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世界那么大，小企业为什么不想做大？

        老李，一个长得比当地人都要高大的南方人，也是一位地道的民营企业家。毕业十年，老李已经从劳累的“创业资本家”，变成了“有钱又有闲阶层”的一员。每每同学小聚，都有他的身影出现。我长期在香港工作。这次小聚的因缘，是老李到香港来买保险。

        买保险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据说是：保险在法律上并不认定为资产，即使企业破产，法院判决也不会剥夺老板名下的保险。据老李介绍，他周边的老板大多把20%左右的资产配置到了保险。这次老李来香港，也约了几家全球知名的保险公司，准备为自己和家人都买点保险。

        十年前离开学校，以白手起家、搏击商海，如今老李的资产已超过2000万。而十年以来，我还是个学术民工，不过同时也混迹于北京和香港的政商两届，也算见过一些世面。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我还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老李对整个经济运行和行业发展的洞察力，以及对企业管理的老练。他的很多见地对我也颇有启发，作为老同学，真心期待他的企业能继续做大。

        可是我的直觉错了，老李并没有打算把企业做大，甚至是真的害怕把企业做大。这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想为。

        以税收问题为例，老李骨子里并不想逃税。但是，按照目前的“行规”，企业的税收每年都要保持稳定增长：正常年份不能增长太快，困难年份也不能表现太差。不然，企业会被税务部门稽查，而且产品销售也会遇到问题。所以，每年的税都是精心“做”出来的，老李的爱人兼着企业会计，她说每年“做”多少税是一种艺术！但问题也来了，“做”出来的税也是悬在企业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顺应规则，税务部门随时可以审查，企业家分分钟都有被收拾的可能。而且越是做大的企业，就越容易在这方面引起注意，“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做企业的来说，不可能不与政府打交道。但是老李认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也存在一个中庸之道，走得太近和太远都是危险的！

        走得越近，相关部门的手就伸得越长。这十年，他见过很多与政府部门走得近的企业，虽然得到了额外的照顾，但也付出了相应的成本，成为替有关部门埋单的专业户。算笔总账下来，不知道是得到的多还是付出的多；更何况，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大老虎”也必然波及到“大老板”。而与政府走得太远，不仅企业发展的必要资源得不到，甚至在行政执法等方面还会遇到不公平待遇。

        关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马云曾告诫“钱和权千万不要混在一起”；俞敏洪也说“新东方没有靠权贵资本赚过一分钱”；而王石则大声地说万科从来没有行过贿。这些企业都生存得很好。但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那么长袖善舞。在企业家个人天赋有限的情况下，老李的经验是，干脆就保持企业规模的不大不小，然后在争取合法利益的同时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他就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当然，每个人的追求不同。不过老李的想法，在新生代企业家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实际上不仅中小企业如此，上市公司的政企关联更为密切。国有企业自不必提，2012年的数据显示，民营制造业上市企业中，高管和实际控制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司比例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公司比例高达42%。*

        然而这种政治关联现象也并非中国独有。2006年，美国普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拉•法西欧(Mara Faccio)对47个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发达经济体。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的政治关联现象。这类企业的平均占比为7.72%。不过，她的结果也显示：政治监管越严格的国家，政治关联的企业就越少。

        十八大以来政府着力整顿吏治，中国的情况也在发生积极变化。在2013年10月到2014年7月期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229人次。

        大环境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老李的想法是否有变化？当地腐败官员落马的时候，大老板的悲惨结局历历在目；而税收这类的暗规则，也尚未发生改变。想到这里，老李无奈的说，还是接着做中庸企业吧。

        *数据来源是：杨其静，《政治关联与企业家腐败》，《财经》，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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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老邪系“三个学术民工”特邀嘉宾。“三个学术民工”专栏由徐奇渊、李晓琴、杨盼盼倒班为您特供。专栏主要生产全球价值链的科普文章，也顺带打磨世界经济热点。希望用谈风月的心情谈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