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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不再”源于自我瓦解,非新文化运动之过

蔡志栋 /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2015-05-12 12: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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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纪念活动逐渐多起来了,正如上海的天气,越来越热。某专家表示,今日孝道不再、视离婚为平常现象,与新文化运动不能说没有某种遥远却内在的联系。看来,新文化运动又要蒙受恶名,经受洗礼了。只是不知道剩女过剩,是不是也要新文化运动负点小责?——姐姐妹妹们,不要再看《相约星期六》,赶紧向新文化运动开火!只是我有一个研究女性文学的朋友告诉我,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侧面是,男性借着自由恋爱的名头四处猎艳。只是我后来才知道,她是离异的,独自带儿子生活。

        只是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某种遥远却内在的联系”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已经被告诉过不知多少遍:世界是有联系的。那么联系就是不可避免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一百年前,那当然有点遥远。

        还有朋友质问:“孝道不再”只是个别现象,某专家以偏概全,问题意识堪忧,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论述也堪忧。还是洗洗睡吧。

        这句话促发了我的一点阅读心得。我的跟帖是,即便孝道今日果然不再,那责任恐怕也不能全栽在新文化运动的头上。已有研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孝道是自我瓦解的。

        支持这个论断的是我近日阅读的商伟所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一书。这本书比较特别。它以《儒林外史》作为研究对象,但考察的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把《儒林外史》当做思想史的文本。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采用的主要是论述性的文本,这本书却把《儒林外史》看作是以叙述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史的内容。初读起来颇为怪异,但读后三个月,齿颊留香。当然,这当中也存在着张力,那也是我阅读时一再发问的:如何判定文学作品和现实思想之间的对应性?在思想史研究中,如果把文学作品当作可信的解剖文本,如何处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在此书中,作者认为礼具有两歧性。所谓两歧性是我的概括,指的是礼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借用作者的话说是“二元礼”,另一种是“苦行礼”。

        作者认为,“二元礼的基本特征是,它在俗世中确认神圣,因此既是道德的,也是功利的;是象征性的,同时又是工具性的。儒家的礼仪世界是一种理想的规范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社会地位与等级被理解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责任关系与道德义务,并且最终与宇宙的自然秩序相一致。但是,这样一个神圣的、‘自然的’规范秩序,同时也形成了政治关系和现存秩序的基础,它的运作与社会交换、协商及权力操纵紧密相连。”(第17页)

        说得通俗点,二元礼指的是礼所具有的二元性。一方面礼构成了成就理想人格的基础,因此它是神圣的,是真实的,是与人的内在生命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如果在此借用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那么人从与动物无二的“自然境界”上升为“道德境界”,乃至与天同一的“天地境界”,离不开实践礼。反过来,在礼的问题上有所闪失,就会从高级境界堕落为与禽兽为伍。另一方面,由于礼通过制度化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是儒家的制度化的一大表现,因此,遵守礼就可以获得从政治到经济乃至话语各方面的权力,最起码,能够吃上好饭。显然,如此一来,一方面由于对礼的遵守伴有丰厚的利益奖励,所以容易引导人们遵守礼;另一方面,恰恰由于各种利益后果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对礼的遵守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伪虑。“履行礼仪义务本身既可以是出自道德冲动,也可能是为利益所驱使。”(第17页)危机因此而出现。作者认为,《儒林外史》描述了大量的礼方面的二元性、虚伪性。在此恕不一一例举。

        我所谓的孝道的自我瓦解,便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孝道在原始儒家那里本来是出于真心。《论语》记载,孔子主张三年之丧,其徒宰我认为时间太长。孔子就问他:你安吗?宰我说:安。孔子没办法,就说:你觉得不守三年丧心安那你就不去守好了。在这个故事中,孔子通过“安”这个字揭示出了孝道应是出自真心的维度。但我们都知道,后来随着儒家的制度化,举孝廉成为了获得出身的终南捷径。这就很难避免作假。俗语所谓“举孝廉,父别居”说的就是这个现象。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此书主要论述写于清代的《儒林外史》,但是,孝道的危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

        与“二元礼”相对,作者认为还存在一种“苦行礼”。“苦行礼基于儒家的家庭伦理,但在观念和实践方面走得更远。具体来说,也就是在儒家思想框架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到对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否定和拒斥。这一点至为关键。因为苦行礼通过摆脱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将以血缘为基础的儒家伦理绝对化了,今儿在世俗世界内部寻找超越。”(第21页)作者认为,吴敬梓推崇的恰恰是苦行礼。

        结论似乎是,“苦行礼”是儒家伦理的出路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伦理能够自我维系下去,而不可能产生瓦解的担忧。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儒林外史》中作为“苦行礼”的物质表征的泰伯祠最终是以败坏的面貌出现的。“《儒林外史》却没有结束于对泰伯礼的简单认可和肯定。相反,它以精致而微妙的方式,修正了泰伯礼所体现的礼仪化世界的图景,甚至对这一图景提出了质疑。”(第161页)

        难道此路亦不通?

商伟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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