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企业︱远东最大的酒精厂是如何陨落的

吴敏超

2015-07-03 12: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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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
黄浦江畔,世博园内,矗立着一幢橙黄色的厂房,沧桑而古朴。不远处,有一片同样色系与风格的别墅群。
80年前的暖春之日,中国酒精厂的盛大开业典礼在这里举行。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亲临上海,主持仪式。国民政府元老林森、于右任,政要孙科、何应钦、陈立夫等纷纷题词祝贺。投资方代表黄宗孝、上海工商界名人刘鸿生等3000余人参加典礼,共同见证了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在浦东诞生。
位于上海世博园内的中国酒精厂厂房
中国酒精厂的成立,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创建了中国的新式酒精工业,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一步到位,实现酒精业的飞跃式发展。酒精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此前大多输自国外,每年的进口达500万加仑。中国酒精厂刚投产时的年产量便达260万加仑,并且预留出了扩充生产的硬件。出产的酒精纯度为96%-97%,与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酒精纯度相当。酒精厂产量与质量的齐头并进,归因于技术人员、机器设备与经营管理的完美结合。工厂聘请的技术人员,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騊声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即被高薪聘为总化学师。厂方还为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陈騊声居住的别墅,便位于今天上海世博洲际酒店的别墅群内。
第二,开辟了国民政府与华侨合作投资的良好范例。1927-1937年,被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经济领域确有上佳表现。中国酒精厂的出资方——黄仲涵总公司,是二战前东南亚地区华人拥有的第一个和最大的财团企业。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拥有的资产,达十五亿荷盾,雄踞世界大富豪榜第13位。公司主要经营糖业,还包括贸易、航运、银行等业,黄仲涵被誉为“爪哇糖王”。1924年黄仲涵逝世后,其子黄宗孝成为黄氏家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1930年代,黄宗孝开始投资国内实业,中国酒精厂便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中国酒精厂的股份,实业部占10%,黄氏家族及其他股东占90%。
黄宗孝任命亲信黄江泉担任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黄江泉精明强干,与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早年在德国认识,曾同窗数载、情谊深厚。在朱家骅的提携照拂下,与国内工商界素无渊源的黄江泉,得以兼任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短短几年内俨然成为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这对中国酒精厂的顺利发展,及黄氏家族在上海、厦门、天津等地扩大商贸活动,无疑有促进作用。不过,正当黄氏家族意欲在祖国大展宏图之际,抗战爆发了。
爪哇糖王、侨商黄氏家族成员:黄宗孝、黄江泉
商人的两难:保全气节,还是保障利益?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中国酒精厂因临近浦东前线,被迫停工,大部分机器被陆续运至法租界,托用外商名义暂存。9月13日下午,日机飞至中国酒精厂所在的白莲泾地区狂轰滥炸,前后投弹十三枚。所幸多数炮弹落在附近田野内,酒精厂所受损失较小。
面对战事风云,厂方不得不做出抉择。1938年10月,黄宗孝将黄江泉、厂长汤祥贤等招至香港,共同协商应对之策。当时讨论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将酒精厂迁至川滇两省,二是迁至上海法租界,三是改名为大陆酒精厂,由黄氏家族旗下大阪分公司的经理大桥龟次郎负责经营。经过详细商讨,厂方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12月下旬,两名日本人来公司悬挂日旗,并在大门口钉上木板,上书“大陆酒精厂”和“军中管理”,其时黄宗孝正在上海。朱家骅写信给黄宗孝,提出考虑到黄宗孝的地位与名誉,应尽量避免与日本人交往。为免生枝节,黄宗孝最好离沪返回南洋。不久后,黄宗孝即离开上海,黄江泉也携带家眷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黄氏家族而言是一个大转折——上海再没有租界的保护,黄氏企业在中国方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沦陷,印尼也于1942年春被日本占领,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威胁。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时,黄江泉恰在上海处理业务,其家属则在香港。朱家骅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焦急万分,在一个星期内连发数电,令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吴开先,派遣精通英语的适当人员,陪伴黄江泉设法经过沦陷区速来重庆。
吴开先奉命后,于1942年2月终于找到机会,与黄江泉秘密晤面。随后吴开先向朱家骅汇报:黄江泉同意待香港眷属来沪后,一齐经沦陷区前往重庆。朱家骅在复电中请吴开先转告黄江泉,孔祥熙因要发展糖业,希望得到黄江泉的帮助,暗示黄江泉到重庆后仍大有用武之地。朱家骅明白,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日方不会轻易放过黄江泉。若他与日方合作,则失去民族气节,若反抗,则有性命之忧。而黄江泉需决定等香港的眷属到上海后再做定夺,确有亲情方面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在此时完全放弃中国酒精厂。
朱家骅,国民政府政要,历任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
事实上,日方对中国酒精厂进行军事管理后,曾多次与黄江泉接触,希望合作办厂,但黄江泉一直不能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直到1942年10月,双方终于谈拢,并得到汪伪政府和日本当局的认可,欲成立中日合办的大陆酒精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中,中方占51%的股权,日方占49%。董事会主席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则双方各占一半。由此可见,黄江泉滞留上海要竭力争取的,是中方在酒精厂中的优势地位。
但是到了1943年6月,日方突然提出鉴于军事需要,由日本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府出面购买酒精厂,完全无视此前达成的中日双方合办协议。黄江泉急忙向时任上海市伪市长的陈公博求救,表示不同意售卖酒精厂。陈公博即派下属卢祺文到海军武官府商谈,日方回答:此事已经决定,不容洽商。1944年3月14日,《申报》刊出报道:黄江泉将中国酒精厂献纳给日本人。可想而知,黄是被迫为之。此后,酒精厂购自英国的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有的机器在运输途中被盟军炸沉大海。战前辉煌一时的中国酒精厂,就这样陨落于战争硝烟中。
“大义所在,良心何安?”
黄江泉对于围绕酒精厂与日方的接触,也向朱家骅有所解释。由于此前的联络人吴开先被捕,黄江泉只好委托去重庆的华侨友人向朱家骅传递口信,大意是中国酒精厂被日军强行管理,现正借口拖延开工。日方指派他担任上海华侨商务会长,每月勒令垫捐数万元。他虽不愿附逆,但一时也无更好办法。朱家骅一面写信给国民党上海党部新的负责人吴绍澍,请其设法帮助黄江泉离沪赴渝,一面给黄江泉写信,分析战争局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知兄亦有无由摆脱之苦,但此事万不可为,敌我深仇,绝无苟全之理,大义所在,良心何安?且将来何以自解。立即设法离沪内来,以全名节。”可见,作为国民政府高层的朱家骅,在抗战大背景下强调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高于一切。
不过,恰在黄江泉捎给朱家骅口信的1943年2月和朱家骅复信的3月,黄江泉参加了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招待工商界人士的茶会,并出任“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监事。商统会是汪伪政府统治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商业组织,首脑多是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黄江泉在1942年7月到1943年春这段时间,较为频繁地与汪伪政府当局接触。这与他和日方在1942年10月谈妥条件成立新的公司,是同步的。
朱家骅查知黄江泉的上述活动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向黄江泉说明利害关系:商人虽与官吏不同,但此次系全民抗战,若因自己事业关系贪图目前利益,不顾大体,必至身败名裂。朱家骅在此提出了商人在抗战特殊时期如何自处的问题,即民族立场较之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如黄江泉继续与日人、汪伪政府产生瓜葛,后果将完全由其自负。
恰在朱家骅对黄江泉颇为不满时,日本完全抛弃此前订立的中日合办酒精公司的协议,欲强买酒精厂。1944年春,黄江泉致电朱家骅,说明酒精厂已被迫全部移交,听任日方处置,现在他希望能够尽快到重庆去。确实,既然中国酒精厂不能保住,他留在上海已毫无意义。不过由于通讯不畅及黄江泉生病等原因,他滞留上海,直到1946年初赴美治病,不久后在美国病逝。
中国酒精厂管理人员宿舍
爱国华侨为什么突然不爱国了?
抗战时期风云变幻,黄江泉一直怀有维持中国酒精厂业务的强烈愿望。为此,他在1942年后与日本、汪伪当局虚与委蛇,参加了一些官方掌控下的民间商业组织,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上有所亏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方和汪伪政府从统治策略考虑,倾向于主动寻找这些有一定经济影响力的人,使社会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对比黄江泉1942-1945年在上海担任的商会、糖业公会方面的职务,事实上与1935-1937年有很大的继承性与相关性。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运行角度言,他在其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中国酒精厂开幕纪念册,1935年版
分析黄江泉、黄宗孝在抗战前后的活动,我们需要超越既有的单一思维模式。抗战爆发前黄氏家族投资国内,并响应号召,捐款购机,获得一片赞扬之声,个人声誉大增。战争前期,黄宗孝因在南洋地区帮助推行救国公债和筹募抗战捐款而获得肯定。所以,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被誉为爱国华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当他们身陷日占区时,人们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他们与日本人有瓜葛吗?如果他们通敌了,自然就不再是爱国华侨,而要冠以汉奸之名,人人得而诛之了。问题是,爱国华侨为什么突然不爱国了?他们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认知仅限于停留在贴一个爱国或是汉奸的标签,就可以止步了吗?
进而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商人与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时期,如何协调民族大义与自身事业之间的关系?这恐怕还是要深入考察他们是怎样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即需要对他们做出选择时的背景予以解读。
如黄江泉,为黄氏家族掌门人黄宗孝所信任,负有保护中国国内投资事业的责任。中国酒精厂的预定投资是150万元,后来的实际总投资达225万元,从建成到抗战爆发仅两年时间,还远未收回成本。抗战初期黄宗孝离开中国回到印尼后,黄江泉将家眷安排在相对安全的香港,自己往来于上海、香港两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朱家骅从政治角度、民族大义出发多次安排黄江泉赴渝。但从黄江泉个人言,他若完全抛下上海产业、避走重庆,日后又如何面对酒精厂的最高负责人黄宗孝?他选择与日方有所合作,所争取的还是黄氏家族与其他股东在中国酒精厂的主导地位。当意图与结果完全背道而驰时,可以发现他在1944年写给朱家骅的电报中是多么痛苦与颓唐。这也表明黄江泉作为一名商人,虽有朱家骅屡次来信提醒,但对日本的最终企图与汪伪政府的无能为力还是估计不足。黄江泉于战争结束时染病并很快逝世,或与这些经历与打击有关。
战争是对企业家的一种特殊考验。黄氏家族于战前投资国内实业,也曾踌躇满志,也曾春风得意。一旦抗战爆发,瞬间面临艰难抉择:民族大义与企业利益,孰先孰后?何去何从?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力求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叙述,展现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时,隐约之间最触人心怀的,还是大时代中的生存真实与人物命运。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酒精厂,抗战,朱家骅,黄宗孝,刘鸿生,黄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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