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晚年思考集出版:“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澎湃讯

2015-05-12 17: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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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黄仁宇《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收录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文字,可谓黄仁宇晚年学术思考的结晶。黄仁宇书中以其独特的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观,透视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讨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该书搜集增补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四个共识 :对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建议》《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不再是个谜》四篇,其中后两篇为首次公开发表。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其中的《中国不再是个谜》。黄仁宇表示,“我抱着审慎的乐观来看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中国最近的发展也许重新激活了许多人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国家真是不可预测!的确,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巨变即将来临,但尚未达到最终稳定的阶段。如果我们在短暂的视野里评论这些事件,我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让自己略微远离事发现场,那么这幅景象就决不会模糊不清。二战期间以及其后,我曾在蒋介石的军队里服役,担任一名下级军官。我也有一些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或其后成为共产党员的朋友,有几位后来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官显要。然而,我在国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反思,才明白了一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只有通过“大历史”的视野才能理解。
       传统中国像一块潜水艇式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 “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科举考试定期从社会底层挑选出少数成功的举子,使之获得成功。反之,也筛除一些无用的人,使之重回底层,形成向下的社会流动。只要中国保持着封闭性和非竞争性,这个以令人乏味的农业稳定性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基本组织就能永存下去。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的面前,人们发现这种组织与潜水艇式三明治里的莴苣和蛋黄酱一样,根本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
       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现代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商业系统”上的。信用的普遍展开,代理经营,包括运输、通讯和保险等服务设施的共享,这些共同促进产生了一个不断增长的雇佣和所有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能参与。当中国面临承受这种新的压力的时候,一个多世纪的骚乱和暴力随之发生。甚至可以说,这些骚乱和暴力之所以在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里发生,是因为对将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加以改组的技术难度估计不足而造成;如今看来,这个过程却是历史的必然。
       仅仅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国民党才敷设了一个新国家的上层结构。当然,它也是因缘际会、临时凑合而成。当我还是国民党步兵团里的一个排长时,我们常常步行行军,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路上,我们没有看到一辆摩托车,一部电话,一个网球场,一处诊疗所,或者一份报纸。在内陆省份的许多地方,完全没有现代商业。乡村经济只在村庄院落里进行。大地主和遥领地主很少,而抵押和高利贷就在农民彼此间转让和进行。
       为产生突破,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新的下层结构。他们的策略是让国民党保护中国不受外敌的侵犯,而他们自己暂时完全远离城市文化。在土地改革期间,大约有300万到500万人丧失生命。但是,在每一个村庄,穷苦农民的同盟组织起来了,成为农会赖以有序建立的核心。接下来,农会为村委会提供了组织基础。然后,党的地方支部成员接受村民们的详细审查。除非该成员在意见听取会上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否则他就会被拒之党的门外。这种安排体现了共产党所提倡的“人民主权”的主张。
       这种主张是否合理正当,无关紧要。土地改革之后,清洗随之展开。清洗彻底废除了新社会成员之间的债务,赋予人民共和国以充满新鲜活力的农民大众,而这种情形在帝制中国或者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农业公社迅速建立起来,而且正如现在所发生的一样,又在没有引起纷扰的情形下予以解散,这些事实反映了掌权者控制的强度。今天,中共自称拥有近4000万党员,不过,其中相当多的人仍是文盲。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社会尽管紧凑坚固,但依旧是一个潜水艇式三明治。在毛泽东的各种试验期间,不断暴露出中国社会依旧缺乏灵活性。“文化大革命”以后,如果中国希望完全赶上西方的富裕和多样化,在组织程序上很明显将要实施一套不同的制度性联系。实际上,领导人X—Y—Z……的作为就趋于这个方向。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姿态被舍弃了。公社所拥有的土地租给了私人去搞生产。国民经济迅速展开多样化经营。鼓励对外贸易,公开吸引外国投资。经济上的放权如此之大,以致两年前海南岛被要求尽其所能筹集工业和商业资本,明显是希望将它变成另一个台湾。地方官员对这一指示生搬硬套。他们建立农业银行,发行债券,用来收购大陆公司手里的外汇(大陆公司的进口业务是受到限制的)。接着,他们大量进口汽车和奢侈品,冠以“二手货”的名义,卖往大陆来获利。地方政府的舞弊行为如此明目张胆,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中止方向错误的自治……供求定律将决定一切。
       这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已经成熟起来而放弃了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无论如何,这些典型的主义标签只是理论家发明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几乎很难符合任何一个标准。显然,如果这个国家将倾其全力发展工业和商业,那么数量如此之多的国有企业必定被私营企业挤掉而退居二线、三线。不然的话,为什么仅仅数周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忙于讨论制定新的《破产法》?情况正是如此……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将诞生于多元化的经济之上。如果你给应急修理工人的家里安装了电话,他们的妻子马上就会打电话,给孩子们安排聚会活动。随你愿意,称呼他们为资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者都可以。毕竟,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这条真理的提倡者正是马克思本人。       ……
       许多西方人……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西方的公民权是来源于自治城市的特许权。只有在经济上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之后,这种当初只是赋予城市居民的特权才扩展到全体人口。然而,中国必须一开始就面对数量巨大的农民,而他们只能接受整体控制。而且,在参加争取自由的运动中,中国人可能考虑从美国得来灵感。没有谁告诉他们,美国在建国期间面对的是非常有利的形势。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之前,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融合在英国已经进行了将近100年。因此,美国的农业设法与工业和商业保持了一致。这个体系还因拥有实质性的发展空间而得以成功。迟至1862年,宅地法仍能许可在公共土地上劳作的每个家庭以低价购买160英亩的土地。即使有这样的有利条件,美国仍遭遇了谢斯起义、威士忌酒反抗、州对联邦法令的拒绝执行和长达4年的南北内战。此外,在货币、银行业、反托拉斯法案、国内贸易以及社会与劳动立法上都存在着争论。从这些争论中,产生了大量的民法和商法。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视这个国家能得以货币化管理而定。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中国人在放弃食品价格补贴上仍面临巨大的困难。从自由市场上买煤,所费大约是政府供应价格的6至7倍。单上海一个城市就有300万辆自行车。它的公交车每天要运载1500万名乘客,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超过100万的知识青年以前被送往乡村或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如今返回这座城市。如何安置工作,如何供应农产品,这些都成了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因为中央的计划体制而产生。多数问题都根源于数十年前的不均衡发展。当时,现代法律以西方为参照,绝少关注偏僻的内地,故仍然只在沿海城市有效,对大部分地区都不起作用……
       总的来说,我抱着审慎的乐观来看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暂时性的后退自在预料之中。然而,过去模糊不清的,现在已经变得明晰。问题多多,但是可以理解。我的信念不在于对任何掌权者的赞美,也不在于任何政府的一贯正确,而在于历史长时段的合理性。从这个有利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坚定的进程。可以预期,这不仅将能提高生活水平,而且将在发展商业的过程中建立起标准和程序,使得这个国家能够进行货币化管理。
       《中国不再是个谜》由图书责编徐卫东先生根据黄仁宇先生英文打印件的复印本译出,该文应撰于 1987 年。
责任编辑:马睿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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