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中国新实验（3）宽容的力量

        创新不会自然发生。谈到创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以色列，很少是其他国家。这与各地的环境有关。

        中国政府在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后，国内200多个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很多城市着眼于创新的结果本身，而不是创新的土壤、生态、环境，这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政府在创新方面并不占优势。虽然很多共用性技术以及基础研究都离不开政府实验室。但要看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还要看这个国家企业的研发能力。

        一项与消费者需求割裂的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企业承担起了联接科技与产品的桥梁角色，企业所从事的应用型研究专门着眼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发明。苹果、微软等来自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无不如此，也正因为它们满足了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它们简直富可敌国。

        在中国，研发能力只有和企业结合在一起才体现为竞争力和活力。

        深圳特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它的创新主体正是企业。深圳市很早就提出“产业第一，企业为大”的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深圳市企业形成了六个90%：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企业在创新集群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培养好创业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吸引人才前来开创企业和创新。

        很多城市虽然对自主创新创业充满渴望，但它们很少取得成功。

        迪拜，世界上最奢华的城市之一。它生长在沙漠里，开创了很多奇迹，但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旅游、购物、房地产和金融上。它们也想让前往迪拜的各国人才，像它们的政府那样充满想象和开拓精神，在这个沙漠城市积极创业创新。但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看重迪拜较低的行商成本，虽然很多高科技公司在迪拜驻扎，但是它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将创新成果传播到这个区域市场，而这些创新是在别的国家或地区实现的。迪拜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创新集群。

        前往迪拜的外来人才与这个地方只是一种交易关系，他们不能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共同努力打下基础然后有所创新。他们的情感所依和归属感在别处。这是阻挡集群充分发挥作用的最根本的障碍，也很可能是培养一个企业家型创新经济体的最大障碍。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各类高端人才集聚，但是上海却缺少本土创新型企业家。如果对比迪拜，不难发现，在上海，很多人才，也只是这里的客人。虽然他们可能才华出众，但由于缺少主人翁的感觉，他们无暇顾及自由的思考，无法体会落地生根的归属感，他们枉费了身上的才华，碌碌无为。

        中国各大城市的通病，是像叶公好龙般地对待真正的创业者。眼睛只盯住所谓的高端人才，如名牌大学毕业生、海归人士等。但实际上，最能利用好中国在创新创业上比较优势的，恰恰是中国本土产的人才。

        但这些草根人才根本不在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关照的行列。中国的城市管理者盯着已经功成名就的马云、马化腾、雷军、任正非等国内顶尖企业家，希望他们来自己的辖地投资、创新，但他们制定的制度实际上将未来的马云们阻挡在外。当潜在的草根创业者失去了大城市这个创业最好的平台时，他们也将凋零，与普通人无异。

        人才不是工具，而是城市的主人。当城市管理者把人才当做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工具，那么你看重的是人才身上已经具备的那点才能。当城市管理者把人才当成城市的主人，所谓的人才才能通过与这座城市紧密联系而产生才能升华。城市管理者唯有做到如此气度，才能发挥人才的最大潜力。

        可以想见，一个流落三四线城市的草根创业者，是不可能招募到名牌大学生和海归人员的。他们失去了互相成就对方的机会，正如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生马云与耶鲁大学毕业生蔡崇信曾经互相成就过的那样。

        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常常以建设了多少高新园区，引进了多少高新企业、科研院所作为其创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进展。实际上，迪拜的故事已经说明，如果高新企业不是从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那么它就不会真正属于这里。如果只是吸引高新企业入驻，而不是吸引外来人才在本地成功创业，那么这种做法只适合于建设服务中心，而不适合于做创新型城市。

        自我表达权、对新事物的宽容以及获得基本经济数据和政府信息的渠道，对于创业和投资文化的繁荣也是必需的。当人们能够跨越界限、颠覆社会规范、在经济体中制造动乱时才会产生变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催生激进的思想。能否容忍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否包容相当数量的失败者，是那些追求建设科创中心的城市管理者所需要认真考虑的。

        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德国的马普学会、美国贝尔实验室与IBM实验室的成功经验表明，充分尊重科学家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是创新成功所必须的。

        创新、技术实际上还受到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与道德理念等影响。比如，16-17世纪，阿拉伯地区和中国虽然都已经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观念等原因，致使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最终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生。

        中国政府在推动创新创业上的动作不可谓不大，但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政府设置了很多技术奖励，但这些官本位色彩浓厚的奖励实际上并没有对科技创新起到多少正面的激励，反而成为了滋生权力寻租、弄虚作假、急功近利与形式主义的温床。而这些反过来限制了中国研发人员的创新精神。

        实际上，对科研人员的最大激励，不是给他们设置奖励，而是给他们自由，给市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