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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片| 受害者采访凶手：演绎杀戮之后，沉默并未结束

赴地

2015-04-30 09: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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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坚持一直拿过去的事情找茬，那历史是会重演的”，当年的凶手如是说。

面对凶手的反应，阿迪陷入了沉默。

阿迪是一名印尼大屠杀的受害者，他采访了多位当年的凶手。

作为知名纪录片《杀戮演绎》的姐妹篇，《沉默之像》讲述了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直面当权的凶手、探求真相的故事，背景同样是1965印尼屠华事件。故事的主人公阿迪是一位受害者的弟弟，杀害哥哥的凶手就与他住在同一个村庄。他直接找到当年大屠杀的执行者，与他们进行面对面访谈式的对话。面对阿迪的提问，没有凶手承认自己当年的暴行，也没有为此感到后悔，甚至还告诉阿迪不要触及过去发生的暴力。2014年，纪录片获得威尼斯评委会大奖，但上映后却遭到印尼官方禁播。

《杀戮演绎》中，当年的杀戮者演示如何用铁丝杀人。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执导的纪录片《杀戮演绎》，于2012年上映，曾获得当年奥斯卡奖提名。影片的主角是一位大屠杀的执行者，他与他的朋友们接受导演的邀请，再次拿起了当年勒死人的铁丝，将当年的屠杀细节演绎出来。导演借杀戮者的视角，用夸张的舞台式的纪录方式讲述了历史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大屠杀的刽子手，他们如何把自己版本的故事强加在整个社会的认知上，是一部关于谎言和逃避的影片。

而最新的《沉默之像》，想要探寻的是，大屠杀对于幸存者的影响：幸存者们被强迫生活在恐惧与沉默中，经年累月，却不能表现出痛苦，这种境地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什么？对他们的思想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沉默之像》中没有英雄式的主角，也没有给予观众所期望的解答与希望，而只是提供一个沉默与反思的机会。

阿迪是一名验光师，出生在大屠杀之后。

导演Joshua认为，“《沉默之像》记录的是，在恐惧与谎言中生活的幸存者们的状态。有关大屠杀幸存者的影片，很容易落入制造英雄的俗套：一个民众所认同的主角被给予英雄的角色，以此给观众一种安心的感觉，使观众认为自己与行凶者并不是同一种人。然而，用英雄去‘包装’幸存者，让观众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这是一种对幸存者的侮辱，并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从暴行中幸存下来是怎样的体会，人生被大范围的暴力所毁灭是怎样的感受，由于恐惧而被迫保持沉默又是怎样的状态。为了避免落入这样的俗套，必须要探索‘沉默’这件事情本身。因此，对于《沉默之像》，我希望，是一首恐惧下的沉默的诗歌，是一首必须要打破沉默的诗歌。也许这部影片本身就是沉默的纪念碑，是一个警醒，提醒我们虽然人生需要继续，需要去思考其它的事情，但被毁坏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复原，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必须停下来，承认那些人曾被无理由的杀害。”

阿迪与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之一面对面地谈话。

拍摄互为补充的两部影片，《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从2003到2012年，Joshua一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2003年，Joshua被邀请拍摄印尼1965年大屠杀的受害者，接触到了阿迪和他的家人。“军队威胁我，不让我拍摄，但我认识的幸存者们都支持我，特别是第二部电影《沉默之像》的主角阿迪。一开始我害怕拍这些凶手，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快就了进入状态。我把拍摄素材给幸存者和人权组织看的时候，他们都鼓励我继续下去。幸存者说，拍摄他们自己是危险的，但是拍摄凶手们并不危险：‘如果你看到了凶手们的说话方式，你就立即可以理解到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拍摄他们‘。”

纪录片《杀戮演绎》上映后引发广泛关注。

阿迪特别明白这一点，因为他通过自己对行凶者面对面的采访去寻找答案。他出生在大屠杀之后，并没有亲自体验过屠杀的残暴，但成长在一个受到巨大创伤的家庭里，创伤的“后遗症”已经严重到他的家人，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跟他讲述，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凶手们说话的状态几乎就是一种“威胁的演绎”。他从行凶者们的回答里得到答案，也从他们的态度和表现里阅读到更加丰富的信息。

2003至2005年，Joshua拍摄了部分幸存者家庭以及凶手们。在拍摄过程中，他遇到了《杀戮演绎》的主角：被拍摄的第41位凶手。《沉默之像》的大部分内容是在2012年拍摄完成的，也正是《杀戮演绎》首映之前，Joshua说：“因为我知道，首映之后，我再不可能安全地在印尼进行拍摄了。”

在持续近10年的拍摄中，整个摄制组和受害者家庭都面临着现实的危险，因为当年的凶手们依然是国家的当权者。Joshua曾受到来自军队的威胁，而拍摄团队需要匿名以保证安全。对于阿迪来说，他的出镜对自身的安全也造成巨大的威胁，家人因此受到影响，搬到了印尼的其他地方。摄制组试图从各方面保护阿迪和他的家人，仍改变不了他们必须搬走的事实。

阿迪与母亲。

拍摄过程阻碍重重，导演Joshua回忆到，“在拍摄过程中阿迪不会带身份证件，这样政府不会在第一时间了解他的身份，然后对他的家人进行报复。同时，我们拍摄的时候会备两台车，如果有危险就换车逃跑。我们的东西都是打包起来的，准备随时撤离。当我们采访很高级别的官员时，都尽量使用丹麦的团队，我们担心给本地团队惹上麻烦。除此之外，电话里除了各领事馆的电话，什么号码都没存，就是为了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拨号求救。有一次，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的一家人，当着我的面撒谎，推翻他们之前承认的杀戮实情。我是真的很生气，结果就给他们看我之前留下的他们的老片断，他们也很愤怒，说要打电话叫警察，我一把夺过电话，说：‘要叫警察可以，我们得先离开’。”

最终，摄制组平安离开了印尼，Joshua解释了原因：“首先，地区的官员以为我和国家的高层有良好的关系，所以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其次是因为阿迪人真的很好，他提问的时候很平和，并没有任何谴责的意思。”

“这些都是印尼社会的现实，我们的希望是影片的播出能改变以上的现实。”在第一部影片《杀戮演绎》被提名奥斯卡奖以后，印尼政府发了公开声明，承认1965年大屠杀是个错误，尽管并没有更深层次的道歉，至少与之前政府逃避的状态已经大有改观。

Joshua的愿望终将实现，而沉默终将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