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30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温州密匙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自此，“温州模式”不仅成为打开温州这个创造了无数改革奇迹的“潘多拉盒”的“钥匙”，更是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他要求：“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为全国作示范。”

        值此“温州模式”3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改革先锋”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模范生”双重身份的温州带给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以下是“创业创新篇”。

        在阿里巴巴杭州滨江总部旁，几名温州大学毕业生从家乡搬来了一家科技企业，公司旗下中国高校第一微信服务平台——“掌上大学”创业项目已成行业翘楚：终端大学生用户突破1000万，日增5万用户，A轮千万级风投即将启动。

        这一项目最初由温州大学2010级学生张良玉念书时在校方鼓励扶持下开发。从下学期开始，该校新生入学将新增一门必修课：创业基础。自2001年起温大就开展创业教育，鼓励、扶持在校生创业创新，开创了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温州模式”。

        今年5月12日是“温州模式”提出30周年，在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温州创业者无疑是先行者、领跑者，并最终成为中国最富裕群体。崛起于那场伟大改革的温州先行者白手起家草根创富的无数故事已经证明，温州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中国模范生。

        对于像张良玉那样的新一代创业者来说，历史早就给今天生逢二次改革大潮的他们库存了熠熠生辉的成功范例。       

大众创富的“人民战争”       

        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启动前后，一波波温州人率先向计划体制发起了敢死冲锋，动因：赚取金钱，逃离贫困。温州人均耕地仅0.41亩，197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5元，整个温州地区仍有2/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受域内传承自南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等重商主义影响，温州人致富思想解放无需动员，也从不畏苦。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曾任新华社记者，在1989年合著出版的《温州大爆发》一书中，他描绘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县，朱幼棣偶遇一位温州鞋匠——挑着担子，一头是补鞋用具，一头是小百货。鞋匠说，开春后，他就挑着沉重的担子，一路追逐马背上迁徙的哈萨克部落，帮牧民补马靴兼卖小百货。在回答是否挣钱时，鞋匠看着满脚的血泡自语：我们是挣血汗钱，卖命钱！朱幼棣用诗般的语句赞叹：“他坚毅，他执着。因为他知道，他追赶的是太阳，是希望。”

        温州人群体性成功创富或始于1977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温州苍南县金乡人却看到了商机：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新生，要多少校徽，有多少利润！临近开学，金乡人涌入一所所高校校长办公室，胸前如勋章般挂满了各式校徽。拿到订单后，金乡镇众多家庭小作坊硬是敲打出了100多万元的校徽销售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使人口仍不能随意流动，而在温州636万户籍人口中，竟有超过200万人在外经商或靠手艺谋生。1982年，温州10万在外购销员靠低价贩运倒卖赚得钵满盆满，成为温州的先富群体。因最早掌握商业信息，温州形成了以商带工局面，以购销员订单为纽带，带动家庭工业迅速崛起，小商品拓展出大市场。1980年代的最初几年，温州已崛起了10大专业市场，其背后，是温州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而同年1月浙江召开首次家庭工业座谈会，统计至上年底，全省从事家庭工业和联户企业的总人数为60多万。可见温州创业者之众以及创富之活力。

        喷薄而起的大众创富“人民战争”背后，温州也迎来了统计学意义上的第一次金钱大爆发。

        据当时官方调查，1986年温州有专业户10.6万户，户均年收入3800元。“东方最大的纽扣市场”永嘉县桥头镇5000余农户中，万元户达4200多户。对10余万购销员的抽样调查显示，年收入万元以上的约为1/3。在全市各著名产销基地，已出现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的财富拥有者。

        这些数字的含金量可以通过另一个统计数字得到对比印证——1986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为1271元。

        十多年后，被冠以温州“炒X团”的巨量资本纵横捭阖全中国，从温州人全民创富的起点，或许早已能找到他们财富积累的“源代码”。       

来一次“人”的解放       

        在中国经济改革潮起潮涌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典型地区非温州莫属。几个温州底层小人物的故事，足以揭示人的解放和底层活力的释放，是解读温州这一创业创新模范生奥秘的唯一“密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苍南县宜山区崛起为全国最大的的再生晴纶产品产销基地，在1983年11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因此盛赞宜山 “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这也是温州乡村工业第一次进入中央高层的视野。据统计，每年流进这里的晴纶布边角料达1.7万吨。这个数字令1990年到宜山考察的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大为惊讶：将1.7万吨晴纶布边角料运进来需要850个火车皮、约30趟专列，他这个部长也一下子调不出这么多车皮指标。加工再生晴纶产品外销全国，又是一个1.7万吨！

        宜山是个“边区”，当时从杭州坐车到温州需10多个小时，清晨从温州坐中巴出发，换乘小船，再换柴油三卡，再坐船，下午才能到宜山。

        不可思议的“宜山奇迹”！而创造奇迹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底层民众，其中包括两个“关键小人物”。

        赵开良，改革初期温州10多万购销员之一。1979年，38岁赵开良的一次采购不经意间改变了日后的宜山。当年6月，他在邯郸一家纺织厂搞到了一批棉布边角料，但被硬搭售了一大堆几分钱一斤的晴纶边角料。

        在宜山街头摆了好几天，晴纶边角料都无人问津。当时宜山再生布原料都是棉布或废棉，再生布的关键是要先用开花机将布重新变为纤维，而处理晴纶等化纤原料时，机器转速一快便会冒烟起火。

        当赵开良自认亏了一笔时，第二个小人物出现了。

        孙阿茶是宜山一个小村子里极不起眼的一位老太太。她摇着用了数十年的古老纺车和织机，不停地纺纱、织布，没有棉花，就用废棉布纺织再生土布。一天，孙老太让女儿上街买废棉布，外行的女儿却买回来一大堆晴纶布边角料。退货人家肯定不同意，扔掉实在可惜。

        孙老太茶饭不思天天琢磨如何把晴纶布头开花再生成纤维。凭借经验和韧劲，终于在转速的临界参数上取得突破。她尝试着用手工对晴纶边脚料开花，又制作了一架简易“开花机”。

        当孙老太忐忑地拿着自己织出的再生晴纶布到集市上时，大家都震惊了：这是什么布？这么光滑柔软。晴纶布？可比旧布废棉织出的再生土布强多了。

        宜山轰动了。乡亲们潮涌进孙阿茶家取经，这绝对是致富好途径。晴纶边角料因工艺处理难题，在国内可是没人要的，价格大大低于废棉布，这意味着再生晴纶利润会翻番。

        孙阿茶不懂专利法，也没想过靠这一“绝活”独自发财。对每一位上门求教者，她都热心指点。就这样，宜山家家户户搞起了再生晴纶加工，山乡响起了上万台织机的轰鸣声。

        1983年春，孙阿茶去世。整整3天，无人通告，无人组织，宜山户户不闻机杼声，山乡几万人都在向这位“当代黄道婆”致敬。

        没有思想桎梏、充满活力，仅仅是在强烈的脱贫致富欲望的驱动下，像孙阿茶那样边角料般“最容易被遗忘”的温州底层普通民众，恰恰成为温州这片土地的创业主角。这是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模范生的绝佳注脚。

        1980年1月，央视每周四晚播出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该剧男主角麦克•哈克斯佩戴的太阳镜随即风靡，并被称为“麦克镜”。这几乎成为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时尚。

        走私“麦克镜”一度如潮水般涌进国门，但很快完败于温州本地产的太阳镜。打败走私太阳镜的“关键先生”也是位底层小人物——温州一家动物标本出口小厂的技术员富长根。

        1980年秋广交会期间，富长根在广州街头目睹了火爆销售的走私太阳镜，萌生仿制念头。当年10月，他在温州第一个贩卖自制的太阳镜，因镜架上的几处粗糙部位技术不过硬，很长时间只卖出三副。但认准了的富长根继续埋头改善工艺，并与亲戚合股创办“东方综合厂”，1983年，富长根的太阳镜订单爆仓。对财富的渴望使“偷”技术机密者蜂拥而至，太阳镜生产技术不久扩散开来。温州迅速兴起从业者达数万人的庞大的太阳镜生产流水线，最高时整镜日产量近40万副。温州成了全球最大的“东方眼镜城”，走私太阳镜狂潮随之消退。

        赵开良、孙阿茶、富长根，温州呈现的鲜活事实表明，人——尤其是千百万底层民众——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失败的。

        在温州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一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       

每一天都是“新”的

        从无到有，从仿制到替代，小商品闯出大市场，温州底层民众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创业，往往闪烁着创新的智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乡村“以商带工”崛起了十大专业市场，产品行销全国，这是新中国从未有过的商业模式“万众创新”。1985年前后，有乡村专业市场与产销基地作为坚强后盾的温州人开始侵入城市商业体系：承包全国各地的城市商场柜台。这即使在10年后也是不被政策允许的。但这难不倒精明的温州人，“厂商联营”、“引厂进店”等新模式一一被发明。

        在中国改革史上，温州民众创造出了太多的“第一”：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每一天都是“新”的。1986年2月，77岁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考察温州时曾感慨：“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支撑这些“温州创新”的主体，同样是无数赵开良、孙阿茶式的底层小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胆大包天”的王均瑶。王均瑶并不是生意做得最大、最成功的温州商人。但正是他，将温州创业创新的草根时代推向了名人时代。异想天开的王均瑶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脸谱，王均瑶的包机“创新”成就了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图腾。

        王均瑶和赵开良是小同乡，苍南县金乡镇人，购销员出身的他主要业务点是湖南长沙。1991年春节，25岁的他与一帮生意朋友从长沙包车回温州过年。途中他突发奇想：我能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长沙一带的温州商人有1万多人，如果开通一条空中航线，还愁没人坐？

        过完年，王均瑶直奔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员被吓着了，什么，私人包飞机？还是个嘴上没毛的农民？但方案很诱人。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每周两个航次。他必须按飞行架次、里程上缴营运费，并提前支付承包款，盈亏自负，民航部门包赚。紧闭的门开了一条缝。

        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瑶“包”了的客机从长沙起飞，1小时30分钟后降落温州机场。首次包机后，王均瑶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但结局可谓惨淡：温州至昆明航线半年亏损230万；深圳—义乌—北京航线2年巨亏500万。

        王均瑶并没有倒下，而是继续弄出更大的响动：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入主垄断性民航主业的私营企业；宣布投资6亿元收购并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

        2004年11月7日，38岁的王均瑶因晚期肠癌病逝，旗下均瑶集团总资产35亿元。斯人已去，但其创新精神仍激励继承者前行。2006年9月25日，均瑶集团全资控股的民营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成功首航。

        今年1月29日，上海首家、国内第二家民营银行华瑞银行开业，均瑶集团作为两家主发起人之一，成为控股30%的最大股东。在最为艰难的金融创新改革领域，温州人依然大胆破冰。

        同样的改革起点，同样的改革政策，为什么温州民众总是“敢为天下先”，总有创新奇迹发生？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考察结论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切根源，在于其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与此相呼应，在激情燃烧的改革年代，温州的地方政府总能尊重、宽容民众的首创精神。这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执政理念，与民众的无限创造冲动交相汇流、风云激荡，创业创新的奇迹便如同一幅壮美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肆意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