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企业︱远东最大的酒精厂是如何陨落的

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

黄浦江畔，世博园内，矗立着一幢橙黄色的厂房，沧桑而古朴。不远处，有一片同样色系与风格的别墅群。

80年前的暖春之日，中国酒精厂的盛大开业典礼在这里举行。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亲临上海，主持仪式。国民政府元老林森、于右任，政要孙科、何应钦、陈立夫等纷纷题词祝贺。投资方代表黄宗孝、上海工商界名人刘鸿生等3000余人参加典礼，共同见证了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在浦东诞生。

中国酒精厂的成立，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创建了中国的新式酒精工业，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一步到位，实现酒精业的飞跃式发展。酒精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此前大多输自国外，每年的进口达500万加仑。中国酒精厂刚投产时的年产量便达260万加仑，并且预留出了扩充生产的硬件。出产的酒精纯度为96%-97%，与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酒精纯度相当。酒精厂产量与质量的齐头并进，归因于技术人员、机器设备与经营管理的完美结合。工厂聘请的技术人员，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騊声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即被高薪聘为总化学师。厂方还为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陈騊声居住的别墅，便位于今天上海世博洲际酒店的别墅群内。

第二，开辟了国民政府与华侨合作投资的良好范例。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确有上佳表现。中国酒精厂的出资方——黄仲涵总公司，是二战前东南亚地区华人拥有的第一个和最大的财团企业。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拥有的资产，达十五亿荷盾，雄踞世界大富豪榜第13位。公司主要经营糖业，还包括贸易、航运、银行等业，黄仲涵被誉为“爪哇糖王”。1924年黄仲涵逝世后，其子黄宗孝成为黄氏家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1930年代，黄宗孝开始投资国内实业，中国酒精厂便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中国酒精厂的股份，实业部占10%，黄氏家族及其他股东占90%。

黄宗孝任命亲信黄江泉担任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黄江泉精明强干，与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早年在德国认识，曾同窗数载、情谊深厚。在朱家骅的提携照拂下，与国内工商界素无渊源的黄江泉，得以兼任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短短几年内俨然成为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这对中国酒精厂的顺利发展，及黄氏家族在上海、厦门、天津等地扩大商贸活动，无疑有促进作用。不过，正当黄氏家族意欲在祖国大展宏图之际，抗战爆发了。

商人的两难：保全气节，还是保障利益？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中国酒精厂因临近浦东前线，被迫停工，大部分机器被陆续运至法租界，托用外商名义暂存。9月13日下午，日机飞至中国酒精厂所在的白莲泾地区狂轰滥炸，前后投弹十三枚。所幸多数炮弹落在附近田野内，酒精厂所受损失较小。

面对战事风云，厂方不得不做出抉择。1938年10月，黄宗孝将黄江泉、厂长汤祥贤等招至香港，共同协商应对之策。当时讨论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将酒精厂迁至川滇两省，二是迁至上海法租界，三是改名为大陆酒精厂，由黄氏家族旗下大阪分公司的经理大桥龟次郎负责经营。经过详细商讨，厂方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12月下旬，两名日本人来公司悬挂日旗，并在大门口钉上木板，上书“大陆酒精厂”和“军中管理”，其时黄宗孝正在上海。朱家骅写信给黄宗孝，提出考虑到黄宗孝的地位与名誉，应尽量避免与日本人交往。为免生枝节，黄宗孝最好离沪返回南洋。不久后，黄宗孝即离开上海，黄江泉也携带家眷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黄氏家族而言是一个大转折——上海再没有租界的保护，黄氏企业在中国方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沦陷，印尼也于1942年春被日本占领，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威胁。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时，黄江泉恰在上海处理业务，其家属则在香港。朱家骅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焦急万分，在一个星期内连发数电，令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吴开先，派遣精通英语的适当人员，陪伴黄江泉设法经过沦陷区速来重庆。

吴开先奉命后，于1942年2月终于找到机会，与黄江泉秘密晤面。随后吴开先向朱家骅汇报：黄江泉同意待香港眷属来沪后，一齐经沦陷区前往重庆。朱家骅在复电中请吴开先转告黄江泉，孔祥熙因要发展糖业，希望得到黄江泉的帮助，暗示黄江泉到重庆后仍大有用武之地。朱家骅明白，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日方不会轻易放过黄江泉。若他与日方合作，则失去民族气节，若反抗，则有性命之忧。而黄江泉需决定等香港的眷属到上海后再做定夺，确有亲情方面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在此时完全放弃中国酒精厂。

事实上，日方对中国酒精厂进行军事管理后，曾多次与黄江泉接触，希望合作办厂，但黄江泉一直不能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直到1942年10月，双方终于谈拢，并得到汪伪政府和日本当局的认可，欲成立中日合办的大陆酒精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中，中方占51%的股权，日方占49%。董事会主席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则双方各占一半。由此可见，黄江泉滞留上海要竭力争取的，是中方在酒精厂中的优势地位。

但是到了1943年6月，日方突然提出鉴于军事需要，由日本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府出面购买酒精厂，完全无视此前达成的中日双方合办协议。黄江泉急忙向时任上海市伪市长的陈公博求救，表示不同意售卖酒精厂。陈公博即派下属卢祺文到海军武官府商谈，日方回答：此事已经决定，不容洽商。1944年3月14日，《申报》刊出报道：黄江泉将中国酒精厂献纳给日本人。可想而知，黄是被迫为之。此后，酒精厂购自英国的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有的机器在运输途中被盟军炸沉大海。战前辉煌一时的中国酒精厂，就这样陨落于战争硝烟中。

“大义所在，良心何安？”

黄江泉对于围绕酒精厂与日方的接触，也向朱家骅有所解释。由于此前的联络人吴开先被捕，黄江泉只好委托去重庆的华侨友人向朱家骅传递口信，大意是中国酒精厂被日军强行管理，现正借口拖延开工。日方指派他担任上海华侨商务会长，每月勒令垫捐数万元。他虽不愿附逆，但一时也无更好办法。朱家骅一面写信给国民党上海党部新的负责人吴绍澍，请其设法帮助黄江泉离沪赴渝，一面给黄江泉写信，分析战争局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知兄亦有无由摆脱之苦，但此事万不可为，敌我深仇，绝无苟全之理，大义所在，良心何安？且将来何以自解。立即设法离沪内来，以全名节。”可见，作为国民政府高层的朱家骅，在抗战大背景下强调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高于一切。

不过，恰在黄江泉捎给朱家骅口信的1943年2月和朱家骅复信的3月，黄江泉参加了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招待工商界人士的茶会，并出任“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监事。商统会是汪伪政府统治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商业组织，首脑多是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黄江泉在1942年7月到1943年春这段时间，较为频繁地与汪伪政府当局接触。这与他和日方在1942年10月谈妥条件成立新的公司，是同步的。

朱家骅查知黄江泉的上述活动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向黄江泉说明利害关系：商人虽与官吏不同，但此次系全民抗战，若因自己事业关系贪图目前利益，不顾大体，必至身败名裂。朱家骅在此提出了商人在抗战特殊时期如何自处的问题，即民族立场较之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如黄江泉继续与日人、汪伪政府产生瓜葛，后果将完全由其自负。

恰在朱家骅对黄江泉颇为不满时，日本完全抛弃此前订立的中日合办酒精公司的协议，欲强买酒精厂。1944年春，黄江泉致电朱家骅，说明酒精厂已被迫全部移交，听任日方处置，现在他希望能够尽快到重庆去。确实，既然中国酒精厂不能保住，他留在上海已毫无意义。不过由于通讯不畅及黄江泉生病等原因，他滞留上海，直到1946年初赴美治病，不久后在美国病逝。

爱国华侨为什么突然不爱国了？

抗战时期风云变幻，黄江泉一直怀有维持中国酒精厂业务的强烈愿望。为此，他在1942年后与日本、汪伪当局虚与委蛇，参加了一些官方掌控下的民间商业组织，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上有所亏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方和汪伪政府从统治策略考虑，倾向于主动寻找这些有一定经济影响力的人，使社会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对比黄江泉1942-1945年在上海担任的商会、糖业公会方面的职务，事实上与1935-1937年有很大的继承性与相关性。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运行角度言，他在其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分析黄江泉、黄宗孝在抗战前后的活动，我们需要超越既有的单一思维模式。抗战爆发前黄氏家族投资国内，并响应号召，捐款购机，获得一片赞扬之声，个人声誉大增。战争前期，黄宗孝因在南洋地区帮助推行救国公债和筹募抗战捐款而获得肯定。所以，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被誉为爱国华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当他们身陷日占区时，人们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他们与日本人有瓜葛吗？如果他们通敌了，自然就不再是爱国华侨，而要冠以汉奸之名，人人得而诛之了。问题是，爱国华侨为什么突然不爱国了？他们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认知仅限于停留在贴一个爱国或是汉奸的标签，就可以止步了吗？

进而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商人与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时期，如何协调民族大义与自身事业之间的关系？这恐怕还是要深入考察他们是怎样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即需要对他们做出选择时的背景予以解读。

如黄江泉，为黄氏家族掌门人黄宗孝所信任，负有保护中国国内投资事业的责任。中国酒精厂的预定投资是150万元，后来的实际总投资达225万元，从建成到抗战爆发仅两年时间，还远未收回成本。抗战初期黄宗孝离开中国回到印尼后，黄江泉将家眷安排在相对安全的香港，自己往来于上海、香港两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朱家骅从政治角度、民族大义出发多次安排黄江泉赴渝。但从黄江泉个人言，他若完全抛下上海产业、避走重庆，日后又如何面对酒精厂的最高负责人黄宗孝？他选择与日方有所合作，所争取的还是黄氏家族与其他股东在中国酒精厂的主导地位。当意图与结果完全背道而驰时，可以发现他在1944年写给朱家骅的电报中是多么痛苦与颓唐。这也表明黄江泉作为一名商人，虽有朱家骅屡次来信提醒，但对日本的最终企图与汪伪政府的无能为力还是估计不足。黄江泉于战争结束时染病并很快逝世，或与这些经历与打击有关。

战争是对企业家的一种特殊考验。黄氏家族于战前投资国内实业，也曾踌躇满志，也曾春风得意。一旦抗战爆发，瞬间面临艰难抉择：民族大义与企业利益，孰先孰后？何去何从？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力求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叙述，展现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时，隐约之间最触人心怀的，还是大时代中的生存真实与人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