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又逢五四，与京沪港三地青年谈思想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机关报《北大青年》制作了一期专题，纪念《新青年》杂志创刊百年：“《新青年》不只是一个名字，它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啼声，是新文化运动的序曲，它也是旷日持久的论争，是中国走向何处的疑问。……100年前的新青年们都已谢幕，但青年之精神永远不死。”这期由北京大学人文学学院各专业一、二年级本科生制作的专题，专访了王奇生、王中江、杨琥、干春松等学者，学者们认为，作为其时最激进思想载体的《新青年》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空间，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做出了各类指向。

        根据王奇生教授的介绍，《新青年》的论题涉及广泛，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庭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其在思想光谱上的广泛性，并非简单的“民主与科学”。而今日被认为是《新青年》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源于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两段名言之所以被不断征引，与其归因于其见解精辟，倒不如说，《新青年》所涉及的众多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除了 “民主与科学”外，再找不到共同的旗帜；而《新青年》创刊之时，民主与科学也已树立起其神圣性，陈独秀也欲以其作为刊物立场的后盾。

        在百年前的中国，《新青年》采取的是一种激进的态度。根据王中江教授介绍，《新青年》的外文刊名用的是法文，选择的也是法国激进的启蒙道路。随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思想的变化，《新青年》自身也由宣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转变为宣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王奇生认为，《新青年》的思想路径是动态和变化的，各种思潮都在不断加入，并且越来越激进。胡适所引尼采的“重新估量一切价值”更能代表《新青年》。此外，《新青年》的名望大涨与传播策略也有关系，不仅直接打出广告说是“当今中国最激进的刊物”，还擅于提出“反孔”“文学革命”两个对读书界冲击很大的话题，引起的反对声越大，杂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干春松则说：“《新青年》中许多文章激情胜于学理，但其价值在于对时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达了时代的心声，打动了当时的青年。此外，《新青年》还为此后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多种指向。《新青年》的分化给中国准备了不同的道路。《新青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实践，其实是新青年人士把自己的理想落实的过程。”

        5月2日下午，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走入复旦，与在场的一百余名两岸青年交流。在演讲中，朱立伦发问：是不是市场经济一定代表着大家的幸福？其后，他引用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经济成长不一定代表全民幸福，经济成长可能造成社会严重贫富差距。认为这是21世纪全球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

        朱立伦呼吁青年应具有公义与公益这两种精神， "公义"是公平正义，"公益"是利他精神。并提出志工（义工）服务社会的互助体系，是这两种精神在台湾社会的体现。他更寄语上海高校的年轻人，认识到自身比别人获得更多机会和教育，就应为社会付出更多地责任。“简单地说我相信未来20年，我们不是只是拼经济而已，我们不是从成长到繁荣，我们所有年轻的同学，我们希望一个更“公益”、“公义”的社会。”“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不是只是独善其身，我们希望“天下有公”，我们共同为了一个公益的社会而努力。”

        在讨论中，有复旦大学学生向朱立伦提问，如何看待国民党对台湾青年吸引力下降的问题。朱立伦认为，一方面是国民党更重视文宣上与青年朋友的沟通。但他更强调，国民党在过去在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太过重视成长和繁荣，而忽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对刚进入社会的年轻朋友来说是不公平的。目前国民党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做出改善。

        此外，朱立伦还举例台湾于5月1日刚刚通过的《公司法》修订，认为这也是台湾克服贫富差距，提倡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本来如果按照市场经济，按照私有市场的想法，一个公司挣的钱老板和股东会拿到股份，这是自然而然的。有的公司甚至也讲，员工的薪资不会少于股东和老板。这是个理想的状况，但还是必须要诉诸比较严格的规范，通过法律的规范，让这些公司给员工加薪。”        

        4月下旬，香港香港大学副校长何立仁公开表示，期望由2022年起，所有港大学生需到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各参与最少一次交流计划。当时即有在场学生表明不愿意前往中国大陆交流的态度，何立仁则称：“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KU”（如果你不想去大陆，不要来港大）。其后此事在港大校内扩大，校学生会发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424名在校学生中，表示愿意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交流的学生占96.7%，而不愿到大陆交流的学生占多数。其后何立仁就事件道歉，愿意正式收回言论。

        5月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撰文《“不想去”大陆的背后》一文，认为何立仁校长讲的是“硬道理”。在香港亟需增进对中国大陆了解、强化港大优势的大背景下，港大学生如果不能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视野，会削弱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周兆呈评论：情急之下的语言，潜意识里也大概流露出校长自己对当下陆港关系和年轻学子情绪的急切与不满。

        周文进一步称：“香港年轻一代现今“不想去大陆”的焦虑和不安，可以被视作中国与大陆以外的华人彼此互视的巨大图景开始变化的映射。”中国过去对于海外华人的重视、依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然而如今在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早已四处开花的情况下，香港及更大范围的海外华人在经济上已并不占据特别的优势，而政治上自外向内的输入更是早已经不可能。周文称，目前是五百年来中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对海外华人依赖程度最低的时期，而在中国开始向外输出经济能量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可能扮演新的角色。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香港在以祖国大陆为中心的区域发展中已丧失以往优势。香港大学作为香港本地最优秀青年就读的高校，其青年学子本应担负起两地交流与来往的领军角色，毕竟，两地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需建立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之上。但部分香港精英高校学子对于了解大陆的消极态度，似乎意味着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还需要双方的更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