不可改变的，

        莱波雷总结说，正当程序作为抵御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但并不是在1215年一蹴而就的；它是由一块块石头筑就的城墙，年复一年地被捍卫、受侵蚀。《大宪章》的其余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凋零，被被遗忘了许多世纪，早已坍塌，成为一个废弃的城堡，一个浪漫的遗迹。《大宪章》很难说是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蚀。更公正的说法是，就像其他古老的事物一样，它时不时地被从柜子中取出、拍落尘埃、公开展示，以便回应一种需要。一般是政治需要，往往还挺复杂。

        （参考王笑红译文：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3623）

哈贝马斯评阿多诺与肖勒姆

        1940年，“最后的欧洲人”沃尔特·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小镇包港绝望自杀。在生前，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犹太神学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友谊为人乐道，他死后，与阿多诺、肖勒姆的通信都被整理公布。而1938年结识，在此后保持一生友谊，并时有通信的阿多诺和肖勒姆的交往却少有资料。

        近日，德国Suhrkamp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两人的通信集《上帝住在细节中》（“Der liebe Gott wohnt im Detail”），第一次完整收录了两人从1939开始，到1969年阿多诺去世前的200多封信件，为德国思想史上这三位重要人物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同时补全了这段交游佳话。

        “我非常喜欢他，我们有说不完的话。”肖勒姆在1938年的一封给本雅明的信中说他和阿多诺的结识。当时他在纽约遇到的阿多诺，从此开启30年的思想交锋和友谊。在信件中，阿多诺表现出对犹太思想的深厚兴趣，并敏锐地分析了肖勒姆的写作。肖勒姆对阿多诺新书频发评论，证明他丰厚的当代哲学造诣。神秘主义和辩证法，救赎和弥赛亚主义，神话和启蒙，是他们讨论的中心，此外还有对阿伦特、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和布洛赫，马丁·布伯和卢卡斯的评论。信中也不乏对当时当日的政治事件、中东局势和学生反抗运动的看法，当然还有他们共同的朋友本雅明。

        年事已高、很少在媒体露面的哈贝马斯25日也在德国《时代周刊》（Zeit Magazin）上撰文，深情记述了阿多诺和肖勒姆两人交往情景，并称这是“德国—犹太思想史的一个伟大时刻”。

【本周言论】

        道德和民主的要求不仅只是原则，它们应当被置于可见的制度之中。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着重强调的，他把“承认”问题列为其著作的核心。“可见的制度”包括最具实质意义的术语，根据霍耐特的看法，这对塑练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自由和尊严最必不可缺的。

        ——4月24日，亚美尼亚举行“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100周年纪念活动。1915年至1917年间，土耳其政府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屠杀，其受害者数量达到150万之众，但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绝承认这是一起官方发起的有预谋的屠杀行为。近日，是否应该使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双方仍争执激烈。法国《世界报》一篇评论文章引用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指责土耳其政府。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迄今为止最好的宣言一直是艺术家而非政客写出来的。从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境遇主义，一个自重的诗人或画家团体是不能没有这种公开声明的。它们大多尖锐、挑衅，并且对中产阶级旁敲侧击。他们以奢华的隐喻语言措辞，其中充满大写字母，有时随意地散布着猥亵之气。政治宣言是解释他们将如何建设国家，而典型的前卫宣言则说明它打算如何将其捣成碎片。

        ——英国大选之际，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卫报》上风趣地评论起了英国各大政党的参选宣言，结论是：一个比一个无趣。

        想象一片土地，那里的公民都最受过最高等的教育，却为微薄收入工作。那里的地方领主对工人好坏完全根据心情，反正他们供给大于需求。那里的贵族享受相对安逸的生活，而干了大部分活的人却入不敷出。

        ——《华尔街日报》近日一篇评论文章说哈佛大学对学生劳动剥削严重，完全成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