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书记市长晋升之路：14人出身团干，基层履历丰富

        2015年2月，“70后”孙爱军晋升菏泽市委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市委书记。据《决策》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3月份，在全国332个地级行政区中，有23个“70后”党政一把手，占总数的7%，分布于16个省份。

        地级市党政主官在领导干部梯队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地市主官既要吃透上级精神，落实上级部署，又要面对复杂多样的基层问题，决策水平、战略思维、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都将得到极大锻炼与提升。

        如此年轻就在地市主官的岗位上锻炼，这批“70后”有哪些晋升渠道?据《决策》梳理，这23人中团干有14个，机关内逐级晋升者有4人，由国企“一把手”转任的有3人，另有中办秘书局出身的2人。

        不同的路径，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曾经的“60后”同级相比较，“70后”地市主官群体在晋升之路上又有哪些特点?

团干中的“非典型”

        2011年，39岁的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孙爱军转任菏泽市委副书记，4年间，完成了从副市长到市长再到市委书记的晋升。孙爱军之外的其余13个团干，无一例外都是在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位置上转任地市级党政领导。团干中另一个市(地)委书记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余下12人均任政府正职，这12个城市分别是莱芜、淮南、湘西自治州、咸宁、乐山、揭阳、玉溪、黔东南州、毕节、黑河、本溪、嘉峪关。

        虽然这14人都担任过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但在任职团省委之前的履历却有不同。其中，除了刘剑、毕节市长陈昌旭、本溪市长高宏彬，其余11人都是从参加工作伊始就在团系统任职，在团系统内逐级晋升至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决策》记者梳理发现，后者主政的地市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压力相对较大，组织部门把这些团干精英放到欠发达地区任职，对其施政能力是非常好的锻炼。

        而刘剑、陈昌旭、高宏彬3人，在担任团省委领导之前分别有10年、13年、10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陈昌旭、高宏彬在进入团系统之前都担任过乡镇长和县长，而刘剑在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之前，先后在国家林业投资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北京西城区多个基层岗位摸爬滚打了10年。与丰富的基层履历相对应，三人在团干群体中较为耀眼，刘剑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旭主政的毕节是贵州第三大城市、贵州“金三角”之一;高宏彬主政的本溪市则是重工业基地、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

        在县级官员越来越受到高层重视的新形势下，有过主政一方经历的官员在仕途上无疑被看好。在这14个团干群体中，只有陈昌旭一人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在晋升团省委之前，还担任过正安县县长。他在任团省委书记4年后，以正厅级的身份任瓮安县委书记一职。彼时，瓮安在“6.28”群体性事件后，虽经历过3年的整顿治理，但依然问题重重。陈昌旭到任后，以转变工作作风、弥补民生欠账、创新社会管理和力促科学发展为抓手，实现了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的转变。

        陈昌旭还被称为“无中生有式”干部，在共青团贵州省委和瓮安皆因富有开拓创新精神被外界看好。他在团省委期间倡导的“春晖行动”也在全国引起反响，任职瓮安期间成功依托区划调整，拓展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化布局，成为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强省战略的一个地方样本。

        除了团系统，另一个渠道是中办秘书局，地市“70后”主官有2人出自中办秘书局，分别是浙江最年轻的市委书记——衢州市委书记陈新，和目前最年轻的70后地方主官——生于1975年的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

        对于秘书局干部而言，其在中办的仕途晋升会遇到瓶颈，一旦在秘书局做到厅级干部基本都要外调。秘书局的厅级干部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管理岗位的厅局级干部，即秘书局局长、副局长，另一类则是具有厅局级级别的秘书。郄英才属于前者，在中办秘书局副局长的位置上外放随州，而陈新属于后者。

        陈新曾任中央办公厅正局级秘书，2008年走出中办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此后，陈新留任宁波并担任政法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等职。2012年5月，陈新晋升衢州市委书记，成为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

        与中央部门和团干出身的“70后”地市主官相比较，机关内逐级晋升和国企“一把手”转任地方者则是拾级而上，各层级履历相对较为完备。与丰富的履历相对应，拾级而上者中出现了不少政坛新秀，其中有这23个地级行政区中经济最发达的常州市市长费高云、唯一的省会城市市长周红波和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市长周海兵。

拾级而上的仕途精英

        作为江苏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费高云起步于乡镇，在20年时间里，先后在邗江、仪征、南通、常州4地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基层履历极为完备。作为选调生的优秀代表，费高云曾被邀请到江苏省委党校为年轻选调生做报告。

        2000年11月，29岁的费高云从乡长的位置上晋升县级市仪征市副市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县官生涯，37岁时升任仪征市委书记，成为当时江苏最年轻的县委书记。2011年8月，费高云升任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通州区委书记。2012年10月，南通启东排海工程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费高云临危受命兼任启东市委书记，全程负责处理此事。费高云以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身份同时兼任两个区县的书记，在江苏政坛极为罕见，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安排，但也证明了费高云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

        此外，南通市通州区是江苏近10年来首个县改区的地方，这一过程有3年过渡期，费高云主政期间顺利完成这一过渡，为以后江苏多个省辖市市区扩容带来经验。

        南宁市长周红波1992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广西农业系统的植保总站工作，在基层摸爬滚打10年后，进入自治区农业厅工作，后在农业厅人事处处长的位置上晋升南宁市副市长;因工作能力突出，升任南宁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11年40岁时担任南宁市长，成为当时也是目前唯一的70后省会主官。

        对于周红波出任南宁市市长，当地政坛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八个字来形容。说意料之外，指的是南宁市长的重要性，按理来说，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正厅级干部来担任。说情理之中，从自治区让他出任南宁市委副书记兼宾阳县委书记一职就可看出组织上的锻炼意图与厚望。周红波曾在宾阳县开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试点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这为周红波赢得了民心。宾阳当地舆论评价：“周书记在宾阳期间，人民安居乐业。”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一名官员最大的认可。

        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是唯一的非团干、非中办秘书局出身的70后市委书记，曾经创造多个第一：2008年8月，38岁即出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是全国第一个70后省级政府部门主官;2011年12月，中组部推进干部跨省交流，刘捷交流赴新余市任职，2012年2月当选为新余市市长，系当年江西11个设区市中最年轻市长，而且新余还是江西人均GDP最高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级市;一年半后任新余市委书记，又成为江西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刘捷在出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之前，曾在湘潭钢铁集团工作长达16年之久，从一线技术员逐级晋升至集团总经理。

        2014年初，新余率先在江西试水公车改革。强力推行公车改革，是刘捷任市委书记不到半年后的“第一把火”。在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开放日上，刘捷介绍说，经过一年试点，2014年新余市公车购置和运行费同比上年减少3058万元，下降了40%。

        但在他看来，减少行政成本并不是厉行车改的最终目的。公车改革是刘捷的探路石子，接下来还要展开更大力度的改革。正如刘捷所说：“公车改革为推动新余全面改革创新提供了支点，凝聚了改革共识，撬动了预算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70后为何“慢了一拍”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曾主持过一项调研，对100多名“70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认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于开拓创新，是70后厅局级干部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年富力强，接受新知识快;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具有国际眼光，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越来越高。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这正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亲历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时期。

        “70后”厅局级干部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参加工作的，在20岁到40岁之间，他们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进程，一路走来，不论是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他们不仅耳闻目睹，很多人更是亲身参与者。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认为，毫无疑问，“70后”厅局级干部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将自始至终秉承改革开放的意识，他们从骨髓中愿意了解世界，不会拘泥守成，这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印记，他们终将以更为开放的施政方式回馈于这个时代。

        尽管如此，在全国332个地级行政区中，仅有23位“70后”地市主官，为何比例如此低?

        首先是一个“70后”干部“断层”的问题。有关部门曾经制作过一个人口结构树，机关工作人员中，“60后”枝繁叶茂，到了“70后”有点像树干，而再往下“80后”又渐渐增多。“70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绝大多数在1992年之后，那个时代，体制内的官员尚且纷纷下海，机关工作自然并非“70后”们择业的首选。

        其次，“70后”在基层的锻炼相对较少，走出校门就进了机关门，经历过艰苦磨练者少，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缺少基层摔打磨练是“70后”在仕途上的一大短板。

        此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干部代际更替逐渐放缓。以“70后”中唯一的副省级官员时光辉为例，时光辉于2013年晋升上海市副市长，此时距离中国出现第一位“70后”正厅级官员(原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廖飞)已经有十年的时间。相较“60后”，“70后”晋升的速度明显要慢一拍。

        现任3名“60后”副国级官员以及十余位“60后”正部级官员中，晋升副部级时年龄最小的是陆昊(时年36岁)，其余大多数都在40岁左右完成副部级的晋升。在44岁之前，胡春华、孙政才、周强以及陆昊都已晋升至正部级。

        另一方面，“70后”官员仕途晋升趋缓，与中央的人事政策调整紧密相关。干部年轻化政策曾经催生了无数官场青年才俊，而今，随着梯队建设的不断完善，干部年轻化的迫切性降低，这就造成70后一代晋升缓慢的局面。而在中央层面，任用具有基层经验的干部则是一种新的用人导向。

        以往年龄“一刀切”伤害了不少干部的积极性，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浪费，所以组织部门在提拔年轻干部上也较为谨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70后”晋升的整体步伐。而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70后”的年龄优势将不再明显，“65后”官员同样保持优势。

        （原载于《决策》杂志2015年第四期，作者夏自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